论屈骚中的巫文化语言密码

楚国“信巫而好祀”，研究屈骚及屈原其人，在那个巫史并峙于朝的历史区间，实在不应该谈巫色变，排斥那个时代的巫文化的渗透与影响。巫、巫官有其特定的语言，巫文化有其恒绵的内蕴和广袤的氛围。当我们穿过两千多年的历史隧道，再审读屈骚的瑰丽伟辞时，就会发现在屈骚中缀满了巫文化的语言密码，就会产生一种清醒的理念：屈骚是屈原在南楚巫文化基础上进行的天才艺术的再创造。     

试论柳宗元对屈原的接受与继承

屈原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更是中国人文精神、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相似的时代环境和人生经历,使柳宗元对屈原有千年一遇之感。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就极力追慕屈原,他的政治追求是对屈原＂美政＂理想的继承和发扬;他的文学创作师法屈原,是对屈骚的继承和发展。     

论屈原早期创作特色

这是作者从屈骚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轨迹角度研究屈原的系列论文之一。全部屈骚，是屈原不同时期政治处境、生活境遇、心态变化的审美物化形态。而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则是一个动态的整体系统。探讨其间的联系与发展轨迹，则不仅有助于科学判定屈原作品的特定序位，判断其创作时间及它们各自在屈骚整体中的位置，而且有助于全方位认识屈骚的创作个性。基于这种动态的考察，本文将屈原创作分为两朝、三期、五个阶段这三个层次。屈原的创作是以《桔颂》为发轫的。其中以道自任的人生理想，追求至善至美的精神，其句式、结构、象征手法，都发轫于此而贯穿了屈原创作的始终。《桔颂》清新丽朗的风格，则正体现初期创作特点，与昂扬奋发时期的心态相适应。《惜诵》是屈原早期创作第二阶段的重要标志。屈骚个性化的抒情诗从《惜诵》开始，是屈原第一首辩诬抒愤之作，更鲜明体现了屈骚本色。《桔颂》、《惜诵》都奠定了屈骚艺术个性的因子，为以后两个时期三个阶段的创作的发展、完善奠定了根基     

屈原是中华文化精神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毛庆楚辞研究述评

毛庆是中国屈原学会发起人之一,现兼任该学会名誉会长。他研究屈原与楚辞三十余年,撰写出版了《屈骚艺术新研》、《诗祖涅槃——屈原和他的诗》、《屈骚艺术研究》、《屈原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等专著,发表楚辞研究论文数十篇,思维独到,观点新颖。他将多学科知识融入楚辞研究之中,成果丰硕,自成体系,是当代卓有成就的代表性楚辞学者之一。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与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患,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     

模拟中的解释: 论《楚辞章句》中的汉代拟作

<楚辞章句>中收录了许多汉人模拟屈骚的作品,这些拟作在艺术水准上与屈骚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楚辞章句>的编纂者将它们收入,符合汉代经学的编纂体例.更重要的是,这些拟作体现了汉人对屈骚的理解,其中一批作品将屈原塑造成为正道直行、眷恋故国的道德楷模,这批作品大致在西汉中后期被结集,流传至东汉,王逸对其进行了修订增扩,最终形成了<楚辞章句>这部楚辞学最重要的选本.这个选本广泛流传,它的阐释倾向抑制了对屈骚的其他理解,深刻影响了从汉代至今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基本认知,并最终完成屈原和楚辞的经典化塑造.     

论陈子昂对屈骚的接受

陈子昂与屈原有相同的文化思想品格,但缺少屈原的怀疑精神;接受"发愤抒情"的文学传统,却没有屈骚"忿怼之极"的强烈之情;托香草美人以抒情言志,本于诗人悲剧命运的相似性,人格心理的认同感.故陈子昂对屈骚既有接受,也有变异.     

屈骚精神亘古常新

先觉者、奋斗者的孤独感、危机感,是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作品的基调与主旋律,也正是"屈骚精神"的魅力之所在.如何认识、评价屈骚精神,我认为以下几点是不可少的:一、美政理想;二、特立独行;三、爱国情怀;四、历史影响.总之,把两千年间不绝如缕的屈骚精神、屈骚传统诠释明白,条理出经验和教训,为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提供参照和借鉴,应该是21世纪中国楚辞研究界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     

从汉儒评《骚》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楚辞的代表人物屈原及其作品在汉代曾引起广泛的争论,尽管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对屈骚的评价有褒有贬,但他们的批评取向却十分一致:这就是竭力将屈骚评论纳入经学的轨道,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作为屈原人格及其作品思想性评价的根本准则,以至于从根本上遮蔽和消解了屈骚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和艺术特色.因此,汉儒对屈骚的接受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对两汉文学接受的这一异化现象进行认真的考察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此期文学接受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屈原学专用名词术语汇释(楚、屈)

一、楚、楚辞、楚辞体、《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二、屈、屈原、屈子、屈骚、屈赋、屈宋、屈原学     

屈骚艺术特质发微──兼论屈原艺术思维的独创性

任何作品都是艺术思维的外化形式。因此，对屈骚艺术特质的把握，必须从这一角度入手。屈骚的艺术特质──富有表现力的意象群，对巫术形式的自觉运用，对神话内容的大胆改写，象征系统的创立──正是屈原卓绝千古的艺术思维生成外化的结果。对屈原作品的解读，也不能脱离这一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某些令人深感困惑的理解上的偏差。     

李白诗源骚的文化审美依据

李白“深入骚”,其诗歌创作与屈骚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李白与屈原都有尚用的精神,并有相同的人生经历与情感历程,都是悲剧性人物,他们的悲剧精神体现在对君的“怨”与“恋”的双重文化性格中,而且在审美特征上同样表现有“惊采艳艳”的浪漫艺术精神,所以说,李白诗源骚既有其文化依据,又有其审美依据。     

《辨骚》四辨

古代文论巨著《文心雕龙》为主“依经解骚”。尽管刘勰内心激赏屈骚的巨大艺术成就 ,但由于遵循“原道”、“宗经”的宗旨 ,他无法对楚辞的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屈原的行为价值、人格魅力乃至楚辞文化的整体价值 ,作出公允的评判 ;刘勰以“雅颂”的准绳 ,试图清理屈骚中“异乎经典”的“荒诞”成份和“楚文化”因子 ,而这恰是楚辞最具光彩的东西。结果由“辨骚”滑向了“废骚”边缘。刘勰的尴尬并非孤立现象 ,传统中国楚辞学历两千年而缺乏创意、成果单薄 ,愧对高耸入云的楚辞文化 ,盖在于历代学者都囿于正统儒学价值观而管窥楚辞的缘故     

论屈原中期创作特色——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轨迹之二

本文是作者研究屈骚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的系列论文之二。是《论屈原早期创作特色》的续篇。对屈原中期创作做了全方位动态考察。汉北“三年”之放是屈原创作高峰。此期屈原传世作品最多、质量最高、最能体现诗人艺术个性。本期创作分四个发展步骤：（一）《九歌》。其写作目的有三个不同层次，产生三种不同效应，是民俗本源、国事寄托、身世感喟隐显有别的立体化主题。较诗人以往作品更多地体现了个性特征。（二）《思美人》、《抽思》。屈原“恋君情结”滥觞于《九歌》，发展于《思美人》、《抽思》。这两篇愈趋成熟地体现了屈骚个性特征。“香草美人”象征体系、两段一“乱”结构、沉郁缠绵风格都基本定型。（三）《离骚》。它最能体现屈骚个性特征。忧愤深广的情思，直陈其事、香草美人象征体系、神话故事化系统虚实相生的三维构思和表现手法，回环往复“三致志”抒情方式，沉郁顿挫、风逸缠绵、刚柔相济风格等等，都达到了屈骚艺术成就的极致。（四）《天问》。它是哲理抒情诗。情韵淡化、思理深化，显示出屈骚艺术风格变化的新趋势     

论《诗》《骚》审美追求的差异性

<诗经>与屈骚在审美追求上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从艺术真实的呈现、诗歌形式的创造与抒情意象的营构三个层面对二者加以比较与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屈原在美学理念上对文学本质、艺术表现力与抒情意象建构等问题的把握更具有强烈的自觉性,这也正是屈骚之所以能够超越历史时空引起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人们普遍共鸣与激赏的魅力所在.     

伤逝惜原,抒愤托骚——贾谊《惜誓》综论

汉世即已流传天下的骚体诗作《惜誓》,可以认定为贾谊之作。东汉以来怀疑和否定《惜誓》为贾谊之作的三条主要理由,实际上难以成立。《惜誓》当作于贾谊被疏之后、任长沙王太傅之前,亦即文帝二年(前178)年末。《惜誓》的题意,乃悲哀远去。贾谊作《惜誓》,旨在代屈原立辞,抒写屈原被放逐而离别国都的悲愤和欲高蹈远游却牵念故乡的情怀,同时寄寓了自己被疏离而将远去的愤慨。《惜誓》在思想内容上,主要体现为爱国情感、愤世心绪和见疏哀怨;在艺术表现上,主要体现为骚体诗风、瑰玮境界和奔放气势。《惜誓》反映了贾谊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虽然难与屈骚的成就伦比,却也深得屈骚遗风;还反映了汉人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开创了汉人拟骚诗的传统。     

论屈原创作的“异采”美

屈原作品在美学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典型形象的“异采”美。我们读屈原作品,必须紧扣一个“异”字,才能淋漓尽致地感受到作品深层的意蕴美和形式上的创造美。屈骚的“异采”美,是战国后期我国社会审美水平发展的必然结果。     

“酌奇而不失其真,翫华而不坠其实”——从《辩骚》篇看刘勰的骚论思想

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骚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文学派别,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历代文论家经常讨论的热门话题。但是尽管对屈原及其《离骚》的评论文章可谓汗牛充栋,我国古代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辨骚》篇中的观点却仍为其中最精辟的见解之一。那么,刘勰在这篇文章中到底是怎样地评论屈原及其为代表的骚体文学呢? “奇文郁起,其《离骚》哉！” 首先,作为文艺理论家的刘勰,热情地赞扬了屈原及其作品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高度地肯定了骚体诗人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     

宋玉赋《高唐》《神女》的底蕴

屈、宋并称,自古而然。《文心雕龙·辨骚》即言:“屈宋逸步,莫之能迫。”同书《时序》则谓:“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刘勰对屈、宋的评价,大致从作品的艺术性着跟。后来,大诗人杜甫更称:“窃攀屈宋宜方驾”(《戏为六绝句》);“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才”<《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等等。总之,对屈、宋是等量齐观的。 屈赋论著夥矣。现在,我们且从巫文化和性文化视角探研宋玉《高唐》、《神女》二赋。     

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与修复

宋代儒学的全面复兴,使屈骚精神中不合儒学《中庸》的言行受到贬议,从而表现出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而宋代朋党之争造成的处穷群体的存在,又使宋人对屈骚精神的政治与社会价值产生认同,从而使屈骚精神得以修复。文化与政治的合力使宋人在对屈骚精神排斥与吸纳的过程中,又对屈骚精神进行了重新建构,使屈骚精神在宋代适应了儒家文化的要求与宋人的审美趣味,从而表现出宋代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