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散文与屈骚

我们若将《诗经》与《楚辞》(以屈原作品为主,故以下简称屈骚)略加对照,会发现,两者在语言形式上有十分显著的差异,前者篇幅一般比较短小,句式相对整齐,大多以四言为主,而后者篇幅显著加大,出现象《离骚》这样的宏篇巨制,句式参差,除部分诗篇是四言为主外,其余均为长短不一的杂言;后者的这种形式表现,人们称其为“散文化”。 何以先秦时代的诗歌在继《诗经》之后,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产生了具有“散文化”倾向的新诗体呢?这当中的原因有多种。首先,时代风气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诚如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的:“周室既衰,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游说之风寝盛,纵横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竟为美辞,以动人主。……     

屈骚意象论

《诗经》与屈骚是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它们以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诗歌创作的艺术表现,奠定了我国诗学的基础.其中,诗歌意象的建树,对后世影响甚大.这里,拟对屈骚意象的内涵作一初步的分析.     

屈骚精神亘古常新

先觉者、奋斗者的孤独感、危机感,是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作品的基调与主旋律,也正是"屈骚精神"的魅力之所在.如何认识、评价屈骚精神,我认为以下几点是不可少的:一、美政理想;二、特立独行;三、爱国情怀;四、历史影响.总之,把两千年间不绝如缕的屈骚精神、屈骚传统诠释明白,条理出经验和教训,为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提供参照和借鉴,应该是21世纪中国楚辞研究界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     

唐人祖述屈骚探微

明代李梦阳出于复古心态反思唐代赋学而提出"唐无赋"之说,实则忽略了有唐一代辞赋的发展.宋本《文苑荚华》的《杂文·骚》类辑录骚体赋四十二篇,又《杂文·问答》亦辑录九首骚体作品.数量虽不是最多,但骚情意绪,愁思郁结,正是唐人对楚辞骚体形式的再创与延续.其中更不乏对屈原的惋惜与追念,如柳宗元作《吊屈原》、刘蜕作《吊屈原辞》均是对屈原其人的直接伤悼与追惜.     

汉代拟骚诗对屈骚主题的重现与衍变

汉代拟骚诗是对屈骚的传述之作,再现和揭示了屈骚部分思想主题及艺术蕴涵,然受时代思潮、个人经历、思想情感的影响,发生了表现重心与格调的衍变.拟骚诗对屈骚的解读与楚辞评论共同深化了汉代楚辞接受.     

屈骚探“意”

“意”或曰诗意,诗之真意,诗意之真,等等,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境界,最深内核.自易、老、庄、骚迄今,源远而流长.得“意”,方得中国古典美学之“真”与“正”,本文探讨“屈骚之意”,意在深入思考中国美学之“意”,并体现中华各民族文化之本真.     

《庄子》与屈骚意象比较

《庄子》和屈骚都以繁多的意象著称，大量的意象形成意象群。总体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同：一者不避恶俗，一者尊崇高贵；一者以天然为美，通过“道”连结在一起；一者以修饰为“美”，通过情感联系在一起；一者以主观创造者居多，一者多是楚文化的产物。这些区别是由于各自的出身经历、价值体系和创作心态等不同造成的。     

屈骚精神的历史演变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及其作品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历代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屈原及作品进行了多层次的评价。在这些评价中,我们发现其间存着许多分歧,每位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褒扬和贬责各有不同。认真寻求他们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分析出产生这些问题的缘由,对进一步研究屈原及作品会有极大的帮助。     

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与修复

宋代儒学的全面复兴,使屈骚精神中不合儒学《中庸》的言行受到贬议,从而表现出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而宋代朋党之争造成的处穷群体的存在,又使宋人对屈骚精神的政治与社会价值产生认同,从而使屈骚精神得以修复。文化与政治的合力使宋人在对屈骚精神排斥与吸纳的过程中,又对屈骚精神进行了重新建构,使屈骚精神在宋代适应了儒家文化的要求与宋人的审美趣味,从而表现出宋代的特征。     

论戴望舒诗歌与屈骚的艺术联系

戴望舒的诗歌是西方现代派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双向催生、共同化育的结果,前者使戴望舒的诗歌获得了超越传统的现代品质,后者则使戴望舒极具现代感的诗篇拥有一个传统文化的深广背景。在这个背景上,屈原《楚辞》描下了浓重的一笔。一、语词和意象的吉光片羽现代诗人戴望舒在运思立象时对屈骚的语词意象多有借鉴。最典型的是他的名字,这是关于诗人与屈骚联系的一个最直接的例证。诗人原名梦鸥,“望舒”是他在开始文学生涯后为自己取的笔名。《离骚》便是这个笔名的渊源所在:“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不仅戴望舒,当时与戴望舒、施蛰存…     

屈骚精神与中国山水诗的审美情感

中国山水诗的历史蕴涵深刻而丰厚。在人和自然的审美关系领域中，人们注重诗情的提炼与铸造，赋予客观山水以丰富的生命情调和审美品格，透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寄托着诗人拯济苍生的人生理想和实现自我的进取精神，也表达出壮志难酬的幽愤与感伤。这一充盈的诗性意趣与人生境界，与屈骚精神的习得与弘扬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表现出一种极强的历史传承性。诗人们在进行山水诗创作时，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熔铸屈骚精神及自身的生活感受，力求创变，从而形成影响深远的中国传统诗歌美学风范。     

试论船山咏物诗中的屈骚传统

身为三楚才子,亡国孤臣,船山的人生幽愤与屈原可谓千古同调。在船山的诗歌中,代表其最高成就的咏物诗受屈骚影响尤为深广。本文从创作精神、思想内涵和艺术手法三方面出发,分析二者所蕴含的共同的文学品质,发掘在共同文化哺育下两位末世才人人格与追求上的暗合与默契,揭示传统民族精神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和在新的时代所绽放的异样光彩。     

论陈子昂对屈骚的接受

陈子昂与屈原有相同的文化思想品格,但缺少屈原的怀疑精神;接受"发愤抒情"的文学传统,却没有屈骚"忿怼之极"的强烈之情;托香草美人以抒情言志,本于诗人悲剧命运的相似性,人格心理的认同感.故陈子昂对屈骚既有接受,也有变异.     

罗敏中《屈骚与宋代爱国文学》评论

罗敏中先生是楚辞研究的知名学者,尤以创新思维见称。他的专著《屈骚与宋代爱国文学》是一部阐微抉幽、新人耳目的力作,以其三大创新成果、两大著名论点活跃于学界,推动了学术的创新研究。     

论屈骚中的巫文化语言密码

楚国“信巫而好祀”，研究屈骚及屈原其人，在那个巫史并峙于朝的历史区间，实在不应该谈巫色变，排斥那个时代的巫文化的渗透与影响。巫、巫官有其特定的语言，巫文化有其恒绵的内蕴和广袤的氛围。当我们穿过两千多年的历史隧道，再审读屈骚的瑰丽伟辞时，就会发现在屈骚中缀满了巫文化的语言密码，就会产生一种清醒的理念：屈骚是屈原在南楚巫文化基础上进行的天才艺术的再创造。     

上博简类楚辞作品与屈骚比较探析

《上博简(七)》中的《凡物流形》与《上博简(八)》中的《李颂》、《兰赋》、《有皇将起》、《鶹鷅》五篇文献,整理者将它们归为楚辞类(体)作品。这几篇文献的释文一出版,便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且多数研究者认为这几篇文献与屈原作品有着相似性关系。我们认为上博简这五篇文献与屈原作品比较,不论是从艺术表现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差异性远大于相似性。相似性只表现在《李颂》与屈原《橘颂》的写作形式和表现内容,及《凡物流形》前三章同《天问》的问句形式及内容上。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与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患,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     

屈骚中的"自疏"与隐逸文学的萌芽

屈骚中曾多次流露出"自疏"的情绪,这是诗人在君昏世浊、美政理想不得实现的困境中,经过激烈的内心冲突之后所作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大致而言,屈子之"自疏"又包括"退修初服"与"去国远游"两大内容,比较接近于儒家隐逸思想.尽管诗人最终是"死而不容自疏",但若从隐逸文学史的角度看,屈骚中的"自疏"还有渔父形象及其"设词以寄意"的文学表现方法都影响到后世隐逸文学,可视之为隐逸文学的萌芽.     

论屈原中期创作特色——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轨迹之二

本文是作者研究屈骚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的系列论文之二。是《论屈原早期创作特色》的续篇。对屈原中期创作做了全方位动态考察。汉北“三年”之放是屈原创作高峰。此期屈原传世作品最多、质量最高、最能体现诗人艺术个性。本期创作分四个发展步骤：（一）《九歌》。其写作目的有三个不同层次，产生三种不同效应，是民俗本源、国事寄托、身世感喟隐显有别的立体化主题。较诗人以往作品更多地体现了个性特征。（二）《思美人》、《抽思》。屈原“恋君情结”滥觞于《九歌》，发展于《思美人》、《抽思》。这两篇愈趋成熟地体现了屈骚个性特征。“香草美人”象征体系、两段一“乱”结构、沉郁缠绵风格都基本定型。（三）《离骚》。它最能体现屈骚个性特征。忧愤深广的情思，直陈其事、香草美人象征体系、神话故事化系统虚实相生的三维构思和表现手法，回环往复“三致志”抒情方式，沉郁顿挫、风逸缠绵、刚柔相济风格等等，都达到了屈骚艺术成就的极致。（四）《天问》。它是哲理抒情诗。情韵淡化、思理深化，显示出屈骚艺术风格变化的新趋势     

祖骚与非屈－－元代屈原接受史片论

元代对屈原的文学接受活动在两个向度上展开。元赋的“祖骚”既有明确的理论倡导,更体现在创作实践中,它是对屈原文学成就的肯定;散曲的嘲屈是对屈原处世态度、立身准则的否定,这一倾向的形成既有纵横向历史文化原因,也与文体的内在规定性密不可分,反映了元代特有的审美风尚和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