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述给予对象的介词短语及其蕴含句

表述给予对象的介词短语蕴含句是由给予对象作间接宾语的双宾句转换生成的,其谓核动词具有[+给予]的语义特征,可由"给予"义和"移送"义动词充当;标记给予对象的介词只能是"给",给予对象则具有[+受领]的语义特征;其句法主语既可指称人或物,也可指称行为事件,常用作施事、当事题元;宾语则均指称给予物,常作受事、涵事题元。     

《金瓶梅词话》中介词短语的句法分布情况

<金瓶梅词话>中介词短语的句法分布情况,无论从介词的数量,还是从用例的数量来看,介词短语的句法位置主要是以前置为主.<金瓶梅词话>中介词短语句法分布是由语义、句法、语用、语篇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趋势的角度来看,后置介词短语比例逐渐下降,前置介词短语比例将逐渐增加,且有继续前移的趋势.     

"在/用/把"字短语连用的格式

"在/用/把"字短语连用有以下三种格式:1."用/把"字短语位于主语和动词之间,"在"字短语紧跟动词之后。2.三个介词短语同处于主语和动词之间。3."在"字短语位于句首,"用/把"字短语位于主语和动词之间。由于介词短语的位序不同,三式中,动词的类别,补语的类型,"在"字短语的语义指向和语法功能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而制约它们在句中位序的原则是:事理因果原则、属从原则、凸显原则和语篇原则等。     

论现代汉语表示目的的"来"

在现代汉语中,"来"有表示目的之用法.但只有用以连接分句的"来"才真正表示目的,而用在介词结构与动词短语之间的"来"以及连动句、兼语句中的"来"不表示目的,其作用是凸显前边表示方法、手段、途径的状语,可以看作是焦点算子.表示目的的"来",后边为动宾短语,其中的动词一般为双音节的抽象动词,且必须带有受事.表示目的的"来"与表示目的的"以"用法并不完全一致,有时可以互相替换,有时不能.     

从“相对”看间接语言接触导致的语法化

现代汉语中的"相对"一词具有词汇化、语法化、语言接触及其相互关系等多维度研究价值。通过基于语料库的历时与共时分析,考察"相对"一词的语义和句法功能演变过程与发展趋势,发现该词从上古到近代经历了从短语到动词的词汇化过程。在现代汉语阶段受到间接语言接触和语频作用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从动词发展到形容词,并且形成向介词、副词和话语连接语多路径虚化的多向语法化和构式语法化发展的复杂趋势。     

上古汉语指示代词“彼、夫”与“其、之”的界定新探

学者们对＂彼、夫＂与＂其、之＂的界定众说纷纭,本文把指称人、物和情况等,并且起连接功能的词视为指示代词,在此基础上考察上古9部传世文献,得出＂彼＂对举出现时,当句中＂彼＂与＂此＂＂是＂对举,无论其出于何种句法位置,＂彼＂为指示代词;＂彼＂单独出现时,＂彼＂处于宾语位置,指称处所的情况（多为虚拟处所）,＂彼＂为指示代词;＂彼＂处于定语位置,＂彼＂为指示代词＂;彼其＂格式中,当＂其＂后除名词外,还有对该名词论述的谓词性成分,＂彼＂为指示代词。     

北京话并列连词的历史嬗变(1750-1950)

北京话并列连词在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200年间无论是表示的语义关系、连接能力还是句法限制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具体表现有:连词功能总体上呈现出"抛物线"形的发展轨迹,即先由单一化逐步向复杂多样化转变,然后再转变为相对单一化,"和(合)"连接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并列成分时,其位置逐渐后移,"和(合)"连接多项并列成分的比重逐渐增加,"并"由一个用法丰富的并列连词演变为递进连词等。     

也谈"了2"的语法意义

区分"了1"与"了2"是十分必要的.前贤所概括的"了2"的各种语法意义及语法功能,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都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了2"的核心语法意义,"表达对当前相关事态的肯定的语气".该语法意义对"了2"的各种用法都具有解释力,在各种句类中也都能得到验证.此外,不宜单纯以句法位置划分"了1"和"了2","了2"的完句功能还受到其核心语义的制约.     

浅谈判断句常见错误形成的原因及其修改方法

判断句又可称为是字句或判断句式,其外在的主要标志是由判断词"是"充当谓语,而实际上却是在帮助主语和宾语建立内在的必然联系,进而共同实现表情达意的目的.因此,判断句中出现的错误,也大多出在主宾语的关系与搭配之中.除了典型判断词"是"以外,与"是"作用相似的中性动词"成为"、"变成"、"等于"等也可以构成判断句式.判断句中的主语和谓语之间,必须具有同一关系,这是判断判断句是否存在语病的重要标志.修改判断句错误的常见方法主要有:增添法、删减法、改换法、选择法、附带法.     

语言学模因论指导下的日语多义词教学研究

模因论研究起源于生物学领域,被广泛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方面。语言中的模因论为语言的演变提供一种思维方式,可以用来解释多义词各义项间的衍生关系、词群的构建。以"浴びる"为例,由模因论出发,梳理出其语言模因结构"M1=M0+Vr"。M0是多义词众多义项能聚集起来的起始概念,是不变的成分;同样,它也是词群中各个词语能聚集起来的根源,同样是不变的部分。M0是不变的语义内核,但一个词的模因结构不仅有M0,还有变体成分Vr。Vr既可能是词语内部的语义特征,也可能是词语适用对象的结构框架特征,或者是语体特征。立足于此,将该理论运用到词汇教学中进行对比实验,通过实验,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语言学模因结构的有效性,但还有进一步深入挖掘、广泛验证的余地。     

轻声性质探赜——以南京方言轻声为例

南京方言轻声的音高变化,使用与一般连读变调不同的另一套连读调式,一般连读变调采用后字不变的"右字调"型调式,轻声连读调式采用后字皆变的右向延展式。轻声音变现象与该方言语音系统密切关联:轻声音节的调值由其前字调类决定,并可从前字底层调值预测,阳平、入声后接的轻声不"轻",轻声前字阳平变调。详细考察轻声在南京方言中的分布情况,提出轻声是一种表达语义、语法等功能的功能性变调。     

谈谈如何有效的提高“单词拼写”与能力

学习英语记背单词是基础,加上近些年的中、高考英语都有“单词拼写”这种新题型,它并非单一地检测背写英语单词,还要将单词放在句中,考察学生是否懂得如何用,即主张单词在语言中的实际运用,这样,单词拼写与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种题型是融词法、句法、语义、词形于一体的综合运用语言知识的主观性测试题,突出考查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同学们除熟记单词、强化对单词拼写题的训练外,掌握其应试的解题方法和技巧也是很重要的。这就要求考生应具有将待填单词具体到某一情景中,依其作用、功能、含义、搭配、语法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后确定采用何种拼写形式的能力。另外,还要考虑英语惯用法、搭配、常识或构词法等,确定所缺之项、所填之词。     

理智与欲望的冲突——唐人小说中帝王形象的文化透视

唐人小说以相当的篇幅塑造了隋唐时期的一系列帝王形象,其中隋炀帝、唐太宗和唐玄宗三者最为典型,各有其代表性.隋炀帝是纵欲亡国之君,唐太宗为英明创业之主,唐玄宗则前后期各居其半.三人的共性特征是皆绝顶聪明,其成为明君与昏君的关键就在于;在理智和欲望的冲突、碰撞中,何者取得主导地位.唐代士人以鲜明的形象、生动的情节、传神的细节等小说艺术强化之,寄寓了企盼"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再现于当代的文化心理.唐人小说中的一系列帝王形象典型.蕴涵着丰厚的思想文化内涵,具有超时空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四重辩护（英文）

马克思关于正义问题的讨论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完成,其立论前提是消灭私有制,这由他的理论任务所规定。不是用公平、正义的政治法律概念解释分配关系,而是用生产关系来解释分配关系,用生产劳动解释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基本逻辑。只有从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出发,才最能切中应得正义论的要害和现代正义问题的实质。自由主义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正义概念是一个低阶概念,而马克思的正义概念则是一个含义更广的高阶概念。马克思的高阶正义概念是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出发的,以"自由人"之间有机的社会合作为基础,刻画出人类社会可能具有的最高正义原则。这一原则是先前人类历史中出现过的各类正义原则在逻辑上和在历史上自我扬弃的结果。在当代中国正义理论的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仅仅充当批判者的角色,而是担负着为现实生活提供规范的理论责任。     

论梁启超美学思想发展分期与演化特征

从现存资料看,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活动主要为1896至1928年间.其间以1918年欧游为界,可分为1896至1917年的萌芽期与1918至1928年的成型期.前期以<变法通议·论幼学>为起点,借<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惟心>奠定了审美、人生、艺术三位一体的美学思想的基石,并通过"力"与"移人"的范畴突出了艺术审美的功能问题.后期以<欧游心影录>为起点,借<"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一批论著,论释了"趣味"这一极富特色的核心范畴,并通过"趣味"将美的人生价值层面与艺术的情感实践层面相联结,延续、丰富、深化了前期的美学思想.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前后期发展呈现出"变而非变"的演化特征,凸现了其人生论美学的基本学术立场和由社会政治理性观向文化人文价值观迈进的基本轨迹走向.     

传统:重复那不可重复之物——试析“传统”的几个教条

复兴传统文化是国人面临的时代课题,然而对于什么是传统学界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首先,从时间间距上看,传统分为"传统意义上的传统"也即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传统,以及"现代传统"也即在近现代形成的传统,前者区别于后者的特征在于其神圣性、源头性、等级性和根系性等;其次,重复传统有两种路径,一是"回归源头的重复",二是"前行的重复",而这两种方式都无法实现重复传统;再次,在对传统的解释方面,"原本中心论"认为传统是难以摆脱的,一切解释都无法脱离传统,"述者决定论"则认为传统是阐释者共同塑造的;最后,传统不仅仅是时间性的,也是空间性的,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不同传统之间的横向流动是传统发挥效力的更显著的维度。因此,是否具有"流通性"成为传统能否流动的关键。     

资源下乡与分利秩序的形成

资源输入时期,国家向农村输入大量项目资源,国家与农民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探讨下乡资源的分配和使用逻辑,能够更加深刻地考察新时期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发现,在项目资源分配环节,特殊主义的项目资源分配模式形成了资源分配的权力—利益网络;在项目落地环节,钉子户崛起引起了村庄精英替代。这种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样态可以用"分利秩序"这一概念来概括。分利秩序是一种非正式的资源分配规则,它以"权力"为分配中介,具有广泛性、隐蔽性和自我稳固性的特征,其结果是公共资源的"私人化"。这种结构化的利益分配模式吞噬了大量国家资源,导致基层治理内卷化。深入考察还会发现,在资源汲取与输入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形态是由农村社会的组织程度决定的,因而将农民组织起来是解决资源输入过程中所存在问题的根本办法。     

我国发展社区支持农业的多功能价值及路径选择

社区支持农业最早于上世纪70年代起源于日本、瑞士、德国,而后拓展到欧美,在我国则刚刚起步。社区支持农业是一种以区域性、安全性、公平性为典型特征,城乡社区相互支持与信任,发展本地生产、促进本地消费的经济合作方式;同时,它还是一种不需要中间商来操纵的新型农产品贸易形式,是可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生态型都市农业;其目标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社区支持农业具有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提供安全农产品,发展当地经济,扶助"三农",促进城乡互动,构建和谐社会等多种功能价值。当前,我国促进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战略路径包括:加强相关宣传教育,扩大社区支持农业生产者及消费者人群;发挥合作社的纽带作用,提高社区支持农业的生产组织化程度;发挥政府引导作用,给予社区支持农业政策资金支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