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李安增刘煜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关系的论争，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理论探讨，史学界曾给予长期关注与评说。一般教科书和多数论者认为，在论争中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是“恶毒的挑战”，这场论争是“两种敌...     

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

正费孝通在晚年谈到社会学学科性质时,认为社会学兼具"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社会学的科学性,使得它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解决具体的问题",但他同时指出,社会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这种工具性,"今天的社会学,包括它的科学理性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此外,社会学科研教学本身就是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一部分。他特别强调,"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     

“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一次重大论争。在这次论争中,李大钊有力地驳击了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指明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场论争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在现代化建设中我党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工作方针,切实解决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     

“问题与主义”论争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之确立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挑战,其实质是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与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的一场"政治论战"。李大钊在这次论战中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思考中国命运,提出了通过"阶级竞争"达到对"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的思路。这次论战,激发、促进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确立。到1920年初,李大钊不仅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思路。     

问题与方法——五四“问题与主义”之辨析

五四运动前后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当时影响广泛,或许对于今日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问题亦有借鉴。"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核心是关于"问题与方法"的争论,胡适批判纸上主义、理想主义和外来主义的矛头对准的是教条主义,胡适批判教条主义的方法恰恰是杜威的实效主义,"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是教条主义与实效主义之争,或者更准确说是教条方法与实效方法之争。胡适并非一般地反对主义,而是反对将主义教条式的应用。借用"中体西用"的说法,胡适的观点可以说是"问题为体,方法为用","问题为体,主义为用"只是一个幌子,因为他所推崇的实效主义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融通主义与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现实之路

提到"主义"与"问题",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这场争论触及了当时诸如对各种外国政治思想及学术思潮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以及究竟应采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等时代焦点,并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关系.本文无意对这一历史事件作过多评价,而是希望透过"主义"与"问题"的关系这一视角来探析二者的融通环节,以期为在新形势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进程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     

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空间与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在当代中国被再次提出来,有其强烈的现实指向性与理论针对性,其直接的原因是为了回击五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主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空间.从"对话"、"问题"和"方法论"三个维度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立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过程与"在场"状态.马克思主义中固化的实质是解决"民生问题",这一问题是我们检验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构造的最终原则与价值尺度.     

“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场思想论争,也是实用主义改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交锋,在当时知识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两种思想火花的激烈碰撞,使得五四先贤在对“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进行批驳与辩白的同时,亦受到深刻的影响与启发。这场论战促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倾向于关注现实问题并积极探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路径,论争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使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得到真正的扩大,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进程。     

当代中国美学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实践论美学问题发展史

文章从梳理问题入手,认为实践美学的发展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关于社会与个体、物质与精神的冲突;关于积淀与突破、理性的凝聚与感性的超越的矛盾;关于回归心理本体与超越实践美学的论争等。文章指出,中国实践美学发展的关键,在于从理论视点和价值根基两方面深入发掘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的整体内涵和现代意义,以从根本上解决当代美学发展的理论基础问题。     

五四运动以后两次中西文化论争的当代启示

中西文化问题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常盛不衰的课题,中西文化之争贯串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五四"之后,20世纪20年代由"东方文化派"挑起了"东西文化之争",30年代由中国文化建设道路问题上的"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论"引起了"中西文化之争".这两次大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明经济上、政治上的中国社会变革之路以及中国文化的建设之路.     

施特劳斯与“古今之争”:一个文献述评

政治哲学领域中的"古今之争",是关于古典政治哲学、政治实践与现代政治哲学、政治实践之间孰优孰劣的争论。目前国内外有关施特劳斯与政治哲学的"古今之争"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仍存在着三方面的缺陷,即:忽视了施特劳斯重提"古今之争"的学术环境、忽视了施特劳斯理论的现实关怀、忽视了对其思想渊源的深度考察。     

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三十一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长期以来,这场争论被史学界视为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其实质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两大敌对思想体系间的斗争。而近年来,有的学者却又否认它是一场"政治论战",认为只是一场"平等的学术讨论"。然而,究竟哪一种说法更符合历史本来面目呢？我们应该从历史的事实中去寻求答案。一、为什么说是一场政治论战应该讲,单纯将这场争论看作是以李大别为首的马克思主义与以胡…     

试论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争对立中的同一

试论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争对立中的同一范耀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人们一般是将它作为绝对对立的状态论述的。挑起论争的胡适更是被认为“思想荒谬,态度横蛮,理由薄弱,逻辑不通”;甚或认为他“流毒最广”,是“最狡猾的敌人”;“投入到...     

对“问题与主义”论战意义的再认识

对“问题与主义”论战意义的再认识刘芳“问题与主义”论争，是中国现代史上三次大的论战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论争。以往，由于种种原因，对这次论战的评价，更多的是从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加以否定。以致使后人对这次论争的意义缺乏全面...     

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论”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论"的产生具有现实根源,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依据之一。虽然"融合论"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性和互补性进行了有益探讨,但它却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与功能消融了,从理论和实践的"合理间距"看,"融合论"追求无缝隙的做法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结合"和"融合"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只有坚持"结合",才是思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正确视角。     

浅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

五四运动后,我国思想界各派学说竟起,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通过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胡适固有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以及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可知,这场争论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中发生在学术界的一场充满自由平等氛围的争论,胡适＂问题与主义＂的矛头不是指向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向当时中国学界不够科学的各种思想方法。     

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政治图景——一种多元主义政治的哲学逻辑

重新思考政治,重新划分政治的边界和底线,进一步扩展和深化政治的内涵,可以说直接引发了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政治的转向"。这种转向不仅构成了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特征,而且也促成了各种"后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社会运动"在西方国家的兴起和壮大,一方面极大地改变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图景,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催逼着理论家们去思考并作出回应。文章将以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主义政治理论为依据,希图澄清他们所阐述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逻辑,并从理论上对他们所提出的新政治构想给以简要的评析。     

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争的横向考察

理解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争论焦点,是进一步推进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争的主要焦点集中在"概念之争"、"性质之争"、"关系之争"、"标准之争"和"终结之争"五个方面。其中"概念之争"表现为左翼激进主义思潮说与含糊可疑概念说之争、否定派与肯定派之争;"性质之争"表现为反马克思主义说、非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主义说与具体分析评价说四者之争;"关系之争"表现为与列宁主义关系之争和与现代西方哲学关系之争;"标准之争"表现为基本原理说、原本意义说和具体条件说三者之争;"终结之争"表现为肯定论和否定论之争。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坚持其构建原则和方法

秦龙、肖唤元认为,"中国方案"自提出以来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不仅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也向世人前所未有地展示了中国自信。中国方案彰显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彰显了党领导治国理政的自信、彰显了参与全球治理的自信。拥有中国自信的中国方案必将极大地鼓舞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李福岩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对不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历史空间与动力源泉问题提出了一个精彩论断: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时代为新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历史空间。实践是理论的来源与动力,实践需要为新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源泉。当代中国社会大变革时代的伟大实践,是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广阔历史舞台与动力源泉。赵成认为,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及其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国优秀文化相结合、必须同中国所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相结合、必须同时代发展趋势相结合的构建原则和方法,不仅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基本要求,更是中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不断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向前进"的现实需要。     

时代是思想之母 实践是理论之源

秦龙、肖唤元认为,"中国方案"自提出以来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不仅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也向世人前所未有地展示了中国自信。中国方案彰显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彰显了党领导治国理政的自信、彰显了参与全球治理的自信。拥有中国自信的中国方案必将极大地鼓舞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李福岩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对不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历史空间与动力源泉问题提出了一个精彩论断: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时代为新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历史空间。实践是理论的来源与动力,实践需要为新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源泉。当代中国社会大变革时代的伟大实践,是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广阔历史舞台与动力源泉。赵成认为,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及其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国优秀文化相结合、必须同中国所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相结合、必须同时代发展趋势相结合的构建原则和方法,不仅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基本要求,更是中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不断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向前进"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