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录》及李光地评价

在清代历史上,李光地是一个既有影响又有争议的人物.他以理学名臣活跃于康熙一朝的历史舞台,成为清初政治史、学术史研究中一个重要对象.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贬斥过甚,妨碍了对这一历史人物的深入研究.本文准备通过李光地所著《榕村语录》及其续编的剖析,就其评价问题谈一些意见.(一)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厚庵,学者尊为安溪先生,卒谥文贞,福建安溪人.     

李贽对历史人物的价值认识

评价历史人物,是一种认识活动.这种认识过程,是通过两个层次即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来进行的(参看拙文《评价历史人物要遵循认识规律》,载《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对历史人物所进行的价值认识,是一个历史的认识,它是具体的,是发展变化的.我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在他评价历史人物的专著《藏书》、《续藏书》里,对战国至元的八百名历史人物,以及神宗以前明代的四百名人物进行了品评.他宣称要"颠倒千万世之是非",以"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为标准,去重新评价历史人物.李贽到底是以一种什么价值观去评价历史人物的,他的价值认识具有什么特点?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一李贽在《藏书》和《续藏书》中对历史人物的事实性认识,主要是根据以往的官修史书;其价值性认识,则主要渗透在大大小小     

关于唐绍仪的评价问题

唐绍仪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跨跃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从封建专制制度的清王朝,经历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晚年滞留于已沦陷日伪之手的孤岛上海.最终死于非命。他浮沉于宦海政坛五十余年,曾涉身于若干重大政治风暴与漩涡之中,加以海内外交游广泛,人际关系复杂,使他成为清末民初这个特定的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从而涂抹了一层历史赋予他的特殊色彩。评价唐绍仪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不仅是对一个具体人物评价是非,而且还具有时代典型意义。因此,必需注意到他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和他的复杂而矛盾的人生历程,并着眼其一生中的主流大事,而不应纠缠在某些传闻的细微末节。     

李光地学术讨论会综述

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学庵,别号榕村,福建安溪感化里(今安溪湖头镇)人,康熙三年(1664)以试策论举于乡,九年(1670)中进士,选翰林庶吉士,授编修,历任侍讲学士、礼部侍郎、兵部侍郎、直隶巡抚、工部侍郎、吏部尚书,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宦海生涯近50年,是康熙一代具有影响又有争议的人物。长期以来,由于对他贬斥过甚,妨碍了对这一历史人物的公正评价。1992年9月底在福建省安溪县召开的有北京、湖北、福建等地学者参加的“纪念李光地诞辰150周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李光地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本文特予综述,供作进一步研究李光地问题的参考。     

谈近代史研究中人物评价问题

人物评价是历史研究中十分重要而又难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往往对于同样一个历史人物,有着几种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分寸如何掌握,功过怎么评说,这里涉及到许多问题。这方面不少同志曾经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探讨,这里仅就我在研究过程中碰到的近代史人物评价问题,谈一些粗浅之见:     

奥哲尔过大于功——与施荫昌同志商榷

施荫昌同志在本刊1981年第2期发表的《评奥哲尔的历史功过》,对英国工联首领乔治·奥哲尔作了重新评价.与施荫昌同志一样,我们也不赞成对奥哲尔取完全否定的看法.但对施文提出的其他一些见解,觉得有商榷的必要.(一)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离开他所处的历史环境,这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出发点.评价奥哲尔,不能离开19世纪50—60年代英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如何认识奥哲尔所处的历史环境,这是与施荫昌同志商榷的第一个问题.     

民国初年宋教仁政治活动平议

<正> 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范围之内,首先应该考虑当时的历史潮流,时代赋予人们的历史使命,然后考察历史人物在当时的社会斗争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起了什么作用?是顺应了历史潮流,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站在正面指导历史前进,还是倒行逆施,阻碍历史发展?评价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后的活动,自然也应如此.辛亥武昌首义以后,从政治方面考虑,首先是建立一个什么国家的问题,也就是政权归谁掌握,执行哪个阶级的意志,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这是关系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斯大林曾经指出:“革命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性质、进程和结局完全取决于政权操在谁手里,哪个阶级掌握政权.”正确评价宋教仁的政治活动,不宜纠缠于某些枝节,次要问题,而应紧紧抓住政权这个基本问题,考察他在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掌权中起的作用,并和同时的革命党人比较具有哪些特色.     

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

在中国近代史上,江亢虎是一个曾名噪一时又颇多非议的复杂人物。他不仅在国内和孙中山、袁世凯、段琪瑞、汪精卫等著名政治家有过频繁交往,而且同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一些活动家如片山潜、幸德秋水、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也有过直接接触。他既有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创建社会主义政党的显赫历史,又有晚年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充当汪伪汉奸的不光彩记录。如何事实求是地评价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本文仅就本世纪初头20年中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的历史关系作一些探索,以期能对全面地评价江亢虎有所裨益。     

李光地《易》例及评价

李光地易学关于《易》例理论的建设,是人们关注的话题。李光地《易》例理论包括时、位、德、应、比、卦主说等方面,突破了"时"被规定于"特定背景"(卦)中,各爻之"时"互相影响的束缚;解决了二爻不谈论"当位"、"不当位"问题的理论根据;提出了阴爻与阴爻,阳爻同阳爻在适宜的情境下可以感应,上下两体二爻间的感应有众爻应一爻,或一爻应众爻等情形;明确了卦主说的认定标准与种类。李光地《易》例理论本身也存在着自相矛盾的现象。     

论牛金星

牛金星曾是李白成农民军和大顺农民政权中的重要领导人,对于李自成农民起义的胜败都曾有过一些影响的历史人物。过去,对他一直缺乏全面正确的历史评论。正确评价牛金星,有助于我们了解明末农民革命战争中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 恩格斯曾经说过,“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79页)今天,我们应该根据牛金星的客观历史实践,来评定其人的历史功罪。     

论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

<正> 人们认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品评成败得失,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往往通过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来实现。什么是历史评价?什么是道德评价?在史学研究中如何运用和处理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此是如何阐述的呢?本文拟就此并结合史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略陈管见,欢迎争鸣。     

历史人物研究与心理分析

人类社会的历史离不开人的活动。很难设想,离开了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历史科学还有什么意义?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过去较长时期内,我们对姿态各异、思想纷呈的历史人物,往往只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进行研究,致使历史人物的研究往往出现实用主义、主观主义和绝对化、简单化、脸谱化的倾向。如在对许多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问题上,就存在着许多分歧,许多偏颇之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研究方法的单一,研究角度的狭窄,过分强调政治因素和阶级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没有把历史人物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来研究,忽视了人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因素对其行为的影响。     

司马迁写特殊历史人物的独特理论视角

司马迁的卓越史识往往体现在他对特殊历史人物的评价之上 ,他善于从一个独特的理论角度切入 ,发掘特殊历史人物的价值。从权变角度论载纵横家、从六艺角度论载滑稽、从兵学角度论载货殖 ,是司马迁选择独特理论视角写特殊历史人物的范例 ,从中可以见出司马迁深厚的理论素养与杰出的史学智慧。     

盛世才评议

盛世才是位新疆近代史上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因为盛世才不仅是个历史人物，还首先是个政治人物，他的言行离不开政治，因而就应受到政治的检验。政治立场不同的人，对他的评价当然随之而异。我认为，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来评论同一个政治人物，其分歧会永远存在，也正因为分...     

近60年历史作用标准与道德标准关系问题述评——以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史学为重心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作用标准与道德标准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历史作用标准被首肯,而道德标准被忽略;在肯定历史作用是首要或根本标准的前提下,有限地主张道德标准;以历史进步标准消除道德标准的独立性;把道德标准附庸于生产力发展标准;以历史作用标准为历史人物翻案。这些观念及其在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实践,造成了对历史人物评价的诸多困境。至于对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问题,文章认为：首先,不一定非得给历史人物做出一个整体性的评价,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在事功和道德方面各有千秋,难以作出总体评价时;其次,不能因为历史人物在事功方面的贡献而否定、忽略、开脱其道德的不足与问题,反之亦然;最后,评价历史人物,并非以＂成王败寇＂论英雄。     

略论陶克陶乎领导的反清抗垦起义

陶克陶乎,是蒙古民族近代历史上的一位杰出的人物。他为了蒙古民族的利益,踏上了反抗清朝封建统治及其所推行的“移民实边”政策的道路,领导蒙古人民发动了武装抗垦起义。为蒙古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制度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从而在蒙古民族近代历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在十年内乱中,四害大搞影射史学,推行极左的“史学革命”路线,陶克陶乎也同其它的历史人物一样,遭到随意的勾勒鞭笞,弄得历史的本来面目皆非。对于这一历史人物的种种评论,大体有如下三种:有人认为他是保卫蒙古民族利益的民族英雄;有人认为他前期反清抗垦活动,应予肯定;后期可否定。有人认为他是反面人物,应予否定。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牵涉到两个民族的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上存在分歧是正常的。因为在民族压迫制度下,很难找到一个公正的人物。分歧也就从此产生,两种不同的民族观由此分手,并走向各自彼岸。历史科学能不能辨别其是非呢?我们的回答是完     

审判琦善——一种历史语境和事实的重建及其意义

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术话语和非学术话语的混杂。本文以“琦善评价”为例,打破史学与非史学的界限,提供一个不同于以往历史人物评价的文本——“审判琦善”。通过审讯琦善,收集旁证材料,最终做出判决,这一审判过程建构了一个完整的“语境、事实和评判”结构。我们重建这一结构,希望能为历史人物评价及其解读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模式。以此为基础,将各类“琦善评价”的语境作比较,构成一个“琦善评价史”序列,从而为“琦善评价”搭建一个可以相互理解和对话的平台。希望这一研究对其他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评价具有普遍意义。     

关于“论曹植”

“关于‘论曹植’”一文,作者与郭沫若先生讨论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作者不同意郭先生“建安文学抒情化民俗化的过程,在曹植手里又开始了逆流”的说法,而提出他自己的意见。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我们认为是一个复杂艰巨的工作,只有通过实事求是的讨论,才可能给曹植一个适当的历史地位。     

李鸿章经办教案是媚外还是排外?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几乎参予了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所有重大的政治外交活动,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他的评价似乎早有定论: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笔者所提出的论题,并不意味着想做什么翻案文章,因为排外并不等于爱国,我们不妨对此进行更深一层的思考。李鸿章作为近代中国的典型政治代表,处在中西思潮大冲突大交汇的中心地位,各种错综复杂的中外矛盾和时代色彩必然要在他身上反映出来。历史的真象往往需要多角度、多层次、多线索的观察才能更加清晰。本篇试图通过近代教案这样一条历史线索,择取李鸿章在处理这类中外纠纷中的几个典型事例,来揭示这个历史人物的另一个侧面。     

司马迁写特殊历史人物的独特猎理论视角

司马迁的卓越史识往往体现在他对特殊历史人物的评价之上，他善于从一个独特的理论角度切人，发掘特殊历史人物的价值。从权变角度论载纵横家、从六艺角度论载滑稽、从兵学角度论载货殖，是司马迁选择独特理论视角写特殊历史人物的范例，从中可以见出司马迁深厚的理论素养与杰出的史学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