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王弼老学诠释中的矛盾及其解决

王弼通过创造性的诠释,将《老子》的宇宙生成论诠释为本体论,确立了以无为本的思想主旨。以无为本的原则最终落实为政治上的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同时也导致了息末与举末的矛盾。对此矛盾学界提出了多重解决视角。文章在述论学界观点的基础上,从文本的思想与诠释者思想的区分,以及思想义理的层次性区分两个维度提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新视角。     

从王弼对老子古今观的改造看其古今观

王弼通过注释《老子》一书对老子的古今观念进行了改造。他改变了老子崇古抑今的态度,在崇本息末、以无为本思想诉求下对古今做到了真正的等而视之。但王弼在提出不迷信前人陈说的同时也注意对古代的探究。他认为只有做到对事物发展开端了熟于心,才能揭示事物的根源。同时在方法论上他又非常重视从当前出发来证实初始,从初始入手来把握近在眼前的事物,最后达到对事物规律的认识。王弼较前人应该是更为合理地处理了古今问题,这可以视为王弼玄学的又一重要贡献。     

王弼的《老子》解释方法论

本文认为,王弼通过重新解释《老子》,成功地融合儒道两家思想,从中阐发出新的本体论哲学。文章从三个方面具体地论述了王弼创建的新的解释方法论的内涵、性质与功用：一、辩名析理与得意忘言——相辅相成的语言解释方法;二、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自上而下的解读模式;三、触类而思与复守其母——相互依存的心理解释途径。三者各有分工、各有所宜,而且相互贯通,相互发明,初步形成了一套新颖而完整的经典解释学体系     

王弼“崇本息末”思想新探

王弼的政治哲学集中体现在一个看起来似乎矛盾的命题中:“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老子指略》)在王弼的哲学术语中,本与母同义,子与末同义。“母,本也;子,末也。”(《老子》52章注)“守母以存子”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崇本以举其末。”(《老子》38章注)那么,何以一方面要“息末”,而同时又要“举末”、“存子”呢?对此,有的学者在“息”字上作文章,认为它的意思是“养息”。但王弼对“息末”的表述很明白,是指坚决去掉有为的政治手段。     

“援道入儒”还是“以道解儒”?——论王弼对道家形而上学的深化

王弼本着道家特别是庄子的精神对儒家的思维模式进行了全面的深化改造,与其说是“援道入儒”,不如说是“以道解儒”。在深入把握道家形而上学精髓和实质的基础上,王弼以概念思辨的方式理清了“伦理学”和“伦理学之后”的关系,制定了以“体用”“本末”为基本骨架的解释策略,建立起了一个从“崇本息末”上升到“崇本举末”、以形而上之道带动形而下之器的、最显理论深度同时又具备最大理论包容性的道家实践哲学体系。他的“以无为本”的模型论以及在此之上所阐发的“言、象、意”之辨,使道家哲学超越了老子式的警句格言和庄子式的寓言故事,可以视为道家本无论在语言观上的新发展。这种成就不但是在他之前的玄学家们无人达到的,也是在他之后的玄学家所不可企及的。     

王弼伦理观的主要内容和理论实质

文章认为,我国魏晋哲学家王弼伦理观的主要内容是本名教而末自然。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上,不少论者只强调王弼名教出于自然的思想,忽略了他对名教与自然对立性的论述。王弼虽然提倡“以无为本”,用大量笔墨去“崇本息末”,但他的目的并不是用自然取代名教,而是通过提倡自然而救治名教危机,为统治者寻求新的思想武器,这正是王弼伦理观的理论实质所在。     

王弼玄学本体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成体系的文学理论,必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构建起自己的理论框架,否则,它将是零乱的不成系统的.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古代思想家多立足于社会现实,以求得个体和种族以及社会得以更好地蕃衍和发展,这是生命体的生命机制最基本的显露,它是必要的.但这一情况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这些思想家们,尤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大师们,对于宇宙的形成和构造很少做哲学的抽象思辩,缺乏本体论的论述,正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的条件,我国古代就没有含本体论成体系的文学理论著作.到了魏晋南北朝,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如异军突起,应运而生,它使“我国学术由此而发生重大的变化,……给与过去学术思想一个新的组合,或构成了某种新的联系使魏晋时代的思想表现特殊的精神.”生活在南朝齐梁时代的刘勰,深受玄学的影响,并以玄学的本体论指导《文心雕龙》的创作,构建它的理论框架. 魏晋玄学具有很强的抽象思辩能力,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它融合儒道,论述的中心是“本末有无”的问题.“本”就是“无”,就是“体”,就是老子所说的“道”或“一”;“末”就是“有”,就是“用”,就是现实存在的一切.就玄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看,曾形成不同的派别,如有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天派”,有向秀、郭象为代表的本末不二派,有裴頠等的“崇有派”等等.给予刘勰影响最大的是王弼的理论.王弼哲学本体论是从《老子》借来的,但有改造.老子主张“举本息末”(王弼《老子指略》:“《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而王弼则偏于“举本统末”(王弼《论语释疑·阳货》释“予欲无言”:“予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前者把本末分为二,后者认为二者不可分:末为本运化而生,因而明本(即体无)必须研末(即察有). 下面就王弼玄学本体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谈几点粗浅看法.     

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魏王弼哲学思想概说

"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是王弼玄学最基本的命题,王弼的全部社会思想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解释.在这两个命题里:"崇本息末"是"崇本举末"的前提.只有"息末"才能"举末","息"的目的就是为了"举","举"的先决条件就是"息".无为而后有为,先"息"而后"举",这实为正始玄学最基本的要旨.     

王弼诠释老子哲学思想的进路——从王弼对老子宇宙哲学思想的继承与改造看

王弼“以无为本”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 ,是通过注《老子》来完成的。王弼注《老子》 ,是历史上利用传统文化资源 ,阐发自己哲学思想的典范之一。他在继承老子哲学思想的基础上 ,结合时代的需要 ,对《老子》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本文以王弼对老子宇宙哲学思想的继承与改造为例 ,凸显其诠释老子哲学思想的进路 ,即在阐释原典的同时 ,根据时代的需要 ,对其原有意蕴作进一步的引申 ,以此来构建新的哲学思想体系     

“无”何以成为一种实体性实存?——王弼“以无为本”思想之存在论意义辨析

在王弼思想的解释史上,人们通常习惯于将“无”理解成某种由于“不可名状”而被称作是“无”的实体性实存.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无”本身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而且“有”也由此而作为某种“形名”之中的具体事物而失去了其作为“万物之母”的存在论意蕴.事实上,王弼那里的“无”并不具有这种实体性意义;而如果着眼于“道”的自我退隐机制来理解“无”,并始终坚持“有”在王弼-《老子》思想系统中所固有的那种存在论意义,那么,王弼-《老子》系统的形而上学思想就显现出其全部的独特性:与始终拒绝“无”的问题、从而把“存在”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来使用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不同,在这里,正是通过对“无”的问题的思想关注,“有”之为“有”才真正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根本问题.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初论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是在前人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符合经营思想创新要求的理念。通过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过程,可发现它们对提升企业经营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于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能够促使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方法、人才管理、形象塑造等方面突破旧式,使企业以更先进、更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生存。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