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汉经学与文学的合离

经学作为儒学官方化的特殊产物自登上学术霸主宝座后,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文学深受经学的影响,经常背离文学发展的轨道而与经学融合,到汉末,又伴随经学的解体和文化学术的多元,文学才真正从实用价值观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迷人的独立的文化形态。400年的文学演进历程,清晰地呈现出经学与文学的整合与背离。表现在:一方面代表皇权政治思想的儒家经学思想不仅成为文学创作建构主题的直接知识来源与真理凭据,更与表现士人心态话语的文学形成文化精神上的同构关系,在经学与文学内在的教化层面和外在的应用层面形成实质性整合;另一方面,文学自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导致了两汉文学对经学的背离。经学的兴衰与文学发展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秦汉时期巴蜀文学略论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的文化发展特色以经学为核心,然而,巴蜀文化之所以能够在秦汉时期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还不是经学,而是文学。特别是司马相如登上文学舞台.揭开了巴蜀文学百年风光的序幕。同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发展也与巴蜀文化密切相关,因为该地文化与巴蜀文人的传授有直接的关系。     

经学与汉赋的发展

两汉时期，经学成为官方学术和统治思想，辞赋则成为一代文学正宗，成为最主要的文学形式。二者彼此渗透、双向互动，有着一种不解之缘。汉赋的来源、创作主旨、思想内容和发展进程都闪动着经学的影子，而汉赋特别是大赋的消长又透露出经学演变的某种信息。     

论两汉《诗经》非经学研究的萌芽

两汉的《诗经》研究是春秋战国时期《诗》学观的延续与发展,因而就总体而言,两汉的《诗经》研究,不论是鲁、齐、韩三家诗的今文经学派,还是以《毛诗》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都充满了强烈的经学意识,即把《诗经》看作是道德伦理的载体,判断美恶是非的准则.这种以经学眼光阐述《诗经》的主体意识,是两汉《诗经》研究的主要特征,这是不争的事实.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的进步,研究角度的多样化与文学意识的逐步加强,两汉《诗经》研究的非经学势态逐渐有所发展,虽然还只处于萌芽的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经学的冰块已开始破裂,脱离经学束缚的新芽已开始崭露了头角.两汉时期这种《诗经》研究的非经学势态,首先表现在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其次体现在《诗经》研究的角度与方法方面的突破.兹分别阐述如下:     

论经学与汉代文学的关联

经学对汉代文学发生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学与汉代文学史整体图景的关联,呈现为顺承与逆反两个方向,而经学与文学的基本关系是整合与背离;二是汉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经学主题,这是经学向文学渗透最为显明的表现,而徘徊于“学”“术”两端的士人心态在其中表露无遗;三是经学之于文学的制度性建构,此即由经学观念导致的乐府机构的设立之于汉代文学的顺向性和文化性影响。     

经学思想的嬗变与文学评点的视域生成

自南宋评点的兴起至明清评点的兴盛,文学评点逐步摆脱了经学伦理、政治教化的要求,走上了文学审美与艺术批评的道路,而促成这一转化的恰恰是经学思想的嬗变.梳理经学思想对文学评点的影响,可以发现,经学思想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构成了文学评点的特定境域.在文学评点的发展史上,从理学到心学的变化,影响了文学评点的视域生成,形成了文学评点特有的审美评价标准和审美评价方式.     

文学世家的联姻与文学的发展--以明清时期吴江叶、沈两家为例

文学世家是中国古代一种颇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吴江的叶、沈两家是明清时期江浙地区著名的文学世家,两大世家曾经三代联姻.这种文学世家间的联姻对文学产生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种联姻构成彼此间在文化上的门当户对,这使得成长于文学世家中的女性,在出嫁后仍然有可能生活在文学(文化)氛围较浓的环境中,从而有继续进行文学活动的可能;二是这种联姻可以带来一种家族间的文化优势组合.这种优势组合造就出一些杰出的女性作家;三是这种联姻在密切家族间关系的同时,也促生了一些有意义的文学活动,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王闿运经学著作考述

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县人,是近代中国晚清至民初时期罕有的文化名人。他在近代文学、经学、史学、教育等方面都有许多独到见解。尽管他的成就主要在文学方面,但他对于经学的研究自有特色,创获颇多,是影响晚清经学走向和学术转型的一位经学家。王闿运很早就对经学有兴趣     

中古文艺美学话语体系构建与士阶层文化权力扩张

中古时期的士族持续不衰的权力来自于家族超强的文化能力,家族塑造的个体成员的习性与倾向巩固并增强着他们的文化能力,这种文化能力体现在文学、经学、礼学、玄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士人不断侵入新的文化场域,通过命名等策略迅速掌控新的文化场域的话语权,对话语权的掌控又进一步强化了士人的文化领导权,并挤压次一等次出身的士人进入新的文艺领域.中古士阶层权力与文化的互动对文艺美学话语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中国文艺美学的走向.     

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

我国自古至今的诗经学主要可分成两大流派:一派是经学的诗经学,把《诗经》视作道德义理的教科书,突出其兴、观、群、怨的功能.自先秦孔子、孟子与荀子的诗论,两汉的鲁、韩、齐三家诗与《毛诗》,直至明、清、近代,均占主导地位.这一派可称之谓正统的诗经学.另一派是文学的诗经学,认为《诗经》是诗歌的源头,它的文体、创作方法、写作手法及其自然浑厚的诗风,对后世的诗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派的诗经学,在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开始异军突起,到晚明再度复兴,在清代发展壮大,至“五四”之后便成为诗经学的主流.故本文属于明代文学派的诗经学的断代研究,为文学派《诗经》研究发展史提供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     

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的"丽"及相关范畴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丽"(包括"华"、"艳"、"采"、"绮靡"、"妍媚"等)被看做是诗、赋及其他所有文章的一个重要特征,尚"丽"成为一种审美风尚.这一风尚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但一味地追求"丽",也使文学创作产生了一些流弊,"丽而不淫"、"辩丽本于情性"即是对一味尚"丽"的矫正.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符瑞思想的整合

符瑞思想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多个层面呈现出总结与整合的态势。《瑞应图》类作品对符瑞物象的汇集并付诸图录,《宋书·符瑞志》对先秦、两汉以来符瑞思想的全面申述,《南齐书·祥瑞志》《魏书·灵征志》对南齐、北魏符瑞之说的断代载记,都是这种态势的显著表现。     

关于文学在魏晋南北朝的地位问题——兼析“文章与道德相抗衡”“文学高于一切”

魏晋南北朝时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文学本身具有不依附他者的价值,并对这一价值给以肯定。这标志着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标志着文学取得了独立的地位。然而独立后的文学并没有在东晋被谁真的认为过“驾乎道德之上”,更没有在南朝取得过“高于一切说”的地位。纵观历史,这不仅东晋南朝为然,而且其后的唐、宋、元、明、清等各时代也莫不如此。     

魏晋南北朝绘画功能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绘画功能论发展的奠基阶段。这一时期,绘画的认知功能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教化作用得到进一步发展。更重要的是,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觉醒,绘画的审美功能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成为主流。所以,对魏晋南北朝绘画功能的论述就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     

北方地域文化与辽金元文学

辽金元时期 ,随着“北方”地域文化生态的变迁 ,大量的非汉族作家出现于文坛 ,少数民族语文学获得较高水平的发展 ,中原文学的中心也由传统的中原地区而向北转移 ,独立的北方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辽金元文学作为北方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载体 ,其基本风貌和审美品质 ,实际上也是北方文化与文学传统滋养的结果 ,是对北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辽金元地域文化为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与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的交汇与融合的产物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上的三朝文学 ,所体现的社会审美意识、文学观念及其创作的内容、形式和风格等方面也相应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河表七州”和北朝文化

“河表七州”曾为南朝疆土 ,在学术、文艺上都近于南朝。入魏后 ,此地人士虽受到北魏统治者的歧视 ,但他们将南朝学术带入北魏 ,对南北学术交流和北魏学术文艺的兴起 ,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文心雕龙》与中国文论话语体系

《文心雕龙》研究已经有了230余种专著和3000多篇论文,形成一门较为系统的学科:"龙学"。然而,准确把握《文心雕龙》这一独特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仍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和未完成的任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文心雕龙》之于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关系和意义,不仅是"龙学"进一步发展的迫切要求,更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关键。站在魏晋南北朝"为艺术而艺术"之时代的制高点上,刘勰遍搜"文场笔苑"而建构起一个"以情为本,文辞尽情"的文论话语体系,以此形成了"神用象通,心物交融"的创作论话语中心和"风清骨峻,即体成势"的审美理想。这一"言为文之用心"的"情本"论的话语系统,使《文心雕龙》集中而典型地展现出中国文艺理论和文艺美学之独特的话语风貌,成为中国文论和美学的话语之本和理论之源。这是《文心雕龙》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外研究者的关注,并因而形成所谓"龙学"的原因所在,更是"龙学"具有强大生命力之根本。     

中国散文文体的近现代嬗变

中国古代散文家从魏晋南北朝起便有着比较自觉的文体意识。这种文体自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散骈并用;二是诗文互渗。中国散文文体裂变的先兆发端于晚清域外游记,但过去的文学史家只关注重大的事件、外在的口号之于散文文体变革的意义,却忽视了可能引起文体裂变的那些处于萌芽状态、混沌一片,因而是更曲折潜在的隐性因素。文章还考察了梁启超的新文体,指出新文体散文仍属于旧文学的范畴。一方面,梁启超将我国杂文学传统的优势和缺点发挥到极致;另方面,他启迪了中国散文的新变,促成了现代散文格局的重构。     

兰陵萧氏文人在北齐的际遇和创作

萧梁年间,部分兰陵萧氏文人以各种原因北迁入齐。他们出身皇族,文化素养较高,入北后政治上受礼遇,文化上获信赖,生活优游安宁,文学活动频繁。通过与本土文人的持续交流和相互影响,形成了既保有南朝精巧工致特征而又兼收北方清新之气的独特文风。由于萧氏及其作品的出现,在北齐文坛上引起一些文学讨论,推动了南北文风融合,为文学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论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与考课制之关系

九品中正制与考课制的关系,本质上是门阀制度与皇权政治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能够起到某种形式的考课作用,对于皇权政治的恢复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皇权政治的恢复能有效制约地方的分裂倾向,有利于国家的再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