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的儒教观及对其儒经翻译的影响

清末大儒辜鸿铭学贯中西,归国后尤着力于孔孟儒家学说的研究.他认为儒教的本质就是良民宗教,儒家之道不仅是中国国民所尊崇的道德,也是超越东西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正是在这种强大的驱动力下,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将<论语>等儒家经典译介到西方,意使西方改变对中国文明的偏见,宣说中国文明的道德基础.     

“过渡人”的国家归属意识寻踪——辜鸿铭的政治认同之一

辜鸿铭,中国近现代转型时期思想文化史上"极端甚至怪异到不类"的"过渡人",作为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双重保守主义者,给后世留下了言说不尽的辜鸿铭形象。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辜鸿铭形象的定位大多在文化层面上,文化辜鸿铭的形象穿越历史的遮蔽逐渐从朦胧走向清晰,而对在晚清社会的政治之网中穿行25年的政治场域中的辜鸿铭着墨甚少,对辜鸿铭这样一个没有建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的"政论家"关注不够。在政治认同的层次理论框架下,结合辜鸿铭生平轶事,通过对辜鸿铭著译文本的细读,在其生命历程和墨写春秋中能够探寻辜鸿铭国家归属意识的发展踪迹。从"一个中国人"的彷徨到"真正的中国人"的确立构成了辜鸿铭国家归属意识的整体内涵,对辜鸿铭国家归属意识转变因缘的探讨,为深入理解辜鸿铭"尊王保皇"政治认同的独特性、准确描绘辜鸿铭"不类"的政治认同奠定了基础。     

1978—2008年辜鸿铭研究述评

辜鸿铭以其轶事之怪异、著译之独特、思想之极端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保守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改革开放30年来辜鸿铭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感召下思想文化界和理论批评界不断进行思想解放和创新研究的结晶。通过对30年来的辜鸿铭生平轶事、著译与思想文化活动研究的综述,梳理出30年来辜鸿铭研究的主要倾向并指出辜鸿铭研究面临的问题,能够为进一步研究辜鸿铭与其他文化人物的关系、辜鸿铭与近代文化的关系,进而从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现代化转型的角度研究辜鸿铭的思想与历史影响、对其历史地位和影响作出科学评价等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前提与准备。     

历史哲学与中国文明的思想负担

晚清以来,中国文明一直面临着西方"形上之道"的挑战。但按照西方的"形上之道"有古今之别的区分,中国文明迄今仍然面临的思想压力其实来自近代欧洲哲人建构的历史化"形上之道",即通常所谓的"历史哲学"。如果我们细看西方历史哲学在其建构历程中呈现出来的基本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历史化的"形上之道"不过是欧洲现代文明自身带有根本痼疾的反映。中国思想如果不再把西方的历史哲学变成自己的哲学,中国文明就无需承受西方历史哲学的负担。     

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儒学之文化融合,被看作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但明末清初之时,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却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既有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霸权主义因素,也有中国统治者坚持儒家道统决不动摇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引进西学并高扬西学,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自戮式的贬抑,一直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基调。其结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失语症"状态。要恢复中国思想文化主体地位或找回"失语",只有在艰苦的中西思想文化的会通中才能完成。     

中国文化的“替罪羊”——辜鸿铭文化现象及其成因

辜鸿铭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独特存在,诋毁他的人称其为顽固保守的"封建遗老"、"怪物";崇敬他的人称其为"东方文化代言人"、"怪杰"。借助吉拉尔替罪羊理论,对辜鸿铭文化现象解析,探究替罪羊机制在其身上的生成、演化过程,有助于全面理解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实质。辜鸿铭挑战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文化主潮,强调东方文明的独特价值,批判西方物质文明,致力于"东学西渐",因而成为同代精英与社会舆论共同制造的"替罪羊"。今天当褪去历史迷雾,我们重新审视辜鸿铭时,才发现历史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替罪羊",竟然是被遮蔽的"英雄"。辜鸿铭从"替罪羊"到"英雄"的悖论性存在不仅是"替罪羊"机制的体现,更是历史复杂性与深刻性的内在呈现。     

“礼”对中国传统建筑之影响

"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以礼制为主导的封建制度主宰下,"礼"既为规定统治秩序、天人关系、人伦关系之法则,也是约制伦理道德、思想情操、生活行为方式之规范。中国传统建筑作为承载社会生活之重要场所,"礼"对其产生了至深至巨之影响。本文从"礼"与中国传统建筑基本原则之确立、"升降出入"秩序之形成、功能布局之理蕴、等级制度之渊源等诸方面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     

王夫之“人道”范畴探析

"人道"是王夫之思想中的重要范畴,但长期以来学界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王夫之视人道为中国历史的本质,历史即是人道之历史。人道为立人之道,即挺立人之为人的根本标识。人道的内容由文明人类之道、中夏之道和君子之道三个部分构成,它们分别将禽类与人类、夷狄与中夏、小人与君子的本质区别开来。人道的本质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它们皆属于儒家思想的范围:一是各种治国理政之典制,二是各类人伦、道德法则。人道内涵贯穿于人道内容当中,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正是由于这些人道的内涵,才依次挺立起了文明人类之道、中夏之道与君子之道。王夫之认为,只有君子儒者才是传承人道的主要力量,是他们对人道的坚守才让人道在历史中绵绵不绝、代代相传。     

六代道德论

尧舜夏商周春秋六代有四种治理国家造福苍生的君子之道,其产生背景、主要特点、具体含义、适用程度均大为不同,对大汉至今两千多年中国国家治理的实际影响亦迥然不同。尧舜时代为新石器时代,生活资料极端匮乏,为了种族不至于灭绝,迫不得已实行天下为公,故尧舜之道虽至大至公,却不合人性,不合时宜,不宜提倡;夏商周三代为青铜文明时代,经济发展很快,出现剩余财富,于是天下为家,人人为己,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聪明智慧,利人利己,其获利尺度和方式均符合公认的礼义准则,故六君子之道才是私有制时代万世不变的大仁大德大道,可惜只有"忠道"而无"恕道",使无法行道的仁德君子难以自处;春秋时代进入钢铁文明时代,华夏无主而又财富暴增,其君子之道在客观上虽也利于苍生,但主观上却自私愚蠢而虚伪,并非真正的仁德君子之道,故不宜提倡;孔子"忠恕"之道排除了尧舜之道和春秋君子之道,只是对六君子之道的继承和发展,其理论新意看似非常有限,但孔子以三代历史为基本依据,根据人性自私方可驱动经济发展、天下为家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规律,和三代君子诚实利人最终利己的治国经验,按照自己的国家治理理想,托古改制,而创造的利人利己的"新王之道",不...     

"君子"与修身: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儒家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模式研究之二

儒家政治社会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君子教育途径设计与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念相一致。强调君子"以修身为本"的内修之道,以官学、私学、家庭教育为主体的外铄之道,及践行其已修之"仁义"之道的"外王"途径。最后达到其从"明明德"到"亲民"到"止于至善"的君子人格塑造目标。内修、外铄与践行三者紧密结合,就是儒家君子修身的途径设计。     

儒学礼义(仪)的本质及其创造性转化

"礼"是制度、仪式、规范、品质,是秩序与和谐,是维护古代道德规范的重要工具,是国家秩序和人之为人的精神和风貌,又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和社会风尚。"礼"在治国理政中具有枢纽价值;其内在动力是"乐"。礼的实行要遵循"道"的运行,而"礼"的本质,则是彰显"道"的精神。"礼"是人禽之辨的标志;是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志。创造性地转化儒家礼治的思想价值应该从以下若干方面入手:在反思批判的基础上,儒学礼义(仪)可以为当下中国社会的治国理政、淳化社会风尚提供历史智慧;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根据正义原则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来变革礼义(仪)文化;要给儒家的"礼"注入主体性,建构法权人格,使人有尊严地生活;儒学"以仁为人之安宅,以义为人之正路"价值和以"敬"和诚信的礼义内蕴可以用来消解西方以"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构建以"我们为中心"的道德和利益一致的共同体。     

以“忠恕之道”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民心相通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兼善天下理念的现代彰显与践行。民心相通既是"一带一路"所必须承载的使命,也是其成功与否的关键。忠恕之道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世界三大宗教文化的共同思想元素,推动民心相通关键工作是做好人文交流,要通过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交流来推动,可以作为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相待的金规则。因此,坚持忠恕之道可以打通人心相隔的阻梗,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和谐的人文环境,铺筑通畅的人心通道。"一带一路"建设必须秉持忠恕之道,体现平等、包容、共赢的精神。     

论中国古代诗教的宗教性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像中国一样,对诗或曰文学赋予了如此之多的责任,让文学(诗)承担如此沉重的化育民众心灵、提升民众精神世界的功能,是谓"诗教"。在西方国家及许多其他民族中,这个任务主要都是由宗教承担的。在中国,为什么会以"诗教"来替代宗教呢?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伦理社会早熟,本土宗教没有充分发育的条件,外来宗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已经丧失了大部分其本来的精神力量;孔子在匡复周礼无望的情况下,确立了"诗教观",汉代世俗王权接受了孔子的"诗教观",事实也证明了"诗教"的有效性;"诗教"之所以可以替代宗教,是因为诗与宗教在许多方面有相通之处,如思维方式和客观作用方面;"诗教"与宗教一样,都有一种隐性权力存在,这种权力保证了其"教"得以实现。     

对禅之理解及禅宗色彩观在文人画中的"自行呈现"

1〉意为"止观"、"沉思"、"静虑"的"禅"是将主体浸入教理的活泼泼的直观性体验,它维持了"宗教"活的生命;2〉禅宗色彩观当是禅宗理论的自然衍生和凸现。庄禅一脉,不可两分。不是现象界的色彩不是知性语言,而是与诗性的描述性语言同质的"摹状词"意义的色彩(素淡-虚空之黑白)承担了本体论(庄子之"道"、禅性性"空");3〉禅宗色彩观在文人画中"自行呈现":中国封建后期士大夫阶层禅悦之风大盛,这时的文士画家心理应是儒、道、玄思想积淀经由禅宗综合起作用。深受禅之影响的文人画取代青绿成为画坛盟主是历史而宿命更是境界追求般选择了黑白之韵;4〉禅艺合流,禅以荒寒清冷为最高境,文人画即以"深情冷眼"的荒寒境为最高美学意境。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路径抉择及其反思——以钱穆与冯友兰为中心

近年来,在中国哲学界出现了"中国哲学"是否合法的疑问,此问题的背后可能缘于依什么样的思考框架来治中国思想作为历史的学问的问题。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作为历史的学问,学术界有多种做法,如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哲学史等。本文以钱穆与冯友兰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及其择取根据为例,以期窥探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因缘、问题、轴心、轨迹。钱穆不主张以分科之学特别是"哲学"来梳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精神作为历史的学问;而冯友兰则是以西方"哲学"的框架来重新清理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重要代表,其所著之"三史"、"六书",就是以"哲学"史的框架叙述传统,以"新理学"的框架开新。在对钱、冯二位先生的学术乃至哲学观的比较中,我们似乎可以体会到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生长发展的问题与特点。     

援“道”入“相”:《庄子》相术思想的独特性

《庄子》一书中有不少与相术相法有关的内容,它们体现了作者对世上流传的相术以及观人相物方法的一些精深而独到的认识。《庄子》对世间相术有肯定、吸纳和借鉴的一面,也有否定、超越和提升的一面,其相术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援"道"入"相":以"道"观照世间相术,并主张以"道"观人,以"道"相物。《庄子》的相术思想不但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全书的学说核心,其表现形式也对全书有增光添色之功。     

辜鸿铭及其文化建设思想

辜鸿铭因政治观点保守,与时代格格不入而遭人遗忘.但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重新思考辜鸿铭的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独到贡献.辜鸿铭最早探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他主张采纳西方文化的拓展精神和进步理念,走出一条基于传统、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上,他创造性地研究国学,使国学走出故道,进入世界性文化大背景之下.他创立"中国学"及述译中国典籍,使西方学者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真精神.辜鸿铭是一位积极的文化建设者.     

道德政治与功利政治:墨法两家治国理念之对比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有两种完全对立的国家治理模型。一种是墨家的道德政治,其基本理念是培养君子、尚贤尚同、崇尚节俭、兼爱非攻。另一种是法家的功利政治,其基本理念是依法治国、以术治臣、以势束己、富国强兵。从中国历史进程看,前者既不适用于社会转型期,也不大适用于社会稳定期;后者适用于社会转型期,有利于国际竞争,而不适用于社会稳定期。借鉴历史经验,因时而用,此乃长治久安之道。     

康有为“以元统天”论思想探析

西方"星云假说"对康有为"以元统天"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天"与"地"相当于西方哲学中"宇宙"和"自然界"的概念。所谓"天地之理"便相当于西方所谓"宇宙"、"自然界"的本质规律。而"以元统天"论的元气说是对中国古代元气论、无限宇宙论以及康德"星云假说"的继承与发展。西方自然科学影响下康有为元气论思想又是其论述人性理论、价值观念以及政治思想的哲学支撑和重要基础。     

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及现实思考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古人对如何提高自身修养,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有诸多的论述。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强调人与人的和睦相处。道家重视"道",遵道以行,虚静处下,以建立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主张个体与社会,道德与功利和谐等等。这些观点可以用儒家的"八条"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概括之。而对古代和谐思想的梳理,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国新时期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