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文化现代化与族群社会现代化

族群是构建中华民族统一体的重要单元,又是相对的独立实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使各少数民族群体也不可避免地迈入这一变革轨道,他们特有的族群文化在经济社会的竞争中将面临种种冲击。本文认为,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化的世界趋势之下自然会受到理性文化的改造,但是经济进步与文化传统并非简单对立,世界现代化的模式也非同一,在保护宝贵遗产与社会变革之间找到平衡是社会现代化的最好途径。     

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

在台湾 ,“族群”一词初用于民族学界对少数民族 (山胞 )的研究。 1 970年代后期台湾出现“反对运动”以后 ,随着台湾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民进党的建立 ,“族群”一词进入政治生活领域 ,并在后现代“差异政治”和“认同政治”的交互作用下 ,成为构建“政治族群”的“文化”工具 ,在“国家认同”层面和“统独争议”之中发挥着“族群政治”的分化作用 ,是“台独”势力挑起“省籍矛盾”着力利用的工具。这是大陆学界在应用“族群”概念和认识族群理论时所不应忽视的政治向度。     

微观层面上的族群认同及其现代发展

族群是近年来国内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它的复杂性源于决定族群意识的文化 、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多样性；同时，族群意识还要受到国家体系的改造，从族群认同到民族 认同的转变与国家权力的影响直接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是一种互相取代的关系， 实际上，这两种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互相重合在一起了；国家体系、大众传媒以及现代性 的其他因素都会影响族群认同的发展。     

中国各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

通过对各个族群进行“社会分层”方面的结构性比较 ,可以分析在各族群矛盾中有多大程度属于在文化与认同方面的真正意义上的族群冲突 ,又有多大程度上应当属于“社会分层”带来的贫富矛盾。本文使用 1982年、 1990年和 2 0 0 0年我国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和统计数字 ,结合近十几年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展的我国族群分层社会调查的研究成果 ,依次分析了各族群在教育、产业、职业、城市化水平这 4个方面在全国层面上的结构差异。希望能够推动我国学术界对于“族群分层”的研究 ,同时有助于政府制定改善族群关系的政策和预测族群的发展前景。     

台湾政治族群与族群政治

一、族群的涵义与台湾族群的基本格局“族群”一词最早是1930年代开始使用,指自认为、或被别人认为有共同的来源与特殊的文化,而构成一个独特社会群体的一群人。被用来描述两个群体文化接触的结果,或者是从小规模群体在向更大社会中所产生的涵化现象。第二次大战以后,     

族群离散与文化离散研究的来龙去脉

离散(Diaspora),既是一个历史的现象,亦是当今存在的社会现象。二战后,离散这个词的词义发生变化,扩大了到对其他族群的离散经历的研究,与客居国的政治、经济、性别研究等等主题结合在一起。与国外的研究者相比,中国的离散研究还处于后来者的地位。离散族群概念的定义以及其衍生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去理解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由来,以及这些认同在日常生活中的表征。     

社会资本与政治态度:新加坡三大族群比较研究

在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下,新加坡的公众价值观调查(WVS)数据表明,新加坡的华人、马来人和印巴人的社会资本存量有明显的差别,而且社会资本对于新加坡3个族群的政治态度具有显著的影响.     

数字经济次生风险的全景透视与法治之维

数字经济次生风险系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应通过科学的解析和规范的限制进行回应。鉴于数字经济次生风险的复杂性，采取区分主体的分析框架并实现解析的体系化是恰当的进路：从国家层面来说，全过程数据利用行为的不加规制造成了数据主权之风险；从市场层面来说，外观自由、实际已然接近垄断边缘的数字经济市场当然需要进行矫正；从个人层面来说，数字经济伴随着文化、社会等变化也引发了个人权利陷入不安定的境地。围绕问题进行拆解，国家层面数据主权之风险系数字经济发展和安全之间平衡困难造成的；市场层面贴近垄断系当前技术霸权之现状造成；诸多规律性假定失效使个人信息完整规制方案真空，相关负性影响也随之显现。我国应当基于法治策略确保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寻求法治保障降低国家安全风险，反对霸权行为；发挥法律激励作用对接市场发展规律，将法治融入市场；适当“过正”矫枉保护个人基本权利，形成文化、氛围与观念。     

族群认同探析

族群认同是一种社会群体水平上的认同,是族群及其文化存在的基础。族群认同的研究应该立足于族群认同边界的持续存在和变化,而不能囿于族群的内部构成和历史。经由心性结构和社会现实决定的行为边界是理解当前中国少数族群认同的有效途径。     

北美汉学界的《沧浪诗话》研究述评——以华裔族群为中心

北美汉学界的《沧浪诗话》研究在主体构成上包括华裔族群和本土学者两个群体。华裔族群的代表人物是刘若愚、叶维廉、叶嘉莹、欧阳桢等人，本土学者的代表人物是加拿大的林理彰，美国的宇文所安、费维廉等人。整体上看。华裔族群的研究凸显出如下四个主要特点：一是注重影响研究，包括严羽诗论对前代文论的承传及其对后代文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二是对严羽诗论系统中“以禅喻诗”批评方法及“兴趣”、“妙悟”等概念进行了阐释：三是方法上移西释中和中西对话并用；四是注意吸纳中国和日本“严学”家的研究成果。     

经典文学作品文本分析的性质、地位、路径和意义

论文提出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旨在以优秀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探寻文学作品艺术价值形成的原因和机制。这一性质决定了文本分析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活动和方式,区别于一般的文学欣赏,区别于文学史研究、文学思潮史研究、以作品为核心的作家论、与时代同步的文学评论等其他文学研究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文本分析主要以优秀文学作品即文学经典为分析的对象。文学文本多层次立体结构性地存在,是文本分析的可能空间。文本分析的路径为由果溯因的诗歌学模式即语言学模式。文本分析需要采用方法,方法在文本分析中的功用是: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更具个性的艺术特征;运用方法进入文本分析,能够产生比较机制。方法论一般原理是文本分析方法的基本原则,方法具体操作为走综合的路子,即各种方法对应于文本不同的层面,并且进入文本后互相结合和转换。文本分析的意义在于:深化对于叙事性文体诸如小说的见解;是文学史科学化的基础性工作;担当文化传承和文学理论传承的作用;是文学理论概括和提升的基础性工作;对于文学创作具有借鉴意义;对于读者文学阅读也具有重要意义。     

美·爱·自由·信仰

在一定意义上,美学是信仰之学。美的绝对性与永恒性构成了信仰的核心部分。信仰本质上是从此岸的、经验的世界向彼岸的、超验世界的超越。信仰的终极指向是真、善、美,真是存在的本体,善是存在的趋向,美是存在的表征。美作为表征既包含了真,也包含了善,既包含了存在的统一、完整、坚实,也包含了存在的秩序、节奏、和谐。人们可以从不同途径通向信仰,但必须从对美的体验开始并最终形成美的意境或境界。美从直觉之美到想象之美,到生命体验之美,内在地存在着一种秩序,这个秩序与人自身的爱的秩序是相互对应的。这种秩序是信仰之所以存在,所以可能,并成为人的基本情结的原因。信仰实际上是人类的自我调节、自我解放、自我完善的心理机制。     

Cohorts,edu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olerance

Normative and social structural explanations for changes in tolerance are tested using racial attitude items from 11 surveys between 1958 and 1978. Over the 20 years, while there were changes in the overall levels of racial tolerance, there were also changes in the upper and lower ends of a tolerance spectrum which differentially depended on cohort and educational effects. Regardless of the position in the tolerance spectrum, most of the change in racial attitudes resulted from across-the-board changes in all cohort and educational groups. The most racially conservative end of the spectrum was slightly eroded by increase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opulation, while the most racially liberal position was somewhat advanced by cohort replacement.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normative perspective demonstrated the greater potential for applications to other, more complex, configurations of tolerance.     

启动、定向、设计、完善：领袖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长

领袖在制度成长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政治实践中,由于领袖所处的政治地位、所行使的政治权力、所承担的政治职责与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其启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定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价值、设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文本、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机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新时期,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逻辑充分展开的过程中,领袖仍将是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长的重要力量,但领袖必须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的机制与空间内展示其雄才大略、原创性与发挥主观能动性。     

关于伊玛堪采录、翻译、整理、编辑出版的思考

伊玛堪是赫哲族宝贵的民族文学遗产 ,其成书过程遇到了重重困难。本文对伊玛堪的采录、翻译、整理、编辑出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退出权、合作社与集体行动的逻辑

当前国内农村研究界存在一种隐含的研究前提,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农民,可以通过自愿的办法建立农村社会的内生秩序,从而实现公共品的最优供给.这一隐含的研究前提混淆了公共品与私人品的差别,忽视了对乡村秩序社会文化基础的考察.其后果不仅在于无法正确解释新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而且无法为目前中国农村的发展提供有用的对策.     

蝮蛇的形态、生态及命名的研究

经过研究700余条蝮蛇类标本的形态、鳞片、花纹、骨骼等特征,实地观察了蝮蛇的自然生境,记录了713条蝮蛇的数据,用差异系数法统计、讨论了蝮蛇间的共性和差异,得到了以下结论：秦岭蝮和六盘山蝮不是独立的种,短尾蝮和乌苏里蝮同域分布,但在活动季节上占据不同生态位。     

自主创新的理论、国际经验和模型构建

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不断取得进步的动力之一，世界各国都将其作为一项国家战略任务加以实施，我国也不例外。近期我国政府明确提出“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的重大决策，表明自主创新已被提升到战略地位。基于自主创新的重要性，本文着重探讨了自主创新的理论源泉、国际经验，并从中加以提炼，构建出自主创新的理论模型。     

网络、管理约束与企业成长

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网络环境下企业交易成本以及有效边界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网络能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信息成本,并进而影响企业的横向和纵向边界,当然这种影响会随着企业信息依存度的不同而变化;另一方面网络提高了部分企业的资本专用性,推动网络企业纵向一体化,又会使企业重新面临管理约束的影响。     

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因、利弊与战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干杏娣教授访谈

干杏娣,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金融,中国金融政策与市场。1980年8月至1983年7月就读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6年9月至1989年12月为南开大学学金融学系博士研究生,1990年获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干杏娣教授长期从事于国际金融理论以及中国金融政策与市场的研究,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