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江苏苏南苏北若干地区的比较研究

社会已经进入多元化时代,利益差异日益明显,利益主体意识日益增强,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要求基层政府必须对日益增强的利益诉求意愿做出积极的回应。这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原动力,也决定了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和路径:变革中国原有的"政府包揽式"社会管理模式,提高多元参与水平以及对利益差异和利益冲突的包容能力,形成"多元协作式"社会管理体制势在必然。这种"多元协作式"社会管理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管理主体的多元;二是管理工具的多元。本文以极具代表性的"苏南"的苏州和"苏北"的淮安为样本,各选取两个社会管理创新的案例,从结构、过程和类型三个层面比较两地社会管理创新的差异,评估实践成效,揭示创新规律,探究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创新社会管理 建设幸福沙头——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探索新时期社会管理工作纪实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和纠正社会失灵的过程。社会管理作为一个时代课题，日益凸显其挑战性、紧迫性，也适时地摆在了各级政府的决策案头。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关键在基层，着力点也在基层。利益的多元化和矛盾的低燃点，时刻考验着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智慧。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积极推动社会管理创新，重点是在离百姓最近的地方创新，从解决居民最关切的民生问题入手，始终围绕区委区政府提出的建设“法治化、智慧型、高品质的国际化先导城区”的战略目标，把解民困、聚民智、让民乐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环节来抓，多措并举，取得了良好成效。     

公共服务市场化中的利益冲突及其协调——以有线电视模转数的公共服务为例

公共服务市场化适应了社会需求,促进了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重塑了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关系.但由于公共服务领域的“公共性”与市场的“私利性”矛盾,市场化过程亦充满了各种诉求与利益的冲突,包括政府诉求与市场利益的冲突、公众诉求与市场利益的冲突以及政府诉求与公众利益的冲突.应通过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保障基本的公共需求、加强对市场的规制,确保公共服务的规范运作以及引导市场主体和公众正确认识公共服务市场化等方面来协调利益冲突.     

论金融服务中的利益冲突及其法律规制

金融服务提供者同时服务于多个不同利益且满足一个利益可能牺牲另一个利益时,即产生利益冲突.有效规制利益冲突是维持公平、有序、高效的金融市场的核心,其主要对象应是知识与技能受客户依赖的金融服务提供者,如受托人、代理人、投资顾问等.在许多国家,对利益冲突的规制已由以回避为中心转为以管理为中心.目前,我国立法机关和政府金融监管部门日益重视规制金融服务中的利益冲突,但完善的利益冲突规制体系尚未形成.     

困境与解局：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思考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新任务,而建设基层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转型的重中之重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沿阵地。当前,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面临“民本至上、服务为先”施政理念缺失;重经济管理,轻社会管理的职能偏好难改;财力与事权不对称,基层公共财政步履维艰;公众参与机制滞后;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张力不减以及法治行政失范,公共权力异化等困境。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转换上实现新的突破。     

民权保障:基层维稳机制有序运行的逻辑起点——基于维稳与维权关系的分析框架

基层维稳视阈下的“民权保障”包括公民的经济权利保障、社会权利保障与政治权利保障.在基层维稳过程中我国公民的各项权利目前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甚至被公权力公然侵害的发展态势,这是造成基层维稳机制无序运行的根源.基层维稳机制有序运行属于社会管理创新的范畴,社会管理创新不仅仅是基层政府治理方法上的变革,核心应当是通过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使基层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能通过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而相互制约,基层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矛盾,能通过权力与权利的制衡得以消解.要保证基层维稳机制的有序运行,其逻辑起点应当从“保障民权”入手,谋求建立一个动态的、均衡的“政府维稳与公民维权”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     

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中的“认知内卷化”——以上海XH区物业管理深化改革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的外在表现有“利益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支配这种外在表现的中介因素实质是“认知内卷化”。“认知内卷化”强调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创新主体基于一定的社会图式而不断强化某一思维,从而导致这一思维所附带的问题不断受到强化,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没有实质突破。本文以上海市XH区物业管理深化改革为例,采用观察法和文献分析法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行为和话语进行分析,发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在自动化认知期的社会图式是“基层社会治理内容很复杂,而社会力量又很薄弱,因此,政府部门应该给予帮扶”。在随后的控制性认知期,基层政府部门通过调研和走访所输入的信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社会图式。最后在表征印证期,“利益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印证了“认知内卷化”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中的中介作用。     

嵌入性治理：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探析——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为视角

社会协同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核心内容,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过程是多重张力催生的结果。通过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将促进基层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此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当前,由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发展态势下,民间组织的嵌入性治理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分散公众利益诉求、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信息的双向传递及合理分担基层政府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的功能价值,通过政府—公众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目标。     

集体资产股权管理中利益冲突的有效调控——以核心利益相关者为观察对象

因政府、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集体资产股权管理工作均存在双向依赖关系，故集体资产股权管理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集体经济组织以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等三类主体。集体资产股权管理中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的实践样态表现为：政府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存在“权力越位”与“权利缺位”的冲突，集体经济组织与非股东成员之间呈现“治理偏好”与“利益诉求”的矛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出现“有权分割”与“无权共享”的纠纷。集体资产股权管理中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的协调须遵循相应的内在机理，即应厘清政府、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等主体各自的角色定位，坚持民主管理原则，明确相关成员的股权主体地位。集体资产股权管理中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构建，应包含建立政府主导的预防和监督机制、完善集体经济组织主导的协调和保障机制、畅通农民主导的利益表达和协商机制等内容。     

亨廷顿政治参与理论对我国"无直接利益冲突"化解的启示

亨廷顿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保持政治稳定的过程.造成社会失序的根源不是贫困和落后,而是社会转型时期不同利益群体政治参与需求的扩大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失衡,这也是当前"无直接利益冲突"频繁发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必须给不同利益群体提供广泛的合理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以不断满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亨廷顿政治参与理论对化解当前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借鉴意义在于通过强化制度建设,保障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保障群众有效利益表达、完善听证制度,确保群众源头参与以遏制民生矛盾、扩展基层政治参与途径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培育新型政治文化,切实提高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     

论和谐视阈下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利益协调

村民自治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和化解农村社会利益冲突的制度保障.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利益格局多样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发展,我国村民自治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日益凸显.对于未来的村民自治,要以利益为切入点,探求化解和谐社会视阈下村民自治实践过程中利益冲突的有效路径,逐步推进村民自治的发展与完善,努力使其成为我国民主政治新的增长点.     

利益冲突情境对公职人员利益取向偏差的影响——透视腐败成因的一个视角

利益冲突情境是公职人员面对特定利益结构时进行利益选择和利益权衡的状态,腐败就是在特定利益冲突情境中出现的利益取向偏差.不断增强的市场力量和处于转型中的国家力量相互影响,共同建构了日益显著的利益冲突情境,以利益观变异中介而对公职人员利益取向发挥作用,出现交易型、影响型、旋转型、集体型利益取向偏差行为.     

转型期我国社会的利益冲突及其协调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利益矛盾和冲突日益凸现,并且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文章试图对利益冲突产生的根源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提出协调利益冲突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利益均衡机制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视角

利益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人们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必然会产生利益差异、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但正是这些差异、矛盾和冲突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出发,研究应对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以及政府对利益矛盾及冲突的协调方法——利益均衡机制意义重大。构建体现包容性的利益均衡机制是深化改革与推动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影响因素与政策优化

在社会整体转型时期,“政府创新”日益成为现代政府正确履行职能、强化责任担当、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和策略.进一步加速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特别是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将成为检验其成功与否的重要评价指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持续性受到诸多内生和外生因素的影响,通过对众多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案例的比较分析,可以概括出创新的成本与收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创新主体的能力、权利中心的稳定性、创新的制度环境、创新项目的可扩散性、公民与社会组织的有序参与等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联、互动,在推动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持续发展上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只有通过加强政府创新的顶层设计,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创新制度环境,以科学的绩效管理来提升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等方面的政策优化,才能在多元合作共治中逐步形成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长效机制,从而增强其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     

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问题与应对方略

经过长期的努力,我国各级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与成就,主要体现为:各级政府对社会管理职能的认识逐步深化,社会管理职能不断增强;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的财政投入不断增加,各类社会事业发展迅猛;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实现形式不断优化,社会管理创新取得新进展.尽管如此,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还面临概念认知存在偏差、组织载体建设滞后、管理方法手段单一、政策法规很不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偏颇、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因此,通过全面理解和科学界定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加强组织载体建设、丰富管理方法手段、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健全绩效考核制度、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加大公共财政投入等措施来促进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     

新形势下多元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型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已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评判一个社会稳定与否,不是看有没有社会矛盾或利益冲突,而是看这个社会是否具备一个完善的社会机制将矛盾和冲突控制在“有序”范围内。妥善处理社会矛盾,要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层面加强对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研究,健全社会矛盾化解的政府公共机制,创新社会利益的整合机制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完善政府对社会矛盾化解的调处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推动和完善社会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调节作用,真正建立社会矛盾化解的多元新型机制。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从根本上预防与化解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的重大实践。     

利益冲突的理念与实证分析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正面临日趋表面化的利益冲突。社会主体利益观念膨胀、逐利行为不规范、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不合理是造成利益冲突的主要原因。利益冲突是社会结构转型的产物,它促成了各利益主体在"改革———多元利益———利益冲突———利益协调———制度创新"的利益关系模式中的博弈,具有两面性。利益冲突的负面效益要求用制度化手段特别是用法律手段进行控制,用立法防范和司法裁判两种方式加以解决。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权威在基层政治中的变动趋向——以晋西北乡村为例

20世纪 2 0— 30年代的晋西北乡村社会基层政治变动的突出特征是士绅向“权绅”的转变。这一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阎锡山军阀政府自上而下发起并实施的“村制”。“权绅”在基层政治中 ,由于服务方向转向赋予其“权力资本”的上级政府 ,与乡村社会联系纽带弱化 ,但并未成为阎氏政府在乡村社会中完全意义上的合格代理 ,而是在基层政治的运作中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权绅”实质上蜕变为只代表本阶层利益的、独立于国家与社会之外的“权力精英”,成为阎锡山统治时期的制度之痼。     

网格化管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运行逻辑与实践特征——基于N市Q区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兴起的网格化管理完善和优化了我国以社区制为核心的城市社会治理体制,同时也影响了城市基层的政治社会结构,形塑了秩序整合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和市场间的关系及其制度与组织表现形式。它通过划分网格重构了基层社会治理单元,下沉党政资源的同时激发了社会和市场资源。网格化管理构建起了一种刚性与弹性并济的目标责任制,并通过考核评定来保障其有效实施。此外,网格化管理还创新了基层党政组织的运作方式,增强了党政系统对社会利益诉求的回应与满足,从而有利于秩序稳定。但网格化管理也表现出了"科层化"倾向和"压力型体制"的特征,导致了国家的"内部分化"以及国家与基层社会联结的"非均衡性"与"不稳定性"。这使基层政府无限承担了社会治理责任,却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同时制造了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