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方言研究与民俗研究的互动关系

方言记载了民俗,民俗反映了方言,方言与民俗密不可分,方言研究与民俗研究呈互动、互补关系.文章从5个方面论述了二者的关系,指出只有将方言研究与民俗研究结合起来,由民俗收集方言,以方言探索民俗,才能取得新的突破.     

略论民俗与方言的关系

方言不仅自身就是一种重要民俗事象 ,而且是民俗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方言表现民俗的方式有四 :(1)方言单位概括指称民俗事象 ;(2 )方言单位具体陈述民俗事象的内容 ;(3)方言单位旁涉夹带民俗事象 ;(4)方言单位折射出民俗的风貌。由于方言与民俗天成的、经常而普遍的规律性关系 ,有必要建立起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方言民俗学 ,以加强对其进行研究     

民俗语言学视域下陕北方言特殊量词探析

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民俗事象。民俗既是风俗习惯又是文化现象,民俗的形成和巩固需要借助方言这个有机载体,方言词汇是了解民俗事象的活化石。方言与民俗休戚相关,二者互为因果。作为涵化了民俗要素的陕北方言,是陕北文化的语言符号和民俗符号,带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综合运用语言学、民俗学等理论以陕北民歌作为研究底本,从方言与民俗的关系,梳理和分析陕北方言的特殊量词的修辞功能和文化功能。这是研究陕北方言与文化的新路径,能够为民间文化传承提供有价值的启迪。     

也谈民俗学与方言学的结盟——以甘肃武威“凉州贤孝”为例

甘肃武威的民间口头说唱"凉州贤孝",既是一种民俗现象,同时又承载着诸多的民俗事象,其语言载体是地道的凉州方言。"方言是民俗的载体","凉州贤孝"方言文本的整理具有方言与民俗研究的双重价值。我们可以以方言文本为桥梁和纽带,实现民俗学与方言学的结盟。     

论徽州方言民俗语汇的特点、来源及发展趋势

徽州民俗现象是徽州社会的原生文化形态,徽州方言在民俗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不可替代。然而徽州方言词语与民俗并不同步,它并不伴随着民俗的消失而消失,这些遗留的方言词语是研究徽州民俗新的突破口。而徽州方言的形成深受特定地区民俗文化影响,二者的关系凸显了徽州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立足民俗文化与徽州方言语汇,在具体的徽州民俗现象中探究徽州方言词汇与徽州民俗内部关系,寻找形成徽州方言语汇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是继承徽州文化的重要途径。     

摭谈巢湖方言习语与巢湖民俗文化

方言研究与地方民俗文化弘扬应互动互补,方言乃民俗事象,亦为民俗内容.巢湖方言习语记录着巢湖当地诸如生产、岁时、信仰等类型的民俗,映射着巢湖百姓生活万象,而巢湖民俗源自于巢湖流域百姓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和与环境相适应的生存模式、行为轨迹,从巢湖方言习语中可管窥巢湖流域民情风俗之一斑.巢湖方言习语具有地域自身独特的谐音民俗特征和富有个性的教育风化功能.巢湖方言与习俗之间关系大多是动态的、互存的和平衡的,只是世革言殊,方言语汇的消长并非与民俗演变亦步亦趋,新民俗会随社会的发展而出现,新方言习语便应运而生.     

从语音特点看吴语区的谐音习俗

方言和民俗紧密相关。以往的研究往往从词汇的角度来讨论方言区的民俗现象。实际上,方言语音对某些民俗的形成更有解释力。方言和习俗都具有地域性。它们都有自己的中心地带和流行范围。从方言词汇能较快地发现某一方言区的民俗特点。从语音的角度,通过对方言语音具体音值的考察,具体从吴方言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等特点来探讨相关谐音习俗的形成和流布情况。     

河南方言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

河南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民俗、语言学方面都具有特殊的价值。近年来,河南方言呈现出弱化的趋势,对此,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正确认识河南方言并且借助各种形式凸显河南方言的魅力,才能有效保护河南方言。     

《跻春台》婚嫁丧葬类方言词汇散记

<跻春台>是清末四川中江人刘省三写的一部拟话本小说集,书中使用了大量方言俗语.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反映民风民俗的方俗词语,既可以丰富近代汉语方言词汇的研究,又有助于当时民俗的考察.     

漫谈方言与民俗

<正> 方言与民俗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是在劳动中创造的。它们历史悠久,乡土气息浓,联系密切。但二者关系如何:是先有方言还是先有民俗?谁起决定性作用?谁具有反作用?联系程度怎样?对民俗我们应持什么态度?笔者就此谈谈初步认识。 首先,从方言与民俗的产生开始。 什么是方言呢?它是如何产生的呢? 方言是“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简言之,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我们认为,方言的产生可以从“语言的产生”中得到解释。可以想象,最初语言的出现完全是同一集团的人们在共同的劳动中来协调统一行动的声音。其通行区域完全是在一个集团的范围内。超出这个范围便不能交际或达不到交际的目的与效果。各个集团都有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对国家或民族而言是一种方言。语言是一个     

《方言据》疏误札记

《方言据》是产生于明末清初的一部方言辞书,收在《学海类编》中。该书由于编订后近两百年没有刊印,辗转手抄,出现了一些错讹。现将发现的17条略加考辩,以就正于方家。     

明清山东方言词汇化形成的方言词探析

词汇化是形成方言词的一种重要途径,明清山东方言里就有不少词汇化而来的方言词。通过对文献中这类方言词的具体分析,我们发现方言词由共同语里的短语结构、句法结构、跨层结构词汇化而来。     

《越谚》词语的结构、注音与释义

《越谚》是晚清绍兴学者范寅编辑的方言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析为语言、名物和音义三卷,辑录了越地方言的词语、谚语、俚语、歌谣等,是我们了解当时越方言、越文化弥足珍贵的语料。该文从词汇的角度探讨《越谚》的词语结构、注音与释义。     

清末民初北京话口语词汇及其汉语史价值——以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为例

日本明治时期的十种官话课本里出现了1510个北京话词语,这一惊人的数量不仅反映了清末民初北京口语的基本面貌,也体现了官话课本的"京味儿"风格和实用主义的教学策略。这些北京话词语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带有明显的口语化特征和地域特色,再现了清末民国前期北京地区的社会现实和风土人情,为北京话词语研究、北京方言词汇史研究、北京官话研究以及辞书编纂等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具有重要的汉语史价值。     

清代奏折对语文辞书编纂的价值

清代奏折数量众多,日期确定,内容广泛,其中有较多方言词、口语词、行业词、典章制度词,语料价值较高,目前学术界对其语言研究价值措意不够,在语文辞书编纂中对奏折材料的利用有待提升。对语文辞书编纂而言,清代奏折具有增补词目、补充义项、纠正释义、补充书证、提前书证的价值。     

“言文一致”与方言小说——清末小说中的“方言”问题

与“言文一致”、“小说界革命”的思潮密切相联系,晚清对用方言写小说形成一个理论自觉,也出现一批方言小说,其中以吴语小说和京语小说最具代表,可谓别开生面。但小说中大量运用方言来模拟口语的逻辑与小说“开民智”要求的普及性,以及小说语言的艺术性形成矛盾。重视小说艺术性的小说家就提出“另为一种言语”和“另造一种通行文字”的观点,这种兼顾口语化、普泛性和艺术性的白话书面语革新,才符合“官话一国语”建构的路径,为小说语言的由俗变雅提供了可能,也修正了方言小说的弊端,但这一理论真正的实现则在五四时期。     

明代南京官话的语音系统及其历史地位

李登、李世泽父子的《书文音义便考私编》《韵法横图》以及传教士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真实地记录了明代中后期南京官话的语音面貌,这种官话语音系统包含21个声母、60个韵母、5个声调,其语音特色突出表现为疑母和微母的独立,泥母来母不混,区分尖音和团音,庄组字两分读t？和ts,山摄uon的独立,区分前后鼻音韵-n和-？,闭口韵m尾的消失等。有明一代至清代中后期,南京官话可能一直充当着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的角色,在沟通汉语各地方言、促进民族团结和融合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关于《蜀籁》的几个问题

《蜀籁》是上世纪30年代编纂的一部方言俗语工具书,收集了大量四川方言词语及熟语,对于研究当时的词汇、语音均有重要作用。但此书亦有不少疏失,后来的整理本也有一些疏失。     

重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吴晗先生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不能成立。王世贞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清人已确证《金瓶梅》是王世贞的“中年笔”。从《金瓶梅》“指斥时事”、抄本之源、小说中的吴语、王世贞的学识等考察,作者当为王世贞。大名士与非大名士（中下层文人）共同参与了《金瓶梅》的创作。《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联合创作说”具有强有力的三大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