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桃花源记並诗》的几点看法

《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的代表作品之一,历年来为人们所重视,解者纷纷,分歧亟多。本文拟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略陈己见,以就正于各位专家和陶渊明研究者。 此记并诗为准备“避”刘裕之 “乱”而作 这篇作品作于刘裕代晋称帝以后。晋安帝义熙十四年戊午(公元四一八年)十二月,刘裕将晋安帝幽囚东堂,立晋恭帝。晋     

说“左将军”——读陶札记之三

陶渊明有《赠羊长史》诗,序云:“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作此以赠。”宋吴仁杰《陶渊明年谱》于义熙十三年条下注: 有《赠羊长史》诗.长史名松龄,晋史本传(按,指《晋书·陶渊明传》)谓与先生周旋者。是岁刘裕平关中,松龄以左军长史衔使秦川,故有句云:“路若经     

陶渊明《拟古》诗论略

(一) 《拟古》诗共九首,作于晋、宋易代之后。诗人此时心情低沉,感慨极多,因此作者对东晋灭亡的感叹和由此而引起的感伤,便成了《拟古》诗的主要内容。尤以第九首表现得最为明显。诗中的“种树长江边,三年当复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四句,黄文焕曾作过评论:“刘裕以戊午年十二月弑晋主于东堂,立琅琊德文,是为恭帝。己未为恭帝元熙元年,庚申二年而裕逼禅矣。帝之年号,虽止二年,而初立则在戊午,是已三年也。”上面一段话可看作陶诗中“三年当复采”、“忽值山河改”的有力注释;它告诉我们《拟古》诗写于晋亡之后,写的是诗人因晋亡而表示的感慨。清人陈沆也说这首诗是作者“慨晋室之所以亡也”。     

陶诗三首系年

<正> 陶渊明《杂诗》十二首,历来编在一起.这十二首诗是否同时所作,其说不一.清人温汝能说:“年谱义熙十年甲寅,公年五十.此诗(按;指‘昔闻长老言’一诗)是年所作,故云‘奈何五十年’也.计其弃官归来,至是得十年,故下章又云‘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也.”(《陶诗汇评》卷四)他以为属同时之作.与他同时的蒋薰则提出了不同意见:“《杂诗》十二首,前七首皆是‘岁月不待人’意;‘代谢’以后,却有谋生羁役之感.至末‘袅袅’六句,恐非《杂诗》,或《拟古》之十,亦缺落不全者.”(《陶渊明诗集》卷四)到王瑶先生则首次将其析而为二,以前八首为一组,系于晋安帝义熙十年甲寅(公元414)年,后四首为一组,系于晋安帝隆安五年辛酉(公元401年)并指出最后一首“诗意隐晦,无从确定年代”,但从编次顺序看可能与前面的三首“为     

陶渊明《饮酒·十七》释疑

陶渊明出仕刘牢之镇军参军虽为旧说,但仍令人疑窦丛生.<饮酒·十七>为陶渊明元兴二年秋冬之际服阕闲居的作品,所语"时事",所用修辞等皆契合刘牢之军政实事.<饮酒·十七>为陶渊明出仕刘牢之的重要诗证,对陶渊明仕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归鸟意象与《易经》之关系释陶渊明《饮酒》(其五)诗

生于中国晋末宋初的诗人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中的其五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围绕着这首诗的解释,即使是其中的一字一句,历来的看法也是颇为不同的。依笔者愚见,《饮酒》诗的诗题实际上包含有两种不同的典证,其中的差异表现了不同的寓义,但却并没有表现出复杂的方法。其中的详细论述限于篇幅的关系,笔者另有论文进行研究①,现在所谈的内容则是其它的一些问题。义熙五年(409年)至义熙十四年(418年)间,刘裕在灭掉鲜卑族慕容氏的南燕国之后,又扫平了由南面向都城建     

20世纪辨析陶渊明“忠愤”说述评

自从沈约在《宋书·隐逸传》中提出陶渊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 ,耻复屈身后代 ,自高祖王业渐隆 ,不复肯仕 ,所著文章 ,皆题其年月 ,义熙以前 ,则书晋氏年号 ,自永初以来 ,唯云甲子而已”之后 ,再经唐开元间参加《文选》注的五臣之一刘良在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题下云 :“渊明诗晋所作者皆题年号 ;入宋所作 ,但题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 ,故以异之”的推波助澜 ,“年号甲子”说和“耻事二姓”说就应者峰起。北宋治平 (10 6 4——— 10 6 7)中 ,僧思悦虽曾勇敢而大胆地提出“渊明诗有题甲子者 ,始庚子距丙辰 ,凡十七年间 ,只…     

《“五斗米”不是道教是“日俸”》

刘晓云同志认为,“五斗米”是指五斗米道教徒,延伸为权贵。此说未免牵强。刘说陶几次出仕均受到官场中五斗米道教的排挤和压制,但末列具体事实。有姓名可考“与陶渊明势不两立”的王凝之,是“会稽内史”,会稽郡治在浙江绍兴;而彭泽县属豫章郡,不归它管辖。陶辞官是义熙二年(406),王凝之却死于隆安三年(399)。从时间、地点多方面考察,王不可能是陶的     

陶渊明酬和刘柴桑诗系年

《陶渊明集》中有《和刘柴桑》及《酬刘柴桑》诗.此二诗究竟何时所作?王瑶编注《陶渊明集》(一九五六年版)系于晋安帝义熙十年甲寅(414年),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则系于义熙五年己酉(409年).我以为这两种系年皆有可商之处。这里拟将两诗分别论列之。先说《和刘柴桑》。原诗云: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荒涂无归人,时时见废墟。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     

“谢从陶出”刍议

陶渊明和谢灵运都是晋宋之际的大诗人,文学史上历来“陶谢”并称。陶比谢长二十岁,早谢六年而卒。在现存的资料中,无法找到任何有关陶,谢交往的记载,但是,从陶、谢两人各自的经历和交游来看,他们彼此之间有相互了解的可能。理由如下: 其一,陶渊明是在义熙元年(405年)辞去彭泽令到老家浔阳郡柴桑县隐居的。他在当时有一定的名望,与刘遗民、周续之同为“浔阳三隐”。沈约《宋书》还为他立了传。当时的一些大官,如先后任江州刺史的王弘、檀道济等人,都曾设法结交陶渊明。而义熙七、八两年,谢灵运曾作为江州都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商自然人破产能力之承认与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实现

根据我国现行对票据法的有权解释,商自然人可以作为汇票的付款人进行票据支付行为.但是我国新颁布的<破产法>仍然没有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这样势必造成商自然人作为汇票付款人.当其因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时,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行使遭遇阻碍的后果.因此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对于弥合法律之间衔接的漏洞.保证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顺利实现,贯彻落实票据法的立法宗旨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