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人类学发展的历史轨迹

美国经济人类学是诞生在 2 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本文主要研究和阐述了其学科发展的历史过程 ,并根据划分学派的“四个基本一致”原则与该学科向广义发展的最新趋势 ,对形形色色的美国经济人类学流派作了全新的划分与论述     

文化人类学历史上进化论与反进化论的争论

文化人类学是对各民族文化作实证研究的科学。在文化人类学思想史上,受实证主义思潮影响而产生的进化论与反进化论的争论,对这一学科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作用。分析这场争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对我们认识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发展及其中体现的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试图证明:在科学的发展中,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是引起科学思想争论的根源;受实证主义影响的反进化论思潮以实证研究排斥理论的做法是错误的,它反对“形而上学”不过是实证主义的虚假观念,对科学的发展会有破坏性的作用。 一 十九世纪的哲学和科学思想对人类文化学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学界的ethnohistory：民族学人类学的一种有益补充

ethnohistory不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或研究领域,它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作为一种学术现象,ethnohistory逐现端倪于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学界,突出反映了当时的民族学人类学尝试引入史学视角的发展倾向,时当时包括博阿斯学派在内的美国民族学人类学而言,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为二战后美国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关系由疏离到日益密切及“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和西方学界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这一时期的ethnohistory,既不是美国史学界关注的重点,也不是美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的主流,易为学界所忽视.本文尝试对此进行揭示,对全面理解ethnohistory的内涵、性质和作用,以及二战后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具有重要助益.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坐落在有着百年历史的马丁堂,其学术传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创办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人类学系历史悠久,学术氛围浓厚。先后有傅斯年、顾颉刚、杨成志、梁钊韬、容观瓊、黄淑娉等著名学者,为人类学系的奠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开创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重视田野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并走上了蓬勃发展之路。2000年,周大鸣教授被任命为人类学系系主任。这一阶段,人类学系对内加强教师问的交流与合作,对外加强与系友和相关单位的联系,扩大了社会影响,提高了本系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是目前国内唯一拥有从本科生到博士生完整培养体系的教学科研机构,2002年人类学专业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本系拥有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考古学四个学科的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权,同时招收人类学、考古学两个专业的本科生。并建有人类学博物馆、人类学实验窒(包括视觉人类学工作室、体质人类学工作室、考古学工作室)、文物年代测定实验室(筹建)等教学试验单位；建立了“中国族群研究中心”、“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与历史系合作)等多个学术研究平台,其中“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人类学系同校外学术机构保持了良好的沟通与交流渠道,开展了丰富的学术交流活动。2005年人类学系教师派出学术交流共计28次,包括选派青年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及赴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研究、赴瑞典隆德大学做访问学者等；同时接待国内外学者共计26次,并与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学术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人类学系还多次主办国际会议,如2006年人类学系主办了“田野中的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有日本爱知大学、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日本冲绳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厦门大学、兰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 在科学研究方面,人类学系制定了“加强科学研究,以科研促进教学,以科研带动学科发展”的科研战略。积极开拓渠道寻求科研课题,例如在积极申报国家、教育部和省市科研项目的同时广泛争取横向课题。在考古学方面,与国家文物局,湖北重庆三峡文物办联系并获得研究课题,2005年9月,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签订“共建广东田野考古研究基地协议书”；在人类学方面,2004年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凌云县共建“凌云县教学研究基地”。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文章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活动为例,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做一个历史性的回顾与反思.目的不仅是为了反思学科发展的成败得失,而且更为了应对学科本身在21世纪发展的需要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对话的需求.全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研究的缘起,描述人类学、民族学传人中国及其传播、实践的过程;其次,以人类学系停办但其人类学研究在考古学和民族学掩护下仍继续进行,反映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转型情况;再次,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目前的研究特色和学科探索,介绍中国人类学的重建与兴盛;最后,提出以中山大学人类学学科发展为经验的反思,讨论作为学科的人类学在未来发展的方向.     

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

中国艺术考古学奠基于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及中国艺术学科的确立和发展,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即遗物和遗迹。这些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功利性、多样性等特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同时,艺术考古学的研究离不开考古学、古代艺术史、民族学、宗教学、民艺学等学科的积极参与。     

林惠祥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林惠祥在《中国民族史》、《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等论著中探讨了民族史理论和方法。他提出：民族史兼具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学科性质，民族史研究具有极强的现实功用，中国民族史宜采用“两重分类法”，中国民族史的分期标准应以华夏系为主干；还创立了融历史文献、考古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于一炉的综合研究方法。林惠祥民族史理论和方法的启示：民族史研究要集科学性与现实性于一体，作成信史；民族史的撰述应贯串民族平等观；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和多角度的研究取向是民族史研究的趋向。     

关于民族考古学发展史上的几个问题

民族考古学是我校人类学系文化人类学专业主攻的研究方向。它是当今人类学领域内把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文献等多种学科结合起来共同探讨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复原人类群体全貌的一门“卫星学科”。前不久,我曾就民族考古学这一分支学科在国内、国外发展的情况和特点作过简略的介绍,现在,再就目前人类学界提出的令人费解的、涉及这门学科发展历史的一些问题,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并请专家学者指正。     

理论性与人类学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岩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岩画研究为例

欧洲洞穴岩画研究,始自20世纪初叶,但真正有较大进展是在20世纪中期,从学科与方法论上划分,可大致看到两条线索：一是欧洲艺术与考古学方法的进展线索,偏重于实践考古学的理论拓展;二是人类学阐释理论的介入,更多是岩画目的与功能的哲学探讨,在研究上更偏重早期人类精神与视觉传达形式与表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目前国际学界影响较大的学者,其研究方法上都显示出两者的结合。     

论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几个根本问题

从学科性质来说,中国教育人类学是一门开放的综合的交叉学科,是一门特殊的人文社会学科.教育人类学既是一门应用学科,也是一门创新性的理论学科.教育人类学家遵循着社会文化人类学对文化、社会的根本看法,将教育视作一种文化的存在、社会的存在、历史的存在,通过田野研究直接面对鲜活的教育实践,从具体的个案研究中获得对教育与人性的理解.教育人类学研究在认识论上遵循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从实践中获得第一手资料、用文化视角看待问题、整体书写民族志、反思与批判贯穿研究始终是教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通过分析目前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揭示了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价值,指出了推动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20世纪末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争论--以俞伟超和张忠培的观点为中心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考古学界出现了对本学科的整体反思.俞伟超与张忠培被分别视为"新派"和"传统派"的代表,他们的争论成为反思中的焦点.分析两位先生的观点及研究论文后,可以发现他们的实际取向相近或可互补.考古学研究应同历史学、人类学更紧密地联合,还是应返回资料本身,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两种主张以对立的面貌出现有其学术史上的原因.曾为一代学者所熟练运用的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反成为现今学者的未来目标,提示出学科设置乃至社会思潮等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这些均是造成上世纪末考古学反思中产生分歧的因素,且对理解中国考古学的未来走向相当重要.     

论军事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军事考古学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并与相关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军事考古学与考古学、军事考古学与军事学、军事考古学与军事史、军事考古学与军事地理学、军事考古学与人类学、军事考古学与自然科学诸学科的关系进行相应讨论,旨在推动该学科的深入发展。     

中国“民族考古学”理论研究述评

“民族考古学”自产生以来,学术界对其学术史、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学科定位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一定成果。中国“民族考古学”理论研究的深入有赖于多学科合作研究的加强。只有多学科学者的多角度研究、多学科方法的介入,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才能在研究实践基础上有所深化、研究理论有所突破。     

破学科与跨文化——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重新思考与探索

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欲要有新的大的变化，必须做到。破学科”与。跨文化”即打破学科观念的藩篱和引进比较的方法。“破学科”并不是不要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性的边界，而是以学科为基础，广泛地引进、吸收、渗透、融汇其他学科的东西，以此突破原来学科僵化模式的限制与规范。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对文化人类学学科的引进、融汇和综合。还应该重视原型方法的解读。“跨文化”是一种将多种文化进行比较的方法，即指中国古代文学与多种不同国度、民族文学的比较。比较方法可以产生互为阐释、互为说明、互为论证的效果。     

论文艺起源研究的考古学知识方式

19世纪以后,考古学知识方式对文艺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对文艺起源和原始文艺研究的科学命题设立和知识谱系化做出了巨大的学科突出贡献。当考古学知识方式逾越了亚里士多德传统和19世纪盛行的线性进化主义思潮以后,就给文艺学知识域带来了新的知识路向以及文艺起源问题的科学性重建,真正属于学科进展中的革命性转折。所以,在我们进行文艺人类学的知识推进过程中,必须要认真反思考古学知识方式的意义、作用和事态真相。     

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

20世纪前半期在中国人类学学科建立之后,一批中国人类学家就深入到中国西南边疆地区进行田野工作,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上进行了许多探索,使中国西南开始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沃土。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的发展对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演进、中外学术交流、民族国家缔造、民族和族群的划分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新世纪学术发展过程中,对这段时期的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将对学科的进步和繁荣有所裨益。     

美国人类学的发展源流与特点

为研究美国人类学的发展渊源与特点,通过对博厄斯及其弟子提出的考古、体质、生态、文化人类学4个学科架构的论述,发现美国人类学自诞生之初就深受德国自然科学经验主义和人文哲学的影响,强调文化精神或民族气质,关注文化的历史性以及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形成独特的美国人类学“文化研究传统”;美国人类学发展中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争,引发了民族志表述危机。     

追寻中华文明的价值——重读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

1984年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所做的“考古学专题六讲”是对中国考古学科影响深远的系列讲座.张光直首先从考古学的属性与基本方法入手,详细梳理和辨析了“资料”(data)、“技术”(technique)、“方法”(method)和“理论”(theory)等关键概念,并由此深入探讨考古学研究的基本逻辑与方法.张光直进而把考古学理论与中国考古材料有机结合,探求中国古代研究的世界性问题,也即在世界文明的大背景下审视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并最终获得了关于文明起源“连续性的”(世界性的)与“突破性的”(西方式的)两种模式的深刻认识.     

中国心理人类学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展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心理人类学问题的研究兴趣与日俱增,形成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开展心理人类学研究的繁荣景象,到目前为止,中国心理人类学研究并不是由人类学界的学者独立开展的,而是由心理学、人类学、民族理论等学科的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的.但是同时也存在学科归属不明确、概念术语不统一、研究对象不清晰、研究者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与合作等问题.只有正视这些问题并充分把握难得的历史机遇方能促进中国心理人类学研究的健康、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