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国诠真》看徐树铮的政治思想

<建国诠真>是徐树铮于1921年撰写的一本政论性著作.文章以<建国诠真>一书的主要内容为载体,分析了徐树铮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基本特征,进而对这位历史人物作出评价.     

从《建国诠真》看徐树铮的政治思想

《建国诠真》是徐树铮于1921年撰写的一本政论性著作。文章以《建国诠真》一书的主要内容为载体,分析了徐树铮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基本特征,进而对这位历史人物作出评价。     

张紫阳“内丹说＂与《西游真诠》图赞

摘要;清康熙年间陈士斌的《西游真诠》是《西游记》传本中较具特色的一个,它尊崇金丹大道的内丹学修炼准则,主张道不外求、修心积德的修炼方法。其学说主要来自北宋张紫阳专讲“内丹说”的著作《悟真篇》,《悟真篇》的内容和理论在《西游真诠》中20幅精美的插图和所附的图赞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图赞内容多来自《悟真篇》中的诗词,这些图赞所阐释的内容实际上是道家的内丹修炼纲领,指出了炼丹修炼的意义、炼丹总纲、炼精化气阶段的核心、丹法修炼的正确途径、丹法修炼的全过程和修炼的关键等,把《西游》取经故事变成形象的道家内丹修炼读本。《西游真诠》把《西游记》作为一本道教的证道书,作为传播道教内丹说的工具,掩盖了《西游记》所具有的的文学性。     

关于1931年中华书局刊本《正教真诠》的版本渊源及相关问题

通过文献的比较，可知1931年中华书局刊本《正教真诠》实际上完全来自干同治三年（1864年）马如龙刊本《真诠要录》。因此，不能把中华书局刊本看作是《正教真诠》的独立版本。嘉庆六年（1801年）广州清真堂刊本《正教真诠》中的批语出自作序的明末伊斯兰教学者梁以溶；而《真诠要录》中的批语虽然由之而来，却已有很大的不同。《真诠要录》的内容也偶有超出《正教真诠》的地方。     

论《修辞学通诠》对“辞”的探讨

《修辞学通诠》是中国现代修辞学建立初期的一部重要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修辞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书中对修辞学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其中对“辞”从语言和思想两个方面进行的较为精辟的分析,为我们研究修辞学提供了比较广阔和全面的研究思路。本文在现有的关于《通诠》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次对《通诠》中的“辞”及其对“辞”分析进行研究,以期获取更多的对修辞学的认识。     

论晚明江南穆斯林学者的文化纷争--从王岱舆《正教真诠》批评的《证主默解》说起

明末著名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批评了当时一些教内人的汉文伊斯兰教著述,提到了《证主默解》一书,并引述、批驳了其中的部分言辞。现代的研究者大多认为《证主默解》一书已佚,但通过对《正教真诠》中引述的话和现存明末汉文伊斯兰教著述的比较,可以发现王岱舆所批评的《证主默解》即另一位著名伊斯兰教经师张中所撰的《克里默解》。从而,我们可以看到明末江南地区伊斯兰教汉文译著运动兴起时穆斯林学者之间的分歧和论争,而纷争在很大程度上与穆斯林学者对待汉文化的不同态度有关。     

刘智《天方性理》的主旨及影响

《天方性理》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心性问题，即人如何通过心性之功修而复归真主的问题。《天方性理》自刊行不久，便从学者群传至普通穆斯林大众，从穆斯林社会传至主流社会。《天方性理》之所以能在全国获得普遍认同，在于其理论的精深性、动态性、通俗性，也在于其体现了明清以来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的最高成就。     

《左传》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

中国长期农耕经济的熏陶,造就了中国人"依圣托古"的文化心理,这使得经典诠释在社会变迁与文化创新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也直接引发了中国经典诠释实践的早熟。历史上,在标志着中国诠释实践开端的三传对《春秋》的诠释中,人们对《左传》的诠释,多肯定其"传事"而批判其"不传义"。事实上,《左传》对《春秋》的诠释,是兼具"传事"和"传义"的。在战国社会由贵族政治向君主政治过渡的大背景下,《左传》作者通过从"尊君"到"重礼"的重建,从"尊王"到"民本"的辩证,以及从"灾异"到"尚巫"的复归等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承担起了社会转型下思想转承和观念重塑的历史使命,也因此而成功地展现了其兼具"传事"与"传义"的创造性诠释风格。     

《周易》“自强不息”的历代诠释

作为历经千百年的经典语句,《周易》"自强不息"一语随着时代演进不断被赋予新的思想内涵。"自强不息"本意是以天道明人事,强调"天人合一",诸子各家则藉此凸显其在个人品格建设方面的意义。汉唐时期,受儒家以及佛教、道教等不同学派的影响,对"自强不息"的阐释趋于多元。至宋明理学,则立足于以"理"解说,并深刻影响了后世对"自强不息"的诠释。以"自强不息"的历代诠释为线索探究历代经传注疏和学术思想的演变、发展进程,有助于深化和拓展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和当代价值,进一步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彖传》诠释对《易经》的哲学突破

《彖传》之所以能在诠释《易经》的过程中实现“哲学突破”,关键在于它创建并运用了新的适当的诠释方法,即诠释卦象以为先导、诠释卦名以定基调、诠释卦辞以明义理、揭示文本隐含诠释空间以引申义理的诠释方法。而《彖传》诠释对《易经》“哲学突破”,主要表现为它立足时代前沿,在诠释过程中建构起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的哲学理论,即“天施地生”论、“顺天应人”论、“与时偕行”论、“刚柔皆应”论。     

柯瓦雷科学哲学思想与科学哲学的转向

逻辑实证主义作为标准的科学哲学曾辉煌一时,但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观有严重的缺陷,它把科学束缚在僵死的框架中;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观是动态的,它把科学从僵死的框架中解救出来.在逻辑实证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中柯瓦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柯瓦雷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观的批判以及他的科学史方法、科学哲学思想,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派别形成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了逻辑实证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     

试论古典美学"丽"范畴的审美内涵与美学特征

“丽”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其审美内涵主要有:它作为一种人生理想,深深渗透在宗教、伦理、文化艺术和日常社会生活之中;作为一种美学范式,表现为情感萌动的审美主体在审视美学客体时的自觉地“形式美”追求;作为一种文化品格,从美学角度透视,是一种“美学风格”,表现在语言文字方面,是知识阶层文化身份的代表。“丽”范畴具有丰富的美学意蕴,表现出“和谐”、“自然”、“绮靡”、“清淡”四个方面的美学特征。     

神秘思维向诗国文化的转化——论兴诗与《周易》之关系

作为"诗六义"之一的"兴"被认为是一种艺术表现方式,但是学术界对"兴"与"兴诗"又明显地言说不清。究其原始,兴诗是先民物占谣辞的演化,虽然最终"兴"完成了从神秘思维向诗国文化的过渡,但是我们无法割裂其与原始巫卜文化尤其是《周易》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兴诗"与《周易》属于一脉同源的文化重构。     

竟陵派钟惺、谭元春小品的审美理性

明代钟惺、谭元春的小品文是古代散文的精品,也是竟陵派作品的代表。钟惺、谭元春的小品,以独到的审美趣味和精致的审美形式,一反传统的审美路线,显示出独特、新颖、超前的审美意识。透过钟惺、谭元春小品解读其审美意识,主要表征为以审美理性激发性灵意趣,在行文、音律及结构体式上贯彻了审美理性的"幽深独至"。钟惺、谭元春小品的审美理性是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积累的必然结果,它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学审美作出了历史贡献,而且对于推进当下文学审美意识的自觉也具有积极的启悟意义。     

袁宏道与袁枚的“性灵”之异

袁宏道与袁枚同倡“性灵”，实有分歧。袁宏道从人之本性上理解性灵，进而形成其自适之性灵；袁枚从性情与灵机上阐释性灵，进而形成其才性之性灵。二袁的性灵之异，与多种因素都有密切关系。     

论我国的司法解释体制及其改革与完善

司法解释体制的建立是司法解释规范化的重要标志,但不合理的司法解释体制会成为司法解释规范化的内生性障碍。在对司法解释界定的基础上,从制度、体制的层面上就现行司法解释的运作方式和过程进行反思,探讨了现行司法解释体制存在的弊端及原因,对我国司法解释的规范化与科学、理性的司法解释体制的建构等提出了改革与完善的建议。     

书籍装帧艺术中的"形神"关系

书籍装帧艺术的目的之一,就是创造形式意味的美感,它具有不可忽视的"形"美.在艺术创造中,如何才能"以形传神",将书籍的本质特征描写得突出、鲜明,一是借书籍之"题"立意;二是与装帧艺术家的情感相联系;三是需要艺术家一种实际创造的本领--技巧.在艺术审美中,审美活动源于"形",并在美的"形"的直接观照中展开;艺术审美的最终目标是"形"与"神"交会,完成情感的超越;情感是"形"与"神"交会的媒介,以情感为推动,达到形神兼备的最高境界.     

太极东堂与十六国北朝政治关系述论——以东堂决策为中心论述

太极东堂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宫殿正殿的东厢房，东堂与十六国北朝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东堂是政治决策的重要场所；2．东堂是举行文武要员及宫室勋戚丧礼的场所；3．东堂是皇帝宴赏大臣、讲论学术与询问政治的场所：4．东堂有时也是发生宫廷政变的场所。     

论“五行”范式的演化、扩展和价值取向

"五行"原初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万物构成的基本元素的概括,并从它们之间的关系中演绎出万物化生的序列性法则。后来"五行"在思孟学派那里演变为概括社会领域内道德伦理秩序的"五德"。接着邹衍将它变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和政治治理法则。最后,董仲舒使它成为宇宙秩序与政治秩序、道德秩序的统一体。促使这种演变不断发生的是中国古人的人则天地、必须以自然为师的价值信仰和终极关怀落脚于人间秩序的价值取向。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概念和特征

我国刑法学界对刑法司法解释的概念众说纷纭,主要有最高司法机关说、司法机关说、法院说、法官说和折衷说等观点。从实然的角度看,刑法司法解释的概念应采最高司法机关说;从应然的角度看,则宜采法官说。我国现行刑法司法解释具有解释主体的法定性、解释对象的特定性、解释形式的规范性、解释内容的司法性和解释效力的普适性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