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谦之哲学思想梳要

朱谦之是现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早年提倡无政府主义虚无哲学,20世纪20年代将柏格森生命哲学与孔子儒家哲学糅合,倡导唯情哲学,以与唯科学主义相对抗。三、四十年代则以生命哲学为理论武器,建构其独特的文化哲学和历史哲学,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与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呐喊,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与柏格森的比较中看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时代意义

梁漱溟一生都在关注人生和社会两大问题,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同样直指生命本身。本文从梁漱溟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核心概念、弘扬的基本精神、产生的不同背景和意义等方面加以比较分析,从而得出梁漱溟的生命哲学的时代意义。     

“五四”时期梁漱溟的“新儒学哲学”与柏格森哲学

“五四”时期梁漱溟的“新儒学哲学”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姻缘的关系．梁漱溟接受了柏格森宇宙是“生命冲动”的创造的观点，形成了“尽宇宙是一生活”的世界观；梁漱溟从柏格森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出发，系统地提出了三量说的认识论模式；梁漱溟的新儒学的文化观，广泛地接纳和溶贯了柏格森哲学，特别是直觉主义．     

青年卢卡奇的文化哲学初探

青年卢卡奇批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科学主义的实证论式的解释模式,形成了以“总体性辩证法”和“实践”为基础,以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和意识批判为核心内容,以捍卫人的价值和自由为基本价值趣旨的文化哲学。青年卢卡奇的文化哲学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原则,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     

试论梁漱溟文化思想的特点

梁漱溟作为“最后一个新儒家” ,其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和时代特点 ,梁漱溟的文化思想是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把中西哲学结合起来创立自己的文化思想体系 ,来诠释儒家学说 ,赋予儒家学说以现代意义 ,并谋求中国文化的出路———乡村建设运动     

试比较熊十力与梁漱溟的人性思想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熊十力和梁漱溟的人性思想有许多同异之处,他们从不同方面汲取了西方文化的营养,批判或者吸纳了印度佛学唯识学义理,从而对中国传统儒家人性善的伦理精神作出重新的诠解。在"西学援引"层面,熊十力和梁漱溟分别从生理学、心理学来探讨人性再而上升到哲学的本体论;在"佛学料简"层面,两家均提倡人性的"觉性",熊十力批判了唯识学"性寂"说,而梁漱溟兼采了唯识学;在"儒学归宗"层面,两家均主张人性"本善"说,不过熊十力推崇孟子,而梁漱溟上溯到孔子。     

现代新儒家的教育观

现代新儒家秉承其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坚持其哲学上的先验性格和文化上的民族性格,极其强调教育的民族性,以道德人本主义作为教育理想。他们更加重视教育的人文价值和本体价值(即目的价值),反对教育实践中的"科技至上"、"重理轻文"等唯科学主义倾向。     

儒学的现代转型——论梁漱溟的哲学话语方式

梁漱溟是第一个使用现代哲学话语方式讲儒学的人。他以"大生命"作为对儒学做哲理阐释的本体论依据,以"直觉"作为儒学做哲理阐释的认识论依据。梁漱溟对儒学价值观的新阐发,就是解构儒家即成的伦理规范体系,保留儒学人性善的价值理念。他的第一个着眼点是论证儒家的合群体性原则,强调和谐的理念,希望以此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破产的问题,达到中国社会重建的目的。第二个着眼点是论证儒家的内在性原则,试图重建"安身立命之地"。他肯定人的生命本性中有自我完善的终极依据,符合儒家的一贯主张。在梁漱溟的价值观中,由于没有把内在性同经世致用联系在一起,因而显得十分抽象。他对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批评是深刻的,有力地揭示了西方现代社会中流行的"现代病",足以使我们引以为戒。     

文化的形而上建构——梁漱溟和贺麟的文化哲学

19世纪末以来,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主题,曾展开过长时期的文化讨论。但真正对文化问题作形而上深思,建构起文化哲学体系的人似不多见。梁漱溟和贺麟以对文化本体、文化发展和文化选择等问题的系统阐论,使他们成为中国20世纪前半叶杰出的文化哲学家。一 本体论的建构是哲学之为哲学的必要条件,元哲学如此,专门哲学也是如此。梁漱溟、贺麟文化哲学的第一个共同点就是设置了一个作为理论支点的文化本根。 梁漱溟从他的生命宇宙观出发,把文化的根本规定为意欲。 在梁漱溟看来,宇宙由生活产生,生活与生命是一回事,不过为说话方便,一个表用,一个表体,人是生命的核心,这个核心的核心就是人心,又称意欲、生命冲动、阿赖耶识等等,因此,说到底,宇宙产生于意欲。 意欲是宇宙的根本,当然也是文化的根     

徘徊于科学与玄学之间－－试论李石岑的人生哲学

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既表现了近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又是文化领域"古今中西之争"的继续。李石岑的人生哲学以生命哲学和唯意志论为基础,试图对科学的人生观与玄学的人生观做一调和,同时提出了一条与现代新儒家不同的对可信与可爱、科学与哲学进行划界与调和的道路。     

中国科学思潮的失真——重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科学思潮

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科学思潮被定性为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思潮,似乎已是不刊之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中国科学思潮与西方科学主义存在渊源关系和相似之处,但是中国科学思潮诞生于救亡图存的社会历史背景,根植于实用理性的传统文化土壤,缺乏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广泛深入的科学实践,并且存在科学派和唯物派的内在分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思潮,而是一种前科学的科学主义。它传入时正当民族救亡之际,填补了五四反传统之后的形而上价值空缺,带有强烈的功利性。五四之后,科学思潮进一步意识形态化,摒弃了求真的精神。中国科学思潮没有实现中西接轨,反而因其失真成为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     

使哲学更加贴近实践——读陶富源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三版)

当今中国正在发生一场哲学变革,其目的在于克服旧教科书体系的系列缺陷,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探索和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贴近实践,贴近生活,贴近时代.使哲学更加贴近实践,有两层涵义.一是,要以科学实践观为透视点,对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关系进行理论反思并形成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二是,就当前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实践就是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陶富源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正是这样一部集中反映上述哲学变革成果的代表性著作.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和解——卡尔-奥托·阿佩尔先验解释学研究

卡尔-奥托·阿佩尔的先验解释学论证了西方分析哲学与解释学所分别代表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说明和理解、技术性旨趣与实践性旨趣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他同时重构了知识的先验条件,以此证明两种文化在本质上内在统一的,并且探讨了它们融合的方案。阿佩尔的先验解释为我们今天建设和谐文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费尔巴哈的“宗教”情感

费尔巴哈的“宗教”情感和传统的宗教情感有本质区别，是费尔巴哈作为一个无神论唯物主义者热爱自然、热爱人类、热爱生活的崇高精神境界。他试图建立“新宗教”取代旧宗教，实质上是要建立新的哲学取代旧的哲学，也意味着用新的文化取代旧的文化。他反对宗教，但不否定宗教的精华，实质是反对过时的旧的思想、理论。他提出的用爱的情感取代宗教的思想，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林语堂快乐哲学初探

林语堂在启蒙运动退潮后定居美国时,提出用快乐哲学概括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快乐哲学深受西方哲学尤其是伊壁鸠鲁和尼采愉快哲学的影响,但它根植于孔老哲学等传统文化之中,并从这个源泉里吸取养分。快乐哲学有四大特征: 1.人类的一切快乐属于感觉。2.合理近情的生活理想。3.重生活艺术,反功利主义。4.聪慧的醒悟
是快乐的前提。     

科学主义本土化的文化根源

中国实用理性的务实传统和鸦片战争以来救亡图存的期望给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科学主义的诞生提供了内在文化依据和直接文化动因。所以,科学主义不仅仅是“舶来品”,它恰恰是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某种程度附会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文化在特定背景下合逻辑的展开,体现出一种内生的路向。     

庄子的气论及其哲学、美学意义

气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本体论范畴,也是庄子哲学的一个核心范畴。庄子的"气"具有三种基本的意义。庄子认为人生的理想境界就是通过"听之以气"的途径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真人、神人、至人的境界。庄子的"气"论对中国哲学影响巨大,奠定了"气"的宇宙文化在中国文化世界中的重要地位。它生成了中国文化的审美理想、审美范式及其美学的独特品质,对中国美学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庄子·天下篇》的两个问题

中国哲学的源与流,可以说皆由先秦诸子所奠定,《天下》篇作者以“以天为宗,以德为本”的精神,纵论天下诸子之学术;而且作者筚路蓝缕,《天下》篇也属中国学术史开山之作,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但如此重要的作品,在作者和内容评价上历来却存在着重大分歧,自“五四”进入“疑古”时代以后,分歧更加明显。文章分为两部分,一是对有关《天下》篇著作权的两派观点与论据进行梳理,并且从提供新资料入手,将《天下》篇著作权重归于庄周;二是以惠施为例证,对以胡适为代表用“科学主义”评价名家而至今仍一统天下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所谓“科学主义”的评价,不仅是对诸子思想的误解,而且是扭曲了中国哲学应有的价值。     

论尼采哲学的反科学主义思想资源

现代西方科学主义大体上经历了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实在论等几个阶段。尼采以视角主义为杠杆 ,以人类生命为目的 ,以不贬损正当的科学理性为前提 ,对实证主义科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从而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史上反科学主义的思潮。尼采的反科学主义思想包含一些合理因素 ,但自身也存在偏颇之处。构建历史理性势在必行。     

论圣人崇拜及其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影响

圣人作为中国文化哲学的本体观念,不仅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特质,而且作为哲学思维的主体和最高人生境界与最活跃的因素,是中国传统的圣人体道的整体直觉思维方法,以及崇古尊经的经学思维的重要基因。其一经形成,反过来又给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以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