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汉代的民爵与吏爵问题——兼答杨际平同志

河南师大学报编辑部转来杨际平同志的大作《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对拙文《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中所谈“民爵”、“吏国”问题,提出异议和批评,拜读之后,很受启发。首先我应该承认,在拙文中并没有把“民爵”和“吏爵”的问题讲得很清楚。所以如此,第一是史书关于汉代赐爵制的资料不多,根据现有资料搞清汉代赐爵制的全部问题,那是不可能的;第二是由于《军功爵制在西汉的     

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

朱绍侯先生《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一文,对西汉爵制的各种变化详加考论,读后甚得启发。然于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一说,却感证据不足,或可商榷。 朱先生认为秦代无民爵、吏爵之分,而汉代自刘邦始即有民爵、吏爵之分。我以为,无论是秦代,还是汉代,都无“民爵”、“吏爵”之名,亦无“民爵”、“吏爵”之分。汉代史籍常有“赐民爵”若干级;“赐吏爵”若干级的记载。如《汉书·宣帝纪》载;元康三年“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     

西汉初年军功爵制的等级划分——《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一

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都知道 ,在军功爵制中有官爵、民爵之分 ,实际上所谓“民爵八级”是西汉中期以后军功爵制轻滥的产物。《二年律令》有关军功爵制的律文记述 ,在西汉初年军功爵曾划分为侯级爵、卿级爵、大夫级爵、小爵四大等级 ,与刘劭《爵制》中所提到的四个等级基本吻合。军功爵制中四大等级的披露 ,使军功爵制研究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秦汉之际楚政权封君赐爵制度初探

秦汉之际的制度是秦制、楚制、汉制的嬗变。楚政权的封君赐爵制度包括封君、封侯及其他爵位,主要为虚封,不食邑;楚政权的赐爵制度以战国时代的楚国爵制和秦爵制为主,兼采其他诸国爵位又有所变化,对西汉爵制起着深远影响。     

曹魏爵级及授与情况探讨

曹魏爵制上承汉代,但爵级却在不断变化,不同类型的爵位混杂并存。从渊源上看,曹魏的爵位可分为三类十六级,其中赐爵来自秦二十等爵制,但改置或新置了五大夫、关外侯、关中侯、名号侯;五等来自先秦典籍的记载,但在东汉的基础上新置了亭伯、乡公、国公;王爵来自汉代的二等制,但新置了县王、国王。主要爵位不过五种,即关内侯、亭侯、乡侯、县侯、郡王,其中前四种主要授与功臣,后一种主要授与宗室。     

刘邦施行过楚爵制己有实证

刘邦施行过楚爵制己有实证朱绍侯二十级军功爵制是秦汉政权共行的爵位制度。《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有明确的记载：“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     

《二年律令》所见二十等爵对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的影响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包含较多有关西汉初年二十等爵的史料。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二十等爵与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二十等爵与授田制结合,二十等爵国家治安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养老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国家赏赐制度结合。二十等爵贯穿于这些制度之中,对稳定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尹湾汉简《考绩簿》所载给我们的启示──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三

《从东海郡吏员考绩簿》的内容来看，此簿的定名不甚准确；此簿所载，可以确证西汉县尉之设置有左、右之分，且始于西汉；此簿所载诸县“输钱知内”的时间与作法，可明汉代地方向中央上缴钱财的制度梗概；通过此簿所载，确证汉代也存在“货戍”之制，可补史籍之缺；此簿所载“送徒民敦煌”，有可能是汉代的谪戍之制；此簿所载人名多单名的情况，有助于研究汉代民情风俗。     

试论商鞅的赐爵制度

关于商鞅创立的赐爵制度,王张江姚“四人帮”所控制的梁效、罗思鼎,利用“批儒评法”制造了不少混乱。他们否认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把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创立的赐爵制同后来的二十等爵制完全等同;又只讲它的进步性,不讲或很少讲它的反动性;更不谈此制的推行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这样,既违背了历史事实,又掩盖了赐爵制度作为剥削阶级政治制度的本质,还导致了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歪曲,从而构成了“四人帮”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很有必要恢复被他们歪曲了的赐爵制度的本来面目,从具体的历史问题上肃清“四人帮”制造的混乱。     

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二十级军功爵的价值 --《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四

军功爵制本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的重要军政制度,但由于史书记载分散、简略,后人已很难知道军功爵制的真实价值.根据<二年律令>的珍贵资料,从经济价值、政治价值、以爵赎人、赎罪等方面来看,军功爵制在西汉初年仍具有真实的价值.例如,西汉初年各级军功爵受田宅的具体数量、爵制与官级的对比关系,一级爵可以免死罪一人等是前所未见的资料.因军功受田宅制实际上就是名田制,汉政府就是通过名田制培埴了一大批大、中、小军功地主和大量的自耕农.故说汉初是军功地主的天下,是有事实根据的.     

对刘劭《爵制》的评议

三国曹魏学者刘劭所著《爵制》,是保存至今最早的研究军功爵制的论著。文中所提出的"商君为政,备其法品为十八级"说和《商君书.境内篇》所说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的级别基本吻合。刘劭在《爵制》中还提出二十级军功爵制四大等级说,与《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所记军功爵制有四大等级基本一致。《爵制》对二十级军功爵各个爵名的解释,也优于东汉学者卫宏和唐代注释家颜师古。然而刘劭的《爵制》也有缺点,如把军功爵制与夏、周的旧爵制相附会,忽视了军功爵制与五等爵制的本质区别,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刘劭《爵制》的学本价值。     

从《二年律令》看与军功爵制有关的三个问题——《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三

历史文献及此前公布的秦汉简牍,对官级与爵级的对比,军功爵制下的妇女地位,军功爵制如何继承问题,都没有具体的记载,《二年律令》补上了这几项空白。《二年律令》保存了二十级爵与官级逐级对比关系,有在军功爵制下"女子比其夫爵"的法律条文,有各级军功爵拥有者关于其嫡长子、嫡子和庶出众子对爵位继承的各种不同的继承规定。从以上三个问题中可以看出在吕后时期,军功爵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还有实际价值,军功爵制在社会上还很受尊重。     

秦军功爵制简论

过去我写过一篇《军功爵制试探》,发表于《开封师院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一期。那是一篇概论性的文章,从纵的方面对于军功爵制的产生,发展、消亡及其阶级本质、历史作用作了粗浅的论述,其中对于秦代军功爵制,则是语焉而不详,甚至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因此才写这篇《简论》,作为前一篇文章的补充,以就正于史学界的同志。     

军功爵制試探

军功爵出现于春秋,确立于战国,在秦汉的政治午台上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先秦诸子对军功爵制时有论述,《史记》、《汉书》和秦汉时的其他著作中也都有所记载。但自东汉以后,军功爵制除最后两级外,已失去实际作用;流于形式,而趋于消亡。因此,后人对军功爵制已不知其来龙去脉,有的甚至把春秋以后出现的军功爵制,和西周     

汉代赎死制度研究

汉代赎刑中的赎死可以区分为"独立赎刑"性质的赎死,以及"附属赎刑"性质的赎死。独立赎刑性质的赎死主要存续于西汉初期至吕后时期,执行方式主要有以金赎死、以钱赎死及以爵赎死。附属赎刑性质的赎死在西汉初期鲜有记载,盛行于汉武帝时期,后一直延续至东汉时期。附属赎刑性质的赎死执行方式则更为丰富、灵活。通过对《张家山汉墓竹简》《史记》《汉书》及《后汉书》的研究,两汉时期赎死制度的施行情况得以较为清晰的呈现。受特定社会条件的影响,两汉赎死制度不断发展变化,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     

关于汉代“假民公田”与“赋民公田”的几个问题——与高敏先生商榷

读了高敏先生《论汉代“假民公田”制的两种类型》(以下简称高文)一文后,很受启发,然而觉得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诸如:低税率“假民公田”性质如何?起于何时?它与“赋民公田”关系如何?等等。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谈点不成熟的意见,不妥之处,望高先生及方家指正。     

天长纪庄木牍《户口簿》所见汉代的人口问题

2006年公布的纪庄木牍《户口簿》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第一份汉代县级户口统计资料。这份户口资料,对我们认识西汉前期全国的人口数量、各乡的户口数量、八月案比制度,都提供了新的信息,深化了对汉代人口问题的认识。     

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吗?

朱绍侯同志在《关于历史发展动力和农民战争作用问题》(见《河南师大学报》一九八○年第一期)一文中说:“现在有的同志为了强调生产斗争,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性,而把生产力在历史上所起的决定作用,改为动力作用,否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其实这样作未必会真正提高生产斗争、生产力对历史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汉代官俸考略

汉代官俸考略杨天宇一关于汉代的官僚制度，由于文献材料太少，且仅有的材料相互之间又颇多矛盾，因此今天欲确论其详，已不可能，只能考其大略。西汉的官俸，实行的都是月俸制，这一点，古今学者皆无异议。《周礼·天官·大宰》所载“八则”之四“禄位”下郑玄《注》曰：...     

“灌输原理”何错之有?——与韩向前同志商榷

在政治思想工作中反对灌输,是赵紫阳同志政治思想工作“改造”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对此从理论上进行系统论证的,当推在1989年平暴制乱之后在《教育研究》第10期发表的韩向前同志的《“灌输原理”质疑》(以下简称《韩文》)为其代表。现对《韩文》提出质疑,对其立论之理由逐一辩证之。《韩文》否认“灌输原理”的第一个理由是:列宁在《怎么办》中的“工人本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