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局限——评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运用经济学方法考察包括政治领域的集体决策在内的“非市场决策”,它的两个基本要素——交易理论和经济人假设可以归结为 :自利行为是普遍的 ;个人偏好先于制度并解释制度安排。公共选择理论将利益赋予权力、职位、金钱等狭义内涵并适用于所有社会场景 ,否定利益随制度背景不同而变换。个人偏好是具体制度培育的结果 ,用个人偏好反过来决定制度设计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在矛盾。作为对政治进行微观分析的方法 ,公共选择固然有其可取之处 ,但问题在于 :个人关于他们利益的观念应成为分析的目标取向 ,而不能作为分析的起点     

基于公共选择理论视野的政府自利性研究

政府自利性主要是指政府的不合理利益及其实现。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来看,政府自利性有政治学和经济学两大渊源,可以划分为政府官员自利、政府部门自利和政府整体自利三个方面。其主要表现在公共政策失效、公共物品供应低效和政府扩张诸方面。公共选择理论从规则变革和引入竞争的角度提出了对政府自利性矫正的有效措施。     

自利及其正当性:立宪设计的前提——以联邦党人的理解为中心

联邦党人相信"自利"是进行立宪设计的基本前提,他们提出的规范性原则是"使各人的私人利益可以成为公众权利的保护者"。自利既可以促进经济生活中的效率,也因其与平等和民主价值的内在联系而获得正当性。要利用自利的正当性,必须注意到个人在私人选择和公共选择中存在的差异,以通过优化制度规则将个人私利引导至有助公益的方向。通过考察联邦党人制度设计的若干描述性定理,我们也发现,他们是基于对人的行为特征的一般性假定,而不是对人进行道德区分来进行制度设计的。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联邦党人政治理论的制度主义特征,这与那种徒劳地通过谋求人性改善来实现良好政治秩序的方式形成了对峙。     

政府自利性:表征、根源及对策

政府自利性,是与政府公共性相对应的不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政府属性,它表现为政府以潜在或显在的方式去追求政府自身的利益,而政府自身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既有重叠的地方又有不一致的地方。对于政府的自利性应一分为二,不能一概否定,政府自利性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因此正确科学地辨析政府自利性,分清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从而选择不同方式加以解决。结果就会使公共组织的公共性不断扩大,自利性不断减少,使存在的自利性都是公共性得以实现的基础和条件,如此,政府的信度、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公共性与自利性：一种政府分析视角的再思考

政府的公共性 ,其应有的基本内涵是实现正义、提供公共物品 ;政府的自利性应该从政府官员个人、政府机构、政府所代表的阶级三个层面去分析 ,才能真正把握自利性的基本内涵。在对公共性进行当代思考时 ,不应该忽视政府公共性的限度问题 ,这是一个关系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以及公共性中有关实现正义与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的选择性问题 ;在对自利性进行当代思考时 ,应分别从上述三个层次去把握。当代中国遏制政府自利性必须在个人层次上分清合理的自利性与扩张的自利性 ;在机构层次上正确处理“条”与“块”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在阶级层次上必须使政府更好地代表人民 ,从而扩张而不是控制政府的人民性     

社会信用的制度分析

社会诚信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同的个体自利之间斗争所达成的一个互利均衡结果。一般意义上 ,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小范围经济中 ,符合诚信的伦理规则就能够起到对个体自利的完全规范 ;而行业规范则主要是工业文明之后所逐渐形成的一种对法人诚信的规范体系 ;这两种规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则通过对公共权利的诉求获得了法律上的强制保证     

政府白利性的理性审视

政府具有公共性和自利性双重属性,公共性是政府自身内含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理念,长期以来为学术界关注和论证,但是对政府自利性进行详细、系统、深入的剖析则是当代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贡献。正是由于这一理论关切的非同步性,更需要我们从理性、实然的视角来透视政府的自利性及其与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根本上说,这种冲突的化解有赖于在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建立一种激励共容机制。     

政府自利性的理性审视

政府具有公共性和自利性双重属性,公共性是政府自身内含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理念,长期以来为学术界关注和论证.但是对政府自利性进行详细、系统、深入的剖析则是当代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贡献.正是由于这一理论关切的非同步性,更需要我们从理性、实然的视角来透视政府的自利性及其与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根本上说,这种冲突的化解有赖于在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建立一种激励共容机制.     

自利行为新探

理论与现实中存在着将自私、自利、利他行为不同程度的混同现象,尤其是没有正确认识自利行为;自利的实际内容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变化的,合理、正当的自利要求只能依据具体社会制度、法律、道德规范加以规定并据以判断;没有人的自利意识就不会有人的自私、利他观念,没有人的自利要求也不会产生自私、利他行为;不论就个体还是就社会总体来看,人的自利行为是最普遍的行为。     

政府自利性与合法性危机——一种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

自利性是政府的重要属性,是与政府公共性相对应的一种不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属性,主要表现为政府以潜在的或显在的方式去追求政府自身利益.政府合法性主要指政府系统的组织结构、制度安排、政府系统输出的公共政策以及政府价值是否得到社会成员自愿忠诚和支持的问题.文章在对政府自利性以及政府合法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主要探析了政府自利性与合法性危机两者的关系问题.合理的政府自利是政府行为的重要驱动力,可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不断满足人民合理的利益需求,提升政府的合法性;过度扩张的政府自利性将导致政府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不断受到侵蚀,降低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意识,从而导致政府合法性危机.     

论公共权力的异化及其向互利的回归——以“交易成本”为视域

公共权力的本质就是互利,国家权力则是对它不同程度的异化。在国家权力向公共权力的回归过程中,所耗费的社会资源具有显著的特性。随着个体所有权的确立以及不同自利力量之间的制衡,国家权力终将完成向体现互利的公共权力的回归。     

政府的自利性及其控制

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作为政府本身所固有的基本职能之一 ,体现了政府具有公利性的一面 ,更构成现代民主政府的本质属性。但政府也有自身的利益即自利性 ,自利性是政府非本质的属性。这种属性客观存在 ,并且有扩张的可能。本文探讨了政府自利性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主要特征 ,并提出界定政府合理自利的方法及控制政府不合理自利的若干对策建议。     

政府自利性的理性审视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实现者内在地具有公共性的基本属性,而且政府受到自身利益的驱使,也具有自利性的典型特征。但是,对政府公共性与自利性的理论关切与研究是非同步的。正是由于这一理论关切与研究的非同步性,更需要我们对政府自利性进行理性的审视。尽管公共选择理论存在着过于夸大“经济人”范式分析方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的局限性,但是作为一种研究政府行为的分析方法,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建立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激励共容机制非常必要。     

论人的本性及其与法律的关系

自利是人的本性 ,无所谓善恶。自利本性对人类社会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都应当以承认人的自利本性为前提 ,法律制度的设计应当建立在对人的自利性和利他性的正确评估之上。如何保护和促进自利本能和意识的积极作用 ,防止和遏制其消极作用 ,就成了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的重要任务 ,也是衡量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是否合理的人性标准     

论市场经济主体的自利与利他

自利和利他是市场经济发展中最深厚的人性根源。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和市场经济的交换、竞争特征,使追求自利成为市场经济的内在动力,但经济行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又必须以利他为前提。利他不但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价值追求。在市场经济实践中,要达到自利和利他的平衡,互利双赢是基本的经济伦理基础。     

对中国古代"自利人"描述和西方"经济人"假设的比较分析

中国先秦时期,思想家们对"自利人"的描述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水平,但这并没有导致市场经济的自发扩展."自利人"假设和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可以、也曾经结合过.较之于西方的"经济人"假设,先秦时期的"自利人"描述在理论内涵上是有缺陷的;承认人都具有求利的本性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只有具备了其他现代意识和社会机制,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建立和发展起来.     

从自利假设到社会财富的增加

如果经济学理论当中存在公理的话 ,当首推斯密的“经济人”假设 ,即自利假设。经济科学发展到今天 ,仍然没有能够抛弃自利的假定 ;经济实践的发展过程中 ,自利假定不仅引发了对财富变化的思考 ,而且对产权制度的安排亦颇多启发。当基于自利的财富变化不能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时 ,制度的革新就成为必然     

论政府雇员的自利性及其控制

政府雇员制本质上就是掌握专业知识的单纯“经济人”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对公共领域的一种介入。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所谓政府雇员“公共人”与“经济人”双重角色的失衡,而在于如何使得这种介入达到政府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共赢,而要达到这种共赢的局面,就必须对政府雇员的自利性进行控制。     

政府公共性的流失与条件依存

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政治共同体。但政府不仅是公共组织,也是理性经济人和代理人,它有追求自身利益、自我膨胀的倾向,这种倾向则导致政府公共性的流失。政府的公共性需要在反思中,在对与政府共同体目标一致的政府自利性的制度激励中,在对与政府共同体目标相反的政府机构及官僚的自利性的规制中实现。     

取消农业税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尽管我国农村土地承包使用制度已实行20多年,但其制度目标并没有实现,相反导致了分配不公和社会矛盾,因此效率很低。随着5年后取消农业税,农村土地承包使用制度的效率可能进一步降低。因此,改革农村土地承包使用制度势在必行,而集体所有制下的永佃制是一种较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