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中的家庭——当代社会学争论中的“家庭危机”

近几十年来进行的许多比较研究对制约当代社会中的各种家庭形式和类型的主要因素作了评价,得出结论认为家庭象任何社会制度一样,由于一系列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当代一大部分社会学家指出,今天的家庭变成了“孤岛”,在规模上大大缩小,主要是以夫妻为核心。家庭不再是昔日的生产场所,而成了单纯消费的场所。同时,它也丧失了帮助和照料老人或病人的传统功能,而它的子女社会化功能也由其他社会机构来分担。妇女社会状态的改变——进入家庭以外的职业活动导致了夫妇间的新关系的产生和他们在家庭内新的角色分配方式的出现。子女占据着以往所没有的中心地位,这意味着父母间关系的一种新的格局。同时,家庭群体成员的心态和态度本身也产生了变化,家庭越来越成为逃避外部环境“攻击”的情感避难所。在对这种演变具有重大作用的因素中,我们可以列举出以下几     

“特殊家庭”——访烟台SOS儿童村

在通常情况下,每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可是,家庭情况是五花八门的。有一对夫妻或一对夫妻与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有祖父母、父母、子女祖孙三代组成的“主干家庭”;有代际层次相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核心家庭合并而成的“联合家庭”;有丧偶或离婚而造成孩子失去父或母的“残缺家庭”;以及只有一个人过着独身生活的     

第三者问题面面观

1 在婚姻家庭纠纷中,所谓“第三者”问题已日益为社会所瞩目,不少报刊也多有议论。然而,究竟何谓“第三者”?它的含义是否科学?应该怎样表述更为恰当?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对这个问题,许多书报杂志,说法各异,标准也颇不一致。有的说,只要那些与已婚夫妇一方谈情说爱,或进而发生性行为的人,都是“第三者”。他们中有未婚男女,也有有妇之夫或有夫之妇。有的则说,凡与已婚夫妇的一方有通奸关系或虽无通奸行为而有暖昧关系,并导致对方离婚、造成其家庭破裂的,才是“第     

传统“孝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在传统中国文化里,“孝文化”享有极高的地位,所谓“孝为百行之本,百善之先”,“孝文化”的经典著作——《孝经》甚至宣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于不孝”。在封建社会,“孝行”一度无限扩大,不仅包括子女对父母所做的一切,而且还涵盖了子女的全部行为,要求“光宗耀祖”,于是,“孝”成了子女们的沉重心理包袱,窒息了子女们的独立精神和人格的健康发展。 今天,我们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那种“‘无违’即孝”,“父为子纲”,“子不言父之过”,“子为父隐”,“父母在不远游”,“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至也”等“孝道”,无疑是与当代社会进步潮流相背离的。     

家训——老祖宗的话 你听不听

“人必有家,家必有训”。家训,又称家诫、家范、庭训等,指家庭或家族内部父祖辈对子孙后代的垂诫、训示。家训是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一种文化存在。     

家庭的变化与法社会学

迄今为止 ,日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战后家庭的研究。第一 ,从家庭成员人数上入手 ,分析家庭结构的变化。如 1 997年日本的出生人口比前一年减少了 1 4874人 ,为历史上出生率最低的一年 ,显示出人们“晚生晚育”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对此 ,学者们认为 ,这一倾向不仅对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高龄化社会的老人赡养等问题造成影响 ,而且也动摇了直系亲属同居一处的习俗 ,对传统的居住形式也产生了影响。第二 ,从婚姻形式上入手 ,探讨法规的变化。在日本家庭总数中 ,由夫妇或夫妇及未婚子女构成的家庭虽然没在所占比例上发生明显变化 ,但却出现了…     

家庭教育的“药石”——读《古代家训精华》

家庭教育的“药石”——读《古代家训精华》○黄强一不可否认,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将伴随着中国人的脚步走向２１世纪,作为家庭对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方面——家庭教育也将继续展现其功能。当我们在思考如何跨入新世纪的同时,每个家庭都努力编织着孩子们在未来社...     

日本商家家训的制定及类型分析

受中国以训治家传统的影响，日本至少在奈良时代就出现了家训的萌芽。到江户时代，逐渐普及至庶民阶层。其中，商家家训以其突出体现了商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及经营理念而独具特色，不仅是日本家训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制定、贯彻、类型乃至具体内容，对现代企业以“社是”、“社训”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经营理念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父母欠子女什么

家庭生活中唯—一个让绝大多数父母苦思冥想头疼一辈子却终不得其要领的问题是：父母到底欠子女什么？如果要选择一个词来形容中国绝大多数父母对子女一生的情感的话，最恰当的恐怕当数“满怀歉疚”了。尽管他们已用毕生的精力来“者劳”自己的子女。在中国，绝大多数父母绝对是百分之百地。＊甘情愿毕生在做着一种“给予游戏”。最后满头白发时却愕然发现，无论他们对子女付出多少，却总是不够。中国的父母好像是一头挤也挤不干任劳任怨的“奶牛”，而子女好像是一只吃也吃不够贪得无厌的“俄狼”。我的文字可能言重了点。但君不见，当他们…     

家庭—社会控制机制理论的设计

当今世界,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对婚姻家庭的固有概念,似乎受到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家庭的类型,由几代同堂的大家庭逐渐变成仅有父母子女的核心家庭,在国外又出现了许多新奇的家庭形态,如:以成人为中心的“无子女家庭”,由两个离婚有孩子的人再婚的“合成家庭”,以及“独身家庭”、“群婚家庭”、“同性恋家庭”、“老人家庭”、“母亲—祖母家庭”和“母亲—姑妈家庭”等等。目睹这种繁杂     

巧用家规家训加强中学生思想品德教育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传承史上，十分注重家庭建设，其核心是家规家训的建设。家规家训承载着一个家庭或家族，乃至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围和价值追求。从古到今，像“孟母三迁”“岳母刺字”“民族英雄赵尚志：满门革命 家风犹存”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当今新教育理念下，积极利用家规家训中凝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素养加强对中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家庭资源与权力关系——农民工子女抚育策略决策机制的实证研究

根据25位童年曾有留守或流动经历的90后农民工的口述史资料,考察农民工家庭对子女抚育策略的决策机制.研究发现,子女需求的变化是引起家庭策略变化的诱因,其中以教育需求变化最为明显.父母能否调动足够的资源满足子女变化的需求,是家庭策略发生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长期亲子离散的家庭结构,削弱了父母对子女决策的权威,子女在家庭事务中的话语权随之有较大提升,子女在家庭决策中开始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研究也发现,农民工在城市的“非市民”待遇,使每位农民工父母决策时都面临着来自于歧视性制度和匮乏的公共政策资源的巨大压力,使得每个农民工家庭的选择都极为有限且相似,带有深刻的时代局限性.     

单亲儿童的培养及心理调适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婚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由于种种原因而解体的家庭逐年增多。这种状况使社会上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单亲子女家庭。如何开展对单亲子女、特别是学龄前儿童的培养和心理调适，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一、回避不如疏导曾经有这样一对夫妇，因丈夫支边在外地工作，妻子感情上得不到满定而抛夫弃女另求新欢。这给当时年仅四岁的孩子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心灵上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起初孩子哭着喊着找妈妈，后来就变得迷茫和疑惑了，经常怯生生地拉着大人的手问：“妈妈哪去了”，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姓氏问题对社会的危害不可忽视

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子女既可随父姓也可随母姓。但是,由于“只有男孩能传宗接代”“无儿继父姓是绝后”等封建观念和落后的社会心理仍存在,因而,社会上只“可随父姓”而偏废“可随母姓”,现行实为单一的父姓制度对社会危害匪浅。现在,不少家庭仍从“只有男孩能传宗接代,而女孩生得再多也不能”,“无男孩是绝后”的陈腐观念出发而违反生育政策大量超生人口,如第二胎还是女孩便要生第三、第四胎,直生到儿子才罢休。这些陈腐落后的观念心理之所以能顽固存在,原因是男孩能将父姓传下去,女孩则不能,能将父姓传下去自然就是传了宗接了代。     

厨房里的吻

即使有一天,亲人离去,爱的印记也会永远留在子女灵魂的最深处。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的父母喜欢在厨房里接吻——不是那种在重大场合的慎重的吻,也不是屏幕上那种煽情的亲吻,而是那种经常的、平凡的亲吻,我父母的"接吻"成为我们家庭就餐中的一个传统项目,正如感恩节吃火鸡南瓜饼一样,在全家人愉快地吃完晚饭之后,他们就接一个吻。一般是这样开始的——我     

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与子女学业表现

本研究基于2015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以父母婚姻教育匹配构建的“新型家庭文化资本”为视角,探讨不同婚配模式下“共同养育联盟”的水平与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效率对子女学业表现影响的作用路径。研究表明,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相比,向上婚以及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学业表现更好。其二,父母婚姻教育匹配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存在教育差距效应,随着父母间教育跨层级的增加,向上婚家庭中子女学业表现的优势递增,向下婚家庭中子女学业表现的劣势进一步扩大。其三,父母婚姻教育匹配模式对学业的影响因子女性别而异,向上婚和高等教育同质婚减弱了男孩的学习劣势,向下婚扩大了男孩的学习劣势。最后,家庭中的共同养育联盟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向上婚家庭的父亲与母亲在教养分工中建立了更互补的关系,共同养育联盟水平较高,更有效地激活了新型家庭文化资本,促进子女的学业表现。“强强联合”的婚姻教育匹配虽然成为不平等再生产的“温床”,但是,通过建立高水平的共同养育联盟这一中介路径提高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效率,则可能减缓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递。     

家产与兄弟相处——以杨继盛为例

家产是维持家庭存续、经营家庭日常生活的必要物质基础。杨继盛作为有明一代忠谏之臣的突出代表,被后世不断称颂。但杨继盛自书《椒山年谱》手稿中呈现的杨继盛与长兄杨继昌的相处却是矛盾丛生,甚而发生激烈冲突。通过杨继盛笔下的兄弟相处可发现家产的处置直接影响兄弟相处的状况,同时家庭的规模、个人的品行、教养、性情也与兄弟相处融洽与否密切相关。     

新中国农村的婚姻与家庭考察

家庭是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基本组织单位,人类发展中曾以家庭为单位占有生产资料,组织生产劳动,实行产品的分配、交换和消费,生息和繁衍后代。社会生活离不开家庭,家庭是社会生活的细胞。而家庭又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由平行的夫妻关系和垂直的父(母)子(女)关系组成,正如《易·序卦》所言:“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即“合二姓之好”达到“上以事宗庙,下以续后世”之目的。就是说,婚姻从形式上看是男女两性生理上的结合,而本质则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结合,是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婚姻与家庭的变迁不仅反映了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习俗的变异,而且涉及到伦理道德、社会意识和心理学等许多领域,是社会的缩影。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被彻底推翻,文化意识和社会习俗因之而产生了很大变化,延续近三千年的婚姻与家庭制度亦伴随着一个个政治运动,在每一个历史时期表现也具有浓郁时代气息的特征。经济在发展,政治在进步,社会在前进,作为社会生活细胞的家庭与组成家庭之先导婚姻自然而然地也在向完善的方向发展。本文拟就建国四十年来中国农村的婚姻与家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The upbringing and educ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随着过去20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数都把子女留在家乡,部分子女跟随父母到了城市。无论是“留守”还是“流动”,这些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和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2006年“珠三角”3000多名农民工的调查资料中反映的有关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方式的分析,理解农民工子女“留守”家乡和“流动”到城市的影响因素,发现在控制了农民工个人和家庭因素之后,农民工来源地的区域差异仍然是影响他们的子女“留守”或“流动”的重要因素。“地区性壁垒”存在的原因和机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家庭背景通过子女教育实现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以往国内研究认为,这种代际传递主要通过教育分流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机制得以实现。本文根据威斯康星教育获得模型的研究成果,引入大学教育期望作为家庭背景影响子女大学教育获得的中间机制。研究采用2010年“上海居民家庭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少年时具有大学教育期望的人,最终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加,而个人大学教育期望的产生又主要同家庭背景和父母期望有关。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对子女上大学的期望较高,并激发了子女上大学的期望。同时,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能更多地参与到子女的教育过程中,为子女创造更多的支持条件,这些都有助于子女维持和实现自己的教育期望。因而,整个代际传递的逻辑可以表述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子女,其上大学的期望也越高,这种期望最终会转化为大学教育获得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