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地区不同户籍群体劳动力市场状态分析

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群体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存在较大差异。与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相比,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较高,失业率较低;与本地户籍劳动力相比,外地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较高,失业率较低。按照更为详细的户籍分类来考察,外地农业户籍和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就业率普遍较高,失业率很低;本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就业率最低,失业率最高;外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就业率及失业率处于中间水平。计量分析发现,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户籍特征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状态具有显著影响,户籍身份不同所反映的享受城市本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差异确实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状态产生显著影响。     

试论西夏的户籍文书——西夏账籍文书研究之一

账籍文书是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重要政务文书,从战国、秦朝的计书,两汉的计簿,一直到明清的黄册,这些文书都详细记载了全国各户的人口、地亩、徭役等情况,因而是历代王朝赖以生存的重要经济命脉。西夏仿中原账籍制度,也建立了账籍文书的造籍、上报和管理。笔者所探讨的是西夏账籍文书中很重要的一种,即户籍文书。根据《天盛律令》和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户籍文书实物,我们主要从西夏户籍研究的现状、户口登记制度与程序、户籍文书的内容、户籍文书所反映出的问题等四个方面着手,探讨了西夏户籍及户籍文书的相关重要内容,为我们研究西夏文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元史·郝和尚拔都传》订误及几点释疑

比较元好问《安肃郝氏先茔之碑》、王磐《郝和尚拔都神道碑》以及《元史·郝和尚拔都传》等文字资料,并辅之以现场考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郝和尚拔都不是蒙古人朵儿边氏,属于汉族;其次,1244年蒙古汪吉宿免都接受贵由的命令,远征西蜀,进而证明贵由当时是帮助脱列哥那治国的;再者,察合台汗和他的后王的帐殿所在地感匣,就是现今伊犁河南侧的固尔札;还有,1249年河东北路行省的升格,是察合台后王也速蒙哥擅自决定的。     

城乡户籍制度下的社会阶层结构分析——基于2010—2013年CGSS数据

利用2010—2013年的CGSS调查数据,可分析农业户籍人口与非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阶层结构特征及差异。通过分析比较农业户籍人口与非农户籍人口的社会阶层结构特征与变化,可以发现,城乡二元结构不只体现在经济中,还体现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研究结果表明,从2010年到2013年,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阶层结构具有明显的体力劳动特征,而非农户籍人口中约有45%的人口处于非体力劳动阶层。亦即农业户籍持有者进入管理阶层,甚至进入非体力劳动阶层的可能性远远小于非农户籍持有者。由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掌握不同的生产性资源,城乡户籍人口社会阶层结构的差异意味着农业户籍持有者获得的生产性资源要小于非农户籍持有者。     

蒙古文字的由来

蒙古文化受到西藏文化的影响,始于藏历第四胜生火兔年。成吉思汗征服了上部阿里三围、卫藏四部、康巴三岗,并和萨钦、贡嘎娘喔结成施主和福田。后成吉思汗的侄子阔端和贵由抵凉州等地,并做了首领。在此之前蒙古是没有文字的,当阔端得知萨迦班禅的声望,即派人将他迎到蒙古制定文字。萨迦班禅创造了一种锯齿形状的蒙古文,并规定了阳性、阴     

关于明朝的籍贯与户籍问题

王毓铨辨析“籍是籍、贯是贯”,有助于澄清以往的模糊认识,但又有矫枉过正之嫌,从明代文献看,当时“籍”与“贯”的含义已经混融趋同.明代不少人既有原籍(也称祖籍、本籍等,即祖先著籍地),又在其他地方占籍(也称附籍、著籍等,即户籍登记地),参加科举考试、佥派徭役等场合例以后者为准；但在日常生活中,并无确定单一籍贯之必要,史籍和地方志著录人物籍贯时也没有统一标准.明代的户籍,可以区分为基本户籍和次生户籍两大类,前者之间不能兼容并存,但可在其上叠加次生户籍；后者有的属于役籍,有的则与徭役无关,都是在基本户籍的基础上编定的,因此可与基本户籍兼容并存,而且一种次生户籍之中往往包含数种基本户籍.役籍与职业之间,虽然不能说毫无关系,但确实也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     

略论蒙哥汗登基与蒙古汗位之转移

贵由在西征拔都的途中病逝后，蒙古贵族开始了新一轮的为期三年的汗位之争。在窝阔台系势力衰落的情况下，蒙哥在拔都的支持下，如愿地继承了蒙古帝国的汗位。三年中，两次忽里台的召开，由于实力的悬殊，使得蒙古帝国的汗位，由窝阔台系转移到了拖雷系。此次汗位之争在蒙古帝国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也为后来蒙古帝国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和蒙古帝国的分裂与元王朝的传承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将从贵由汗去世后，两次忽里台大会的召开入手，探讨蒙哥汗登基的过程和汗位转移的原因，以及这些变化对蒙古后来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里耶简"所反映的秦户籍相关问题

根据里耶户籍简来探讨秦户籍的内容,秦户籍中反映了姓名、身份爵位、籍贯、年龄等基本信息.里耶简每一枚户籍简记录一户人口,分五栏登记,反映出秦户籍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登记的,各户籍贯均为南阳里,这种户版就是乡保存的户籍,反映出乡里是秦户籍的基层组织管理实施单位.     

对全面放开中等城市和部分大城市落户限制的思考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但反思近30年户籍改革实践,总的看改革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不平等的"二元户籍制"及"限制自由迁徙"等实质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主要原因是观念保守,思想解放的程度不够,政府对户籍改革重视不够,多以城市承载力不足等理由,不愿引入市场机制,对户籍政策把控太严。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步伐应该更大一些,应尝试"全面放开中等城市甚至部分大城市的落户限制"。     

人力资本与户籍歧视——基于浙江省企业职工调查数据的研究

利用最近浙江省企业职工调查数据所进行的关于人力资本对城乡户籍歧视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工资差异的80%是由个体特征差异引起的,另外20%是由歧视造成的;城乡户籍歧视主要发生在高中组.该群体的受歧视程度高达45.9%,其次为大学组和初中组,分别为29.5%和-2.0%.这一结果使那种认为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降低受歧视程度的假说在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上得不到很好的验证.另一种补充的假说,即职业竞争假说认为,由于民工荒的存在,低学历的农民工在差的职业岗位上供不应求,其岗位竞争激烈程度较弱,因此歧视影响较小,而高中组遭受严重歧视是因为职业岗位竞争激烈,使得该群体的一部分在同等条件下接受低于城市本地人的工资收入.消除城乡户籍歧视和工资差异,关键在于建立公平、公正和平等的就业环境.     

唐中叶前后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化

唐朝中叶前后,即开元(七一三——七四一年)、天宝(七四二——七五五年)之前和之后的土地所有制关系是史学界多年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已经取得不少的成果。譬如均田制的研究、敦煌户籍和土地文书的考释、唐宋时期的庄田等专题的研究都有相当进展,为探讨这个时期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发展提供了有利基础。本文试图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唐中叶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化、特色及其意义略陈一点窥管之见。     

西凉户籍残卷中的“大府吏”解

传世敦煌文书中有一件十六国时期西凉户籍残卷。原件藏英伦博物馆,卷文收于中华书局出版之《敦煌资料》第一辑。该残卷尚余十户居民之户籍,户主各注社会身分,有兵、大府吏、散户之分。对于“大府吏”,陈垣先生在《跋西凉户籍残卷》一文中解释为:“大府即太府,掌财赋之所。太府吏者给事财赋所者也”。这里所说的大府即太府,吏即“给事”公务的吏户,都是对的,但对西凉时太府的解释则有待商榷。陈先生是依据周宫中的太府来解释的,其实周以后太府则“历代不置,然其职在司农     

上海市内部人户分离对户籍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

利用2000年“五普”和2005年上海市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上海市内部人户分离对实有户籍人口和登记户籍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及其反映在户籍人口迁移上的特征。通过分析发现,实有户籍人口和登记户籍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存在较大程度相似性,但内部人户分离对户籍人口迁移的影响程度在城市不同区域差异显著。     

深化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学思考

户籍管制的真实成本包括:公民失去迁徙自由,平等公民身份不复存在;进一步扩大了已经存在的城乡差别,不利于城乡共同发展;使城市化发展滞后,形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产业结构发展畸形等。在户籍问题上的认识偏差包括认为外来劳动力会扩大城市就业竞争的压力等三种观点。因此,必须对户籍问题进行再认识,加大改革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即:切实做好户籍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改革户籍迁移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进城落户与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多样性

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数据,系统考察了农村进城群体的自发性户籍转换对其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我们发现,户籍转换能够显著提升金融资产多元化水平,优化资产配置结构.同时,为解决反向因果以及自发性户籍转换这一自选择过程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排序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分析,并得出一致结论.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新的视角为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放松户籍限制、拓宽资产配置渠道和促进城乡居民融合等措施提供了经验支撑.     

户籍迁移人口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以福建省为例

依据福建省2007年有关人口数据,选取户籍迁移和区域经济发展等指标,对户籍迁移人口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并分析其中不同类型户籍迁移人口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作用的差异。研究发现,户籍迁入对区域经济发展呈正相关,省内迁入作用显著于省外迁入,而省外迁出产生的资金回流对流出地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     

户籍制度与当代中国社会差别关系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原始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经历了60年的改革和变迁之后,户籍制度仍然是导致当代中国社会差别的重要因素,人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差别,仍然都与户口性质密切相关。从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视阈出发,户籍制度之所以能够维持并强化中国社会差别,与中国政府的行政理念和行为逻辑密切相关。因此,要消除户籍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掣肘作用,就必须从改变政府行政理念和行为方式入手,把社会公平和服务行政作为政府公共行政实践的首要价值诉求和行为方式。     

城乡居民的守法观念与警察信任

守法观念不仅是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体现了人们对法律权威和伦理秩序的认知和态度。探讨守法观念在户籍与警察信任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凸显中国城乡居民权威信任的法治属性,同时也丰富了中国人的警察信任研究。当前,国内外学者还没有从守法观念的角度对中国城乡居民的警察信任进行研究。基于CGSS2017数据,通过建立城乡户籍、守法观念和警察信任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研究可以发现:首先,城市居民的程序正义信任和分配正义信任高于农村居民;其次,城市居民的守法意识比农村居民强,较强的守法意识促进警察信任;最后,从警察信任的不同维度来看,守法观念在城乡户籍与程序正义信任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守法观念对户籍与分配正义信任的中介效应小于程序正义信任,守法观念对中国居民有效性信任的促进作用没有城乡差异。     

户籍样、田令和“均田制”

北魏太和九年颁布的所谓"均田"令,是人口土地登记法。其后,修订成一种带有赋税品式色彩的户籍样式———"丘井之式"。北魏在以"六镇"为中心的西北边疆地区实行过垦田,颁布过垦田法,它也是这一地区"府户"的户籍样,后来增添进了"丘井之式"。北齐继承了户籍样制度,把北魏两种户籍样混合为一,并把规定当作土地登记和管理法归入《田令》。隋、唐沿袭北齐之制。治史者不了解源自"品式"的户籍样制度,不了解北魏有两种户籍样,把"均田"误解为均分土地,制造了"均田制"这一错误的概念。     

户籍歧视还是人力资本差异?——对城城与乡城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的布朗分解

运用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Brown分解方法研究了城城和乡城两类跨县流动人口的收入差异。结果发现：教育等人力资本因素可以解释两者之间大部分就业机会和收入差异;户籍歧视可能是由户口所在地（即本地与外地）的差异,而非城乡户口性质差异导致的。仅靠取消城乡户籍差别难以提高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也难以让他们沉淀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