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为自主国”：汉语进步论与中国近代的文化认同、政治理想

近代以来,随着殖民进程的开展,西方语言学家把世界语言分为若干种类,影响最大的是19世纪提出的形态三分法,其中把汉语定为最原始的语言。20世纪上半叶,一批中国语言学家提出汉语是一种最进步的语言,形态三分法乃是西人文化偏见的产物。但这一观点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因此把中国文明视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这个观点的提出,既和他们谋求汉语语言学学术独立的目标有关,更和一个“独立”、“自主”、“和平”、“一切以等夷相视”的世界政治理想声气相通。它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中国文化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回应”,又不能简单地视之为“中国中心”的兴起,也并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简单倒置;而是中国人利用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源,对自己形象和世界理想的营造。     

王夫之法制思想论析

王王夫之通过对历代有关法制的评判以及吸收时代新的法制元素,形成了他既传承传统又突破传统、具有近代因素的法律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近代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提出了“环相为治”（的政治改革构想和建立一个“自天子始而天下成受裁”的法治社会理想,从制度层面对如何有效监督君主权力的进行探索：在对待严刑峻法、肉刑等问题上,王夫之的态度与正统的儒家别然有异,从某种意义上说展现的是一种轻刑化的刑法思想：提出了“严以治吏”和“刑尤详于贵”思想主张,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     

走进虚无——鲁迅由自由个体到孤独个体的精神历程

由近代理性主义，经过现代非理性主义，进到马克思主义，构成鲁迅精神逻辑发展的历史全程。作为鲁迅精神历程的前半期，由近代型自由个体到现代型孤独个体，是其近代双重理想———基于近代理性觉醒的社会事功的社会理想和基于近代情感觉醒、近代人格觉醒的个人、家庭的人生理想———相继破灭的一个历史的精神苦果。假如说其人生理想的破灭使鲁迅痛切感受到封建宗法社会“吃人”的本质的话，那么，其社会理想的破灭则充分显示了近代理性主义文化思想在现代中国的客观历史命运。     

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的转型及其现代性

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既受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影响，使之带有特殊社会形态的印记。同时又受到近代西方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里带有西方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范畴和命题。在德、利关系问题上，一改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以“主、从”关系来看待德与利关系，而主张德、利一致。在“仁”与“人”关系上强调民众是经济的根本目的，反对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只主张“仁义”反对“人欲”的观点。认为权利平等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封建礼教则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还坚持管理与伦理融通一起来管理天下，发展经济。     

中国近代化历程纵横观

鸦片战争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急迫的救国救民历史任务的促逼下，中国人仓促地以采借西方文明的形式发起了近代化运动。从只根据于直觉、完全出于防御目的的被动姿态开始，经历了价值观裂变、人文主义思潮兴起、政治变革、社会全面革新、制度层次近代化、“人”的近代化等阶段。整个过程曲曲弯弯、峰回路转，迅速快捷但又浮皮潦草。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作了准备，但终究没能使中国“化”向近代社会。     

魏源经世思想的历史定位

在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时代”，魏源是个界碑式的人物．他既是传统考据学风的终结者，又是近代经世思潮的先驱。其经世思想前承早期经世派的现实主义传统，后后学习西方的维新思潮，因此既重传统经世的修齐治平、兴利除弊、整顿内政，亦重与时俱进的师夷长技、对外开放。以《皇朝经世文编》和《海国图志》为标志，魏源的经世思想经历了由尚虑到务实、由湖古到求今、由内求到外究、由师古到师夷的重大变向．成为近代思想“创摔碎芽、前驱开路”的第一人。但其潜在的“分必本天古”及”药方又败古时丹”的价值取向又给近代学习西方造成很大的困惑，因此其经世思想既有开创性．亦有局限性。     

"他者"之镜中的"自我"--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近代民族认同

近代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强大的“他者”———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落后,使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面临尴尬境地:一方面,如果要自强于世,必须全方位地追求现代性;另一方面,如果要保持本民族的独立品格,又需要对带有浓厚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现代性保持高度警惕。对于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近代中国既爱又恨,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既忧又憎。处于自我与他者、传统与现代夹击下的这种双重困境,促成了近代中国民族认同矛盾品格的形成。     

清末民初道德理想近代转化探析

清末民初道德理想主要关涉大同理想、人格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理想等方面.大同理想围绕大同形式与"仁"之内核展开,经历了世纪之交传统大同的学理分疏、20世纪初至辛亥前的近代大同追求、民国初期大同理想的新境界三阶段.人格理想则大致分为圣人人格、君子人格与群体人格三层次.政治理想涉及对大同理想由情感向往转为理性认识,批判世界主义崇尚民族国家主义,追求现实近代政治共和理想.社会理想则体现为彰显民本的尚公与平等统一.此四者既存在区别又密切相联,彼此互动,展示出时人救亡图存、追求中国近代化的不懈追求.     

论王冕“梅花诗”与儒家人格理想

“梅花诗”是元末诗人王冕作品中的奇葩,凝聚了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格理想.“梅花诗”对儒家人格理想进行了诗意化的艺术塑造,以“梅花人格”为独特意象,既彰显出兼济天下的政治内蕴,又凸显出独善其身的人格诉求.作为儒家“君子”人格的时代折射,“梅花诗”既对儒家传统人格理想有所丰富和发展,又对后世儒家士人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民国初年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及政体构想——兼与梁启超、孙中山作比较

民国初年，康有为针对时局变动提出了自己的政体构想，先是有“虚君共和”的政治主张，继而有总统制的宪法设计。二者形异质同，但均遵循着同样的政治原则或价值理念，即对权威的崇拜和对重建权威的诉求。近代中国重视权威并非只有康氏一人，梁启超、孙中山对权威也较为看重，但在建立什么样的权威体制以及遵循什么样的价值理念上则各有不同。康有重建权威体制的种种努力遭到失败，但给人们留下了值得思考的空间。     

钱穆的贤能政治论及其政制史研究的典范意义

钱穆先生针对中国近代以来主流学界的“专制政治论”展开了从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哲学等诸多层面的反驳与论证，其中的政治学论述集中于作为政制史研究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及作为宪制时评集的《政学私言》，其基本目标在于建构一种有别于又可适当兼容西方民主政治的贤能政治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展现了钱穆对一种类似于剑桥学派之“历史情境主义”的方法论自觉，通过区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以及确立政制研究的“七步法”而典范体现于该著作关于汉、唐、宋、明、清的政制个案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非专制论”，并对中国新政治的建构提出若干建议。《政学私言》代表了1945年前后民国制宪过程中相对缺席之儒家立场，从传统政治论角度对五权宪法给予肯定和支持，并从宪制的多重制度层面提出契合于传统政治原理的意见和方案。钱穆的贤能政治学对中国当代政治学及政治制度研究产生了某种典范影响，贝淡宁的“贤能政治论”以社会科学方法推进了钱穆政治学基本命题的当代展开。中国传统政治对当代政治乃至于全球治理的可能贡献，恰恰在于在一个“民主民粹化”的失序时代重建最低限度的“美德—贤能政治”。     

论近代中国政治改革的"人性"向度--以康有为早期政治改革思想为例

毫无疑问 ,中国近代政治改革发动契机 ,来自于应付近代西方挑战的需要 ,来自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然而 ,长期以来 ,绝大多数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学者 ,较为忽略近代中国政治改革的“人性”向度 ,即基本上没有强调说明近代中国志士仁人之所以要发动社会政治改革 ,除了出于解决当时压倒一切的民族生存危机的时代问题 ,同时 ,在更深层次上 ,还为了满足使吾民得所、人性圆满的永恒的人(仁 )道主义需要。笔者以为 ,阐释近代中国政治改革的“人性”向度十分重要 ,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看清近代志士仁人的良苦用心 ,说明其社会政治思想和实…     

近代中西日文化交流中“政治”概念的演进

19世纪后半期,伴随着传教士的介绍和西学书籍的进入,以及20世纪初西方政治学说借道日本的大规模和系统进入,加以近代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不断吸取新知的内在驱动力,都在逐步改变着人们对“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习惯,“政治”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合成词,成为涵盖以往“政”、“治”词族的具有包容性的词语.“政治”作为一门知识、一门学科,也被中国人所接受,并逐步形成那个时代的“政治”知识体系.这一进程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观念变革,而且进一步引导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转型.     

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及其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地方自治 ( Local self- government)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基础性结构 ,也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中国 ,现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 ,是随着西方思潮的东来和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活动 ,才得以在中国出现的。晚清的地方自治 ,在当时形成一股风潮 ,范围遍及全国 ,在中国宪政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拟从现代化的角度 ,对晚清地方自治运动作一评析 ,并分析其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一、近代中国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地方自治制度作为西方民主制度的标志之引进中国 ,既与中国历史上“郡县论”和“封建论”的争论有关 ,又与近代西学东渐、列强环伺的形…     

汉代“纬书”中神、自然、人一体化的政治观念

纬书将流行于两汉的“天人一体化”理论发展到极致。它把神、自然、人一体化:神自然化、人化;自然神化、人化,人神化、自然化。纬书中充满了“天人相副”、“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内容,用自然现象比附社会现象,为统治者制造神话,故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纬书以政治为中心,将天理想化和社会功能化,天既象征人事,又对人事作出主动反应,从而表达了纬书作者的均平、无为的政治理想,政治调整观及政治价值观,反映了中国古人的一种普遍的政治文化心态。     

从"双重超越"到 "双重虚无"的文化畸变--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回顾

既超越自身社会发展的传统水平 ,又要超越早发现代化国家的既达水平 ,以在更理想的水平上重建现代性中国 ,这是后发外源性事实和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共同规定给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性选择。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中 ,由于严峻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险恶的国际环境的叠加影响 ,中国文化现代化始终处于一种“双重超越”性的焦虑之中 ,最终导致了由“双重超越”到“双重虚无”的文化畸变。     

“从同”和“超越”: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特色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代化历程发生世纪性转折的重要阶段。他提出并不断加以完善的三民主义思想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的近代化思想。它既表现出与欧美各国近代化常轨“从同”的认识,又包含有迎头赶上但避免其弊端的“超越”思想。剖析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特色,既可以显现它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价值,又能给当前中国的现代化以有益的启迪。 一、与世界“从同”,创建“民族国家” 近代化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历史进程。近代世界自资本主义产生后,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和相应的国际关系格局,使世界各国的发展出现了某种一体化的趋势。中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被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强行纳入世界市场体系和近代国际格局,发生了洋务运动,在被动和依附的状态下开始了近代化历程。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许多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洋务运动     

近代中国经济史三阶段论

这里近代的概念，是指1840－1949年。关于这近110年间中国的经济史，我认为，大体上是应该分作三个阶段的。要探讨近代中国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必然又会涉及到人们久已认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社会形态。半殖民地是个政治概念，半封建是经济概念。所谓“半殖民地”，是指外国资本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所谓“半封建”，是指“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①。如果说外来的政治因素在规定…     

先秦法家的道德思想

先秦法家的道德思想将重建社会理想秩序的希望寄托在国君身上；深知“信”的作用，把“信”作为治国的基础；已经感受到人民的力量；为了高尚的目的，有时可以不择手段等特点。从现在来看，我们不宜过度美化他们的成就；中国政治家对中国法律的忠诚不仅应是其最重要的政治品德，也是其基本的道德操守；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社会道德、风俗的培育；必须以正确贯彻“以人为本”思想为最高政治道德准则。     

奕(訢)政治思想和行政作为简论

奕訢是近代中国具有卓识远见的政治家,他主张建立一个“和众丰财”、“国足民有”、信守条约,和西方列强和平相处的社会。认为“礼可治国”,“道可治欲”,从人君到普通官吏,只要加强修养,就可以防止官场腐败。为了学赶西方,他力倡“师夷长技”,领导和主持了近30年的洋务新政,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但由于受列强侵略、慈禧太后的排斥打击,以及“夷夏观”和近代民族主义等诸多因素的干扰,他的政治理想最终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