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演替——顶级群落”的论析从“生态学”到“生态伦理学”的必然

20世纪前期的“生态学”界发生了关于“生物演替一顶级群落”理论的论战。论战双方在价值路向上的歧异说明,人类研究生态问题不能限于“生态学”。生态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本质上体现着人类对自然对象的一种知解性把握,因此,它只以一种价值中立的冷峻态度寻求“实是”中的“是”,并不能满足人类根本性的生态利益。而人类的生态利益乃人类对自身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取向的探源式追问和归本性回答,因此只能植基于一门以“求善”为目的的人文科学。依据这种价值逻辑,“生态学”必然过渡至“生态伦理学”。     

可持续发展生态伦理观

可持续发展生态伦理观是人类文明进入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阶段的必然产物,反映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及持续发展的伦理需要。简而言之,就是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利用人与自然的和谐造福于人类社会,达到自然与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它涵盖着运用“和谐”这一自然规律范畴来梳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用“责任”这一社会规律概念来理顺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从而解决人类对生态与社会两大系统中的关系认识及其行为准则的问题。     

主客体关系的嬗变与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

主客体关系与生态伦理思想直接相关,主客体关系的嬗变必然会带动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古代文化中,主体与客体主要是一种一体关系,人对自然采取敬畏的态度,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类生态伦理思想是潜在的、自发的。近现代文化中,“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取代了古代文化中主客一体直觉体悟式的原始思维方式,人对自然的认识关系取代了人与自然的共在、融合关系,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人类生态伦理思想处于缺失状态。当代生态文化中,主体与客体是有机统一的关系,生态文化把自然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人—社会—自然”看作一个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强调“人—社会—自然”的协同发展,体现了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深度觉醒与自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价值观的重构

西方“深绿”思潮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看作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只有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确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才能解决生态危机。西方“浅绿”思潮在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作辩护的同时,对近代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做了必要的修正,最终形成以“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西方“红绿”思潮中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则批判现代性价值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漠视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价值和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由此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和生态危机,因此应当以承认自然存在物的内在价值为前提,展开共同体价值观培育的有机教育。“红绿”思潮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是在批判“深绿”和“浅绿”思潮所主张的生态价值观的基础上,重建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但他们与“深绿”、“浅绿”思潮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重建的两种价值观始终是与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生态纪——地球的地质生命过程的时空必然

面对人类和地球共同体的一系列危机，“生态纪”思想提出了一个可持续的未来，这是地球的地质生命过程的时空必然。远古代地质——生命发生过程、中生代地质——生命发展过程、新生代地质——生命繁茂过程是地球的过去和现在，那么，未来就是要进入生态纪，走向生态纪元就是人类和地球共同体的共同追求。     

国际法生态化的经济学分析

国际法生态化是面对生态危机的挑战、建构和谐世界的必然要求,这主要表现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制度的确立及国际生态合作的不断加强。文章在反思经济学“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论证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制度的合理性;以博弈论为视角论证国际生态合作的必要性,从而为国际法生态化的存在及发展找到了经济学的依据。     

生态人类学的方法论

生态人类学立足于民族文化对人类生态行为及其后果进行分析,在分析时必然受到时间、空间制约及其它多种因素的干扰。本文提出“终端验证”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方法,“终端验证法”的适用范围不仅在于文化的生物性适应方面,更在于文化的社会性适应方面。借助“终端验证法”,从文化的同质度、抗风险度和储备度三方面着手,可最大限度减少干扰,满足生态人类学的研究需要。     

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变革视角下"生态生产力"论析

“生态生产力”内含的革命性变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马克思在18世纪中叶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理论成果和思想遗产。仅仅在具体的生产层面来理解“生态生产力”,必然会出现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倾向。就根本意义而言,“生态生产力”具有超越具体经济事物层面更为深刻的社会内容和表现形式。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以思维方式变革为基础的“生态生产力”所展现的是价值取向、运行机制、思维方式及伦理价值的全方位变革。“生态生产力”实现的这种变革,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更是人类思维观发生变革后的产物。“生态生产力”在哲学层面的变革反映到“思维观”的层面事实上就是由传统主客对立的“线性思维”到主客统一的“系统思维”和“综合性思维”的变革。只有在深刻认识生态生产力内涵的思维方式变革的前提下,才能更快地使“生态化”理念成为现代社会人类生存发展之核心价值规范。     

生态文明时代我们应有的文化态度

随着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人的文化态度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并进行调整：人对自然的部分“复魅”与工业革命时代人对自然的“祛魅”相对;人与自然的“共生”是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构建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理念;确立适度消费的生活原则,否定无度消费的生活原则;确立“绿色”的有机建设原则,否定“灰色”的、无机非生命建设原则;确立天地境界论生态审美观,否定“自然的人化”的功利主义自然审美观;确立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自信与自觉,走出欧洲中心主义。这是我们生态文明时代应有的文化态度和生态审美观。     

以人为本，建设生态经济——西部大开发的关键和根本

21世纪西部大开发决不单纯是经济增长问题 ,它比经济增长应有更高的目标。人类社会在经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 ,必然向生态文明社会发展。因此 ,西部大开发再不能走“先污染 ,后治理”的资源经济老路。以人为本是关键 ,建设生态经济是根本。     

人本生态美学的思维路向和学理框架

人本生态观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强调在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的基础上肯定人类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主体地位和自觉能动的生态调节作用。对于认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关于“自然界的人的本质”的观点非常重要。人本生态美学坚持以人为本,必然十分重视实践范畴在美学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必须重新认识实践作为人类自觉进行生态调节的原初本性,并进而从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决定人的社会关系的深层本质,以对流行的“实践关学”的基本学理进行生态化的改造。人本生态观为揭示审美活动的节律感应的生态本性提供了必要的理论生长空间,具有把生态系统思维与审美活动本体特性思维有机融合的特殊优势。从节律感应出发,形成了人本生态美学理论的“一点三维”的基本框架。     

生态经济：武陵山区科学发展的根本选择

当代世界,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的共识、人类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世界各国普遍以生态经济为其发展的根本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也逐步确立了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模式和战略选择。从实际情况看,武陵山区必然要以生态经济作为科学发展的根本选择。因为武陵山区是长江中、下游的生态安全屏障;客观现实需要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必然会牵动发展全局。因此,武陵山区必须迅速制定《武陵山区“生态—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规划》,全面构建“武陵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区”,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全面修复、保护和建设武陵山区的生态环境;必须创新体制机制,制定考评、生态补偿、金融、信贷、税收等特殊政策;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生态经济的坚实依托;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析生态道德观

在全球规模的环境危机下,生态道德问题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生态道德观是人类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后获得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性认识,其核心理念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共存共荣。生态道德观的主要内容包括“代际公平”、“代内公平”、“人地公平”。确立生态道德观念,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并实现人类活动方式、行为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生态美学的生态文明意义

生态美学是一种具有生态维度的新审美观,是生态文明的产物,且生态美学学科的发展将有利于实现人类用“整体观”视野看待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有利于促进人类“诗意栖居”的生存观、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观和“生生之关”的文化进步观的实现,生态美学的生态文明意义莫过于此。     

“太和”之美：生态文明美学的审美境界

生态文明美学的最高境界是“太和”。“太和”来自《周易·乾卦·彖辞》。“太和”就是大和,是人与自然之和,生态与文明之和。在其具体实现之中,或表现为顺应的和谐,是为优美;或为“逆应”的和谐,是为崇高。崇高中的“逆应”,当其给人类带来灾难时,它为悲剧;而当人类战胜“逆应”,实现人与生态共荣时,它为正剧。坚定走生态文明正道是人类之福,是生命之幸,是天地之大德,是宇宙之大利。“太和”的灵魂是崇高,不只是自然的崇高,还有人类的崇高,是两种崇高的统一。这样的崇高,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是属于生态文明时代的崇高。     

身体的诗意与诗意的身体 ——兼论身体诗学的生态面向

20世纪末“身体转向”以降,身体赋予生命及其存在的生态系统以新内涵与新意义,其中以身体为基点的诗学建构已经在路上,但距离身体诗学真正进入主流话语范畴或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全面回归身体,不仅是生命存在之需求,而且是生态共同体建构之要求,身体与生态的诗意融合才是“天人合一”整体生态观的真正内涵。在身体诗学和生态诗学之间建起一座互通的桥梁,人类必然会走向与自然、万物、天地同生共处的生态共同体,而保证这一道路方向正确的重要前提便是回归、正视、肯定身体及其诗意存在。     

美好生活需要的生态伦理实践

“美好生活”在中西伦理史中都具有丰富的内涵。在传统伦理思想中的“美好生活”主要与个人的美好德性相关联,而工业化以来人类对自然的不断征服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工业文明引发的生态危机成为追求美好生活必须解决的问题,由此促进了人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即优良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的“美好生活”的必要基础。自此,美好生活与生态伦理生成了一种双向耦合关系,这要求人们遵循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建构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美好生活需要的伦理观包括承认自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天然权利,人类必须尊重和保障自然权利,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要秉持生态公平原则,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代际公平性。而生态伦理导向的美好生活实践路径包括生态伦理思想、生态法和生态正义观等的教育、宣传和普及,重点对城市空间布局与生活功能进行优化,以实现生态伦理价值作为科技发展的核心要求,限制不符合生态伦理要求的所谓“新科技”。融合运用包含中国传统生态思想,批判运用西方生态伦理的不同观念,以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生态观和实践观作为人们践行生态伦理导向的美好生活新家园的现实依据,将成为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中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道路。     

庄子“齐物”思想的生态审美意蕴

庄子的“齐物”思想中万物与人一样,都是自然界生命的存在,在同一个生态共同体的根基下互通、共融,相互依存。庄子强调万事万物在生态自然中的平等关系,故而体现出其思想中深刻的生态审美意蕴。“齐物”是庄子用生态智慧的逻辑从人类主体的角度思考万物的平等性,通过“吾丧我”打破人类自视高贵的狭隘,也是庄子通过生态间性视域审视万物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不侵占自然本性而实现生态存在的“自喻适志”,更是庄子冥合于道所追求的生态共生境界,最终实现“万物与我为一”的最高理想。庄子通过“齐物”观念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视野,从而进入生态共生共融的审美境界,体现了人与自然万物无差别的和谐共处的生态审美意蕴。     

生态哲学背景下的美学理论与艺术理论

人类求“是”的哲学思想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发展。当人类哲学思想由片面走向全面,由传统哲学走向生态哲学时,以哲学为根基的美学理论与艺术理论也必然发生变化。美学理论其探求的范围从纯粹艺术领域拓展到整个生态系统,审美心理机制、审美价值、审美方式、审美目的等都得到拓展,形成拓展美学理论。在生态哲学、生态美学及新出现的大地艺术、环境艺术、成品艺术等新兴艺术实践形式的共同作用下,艺术理论也由传统艺术理论发展到生态艺术理论阶段。主要由生态艺术哲学与生态艺术批评构成的生态艺术理论重植了艺术的生态之根,恢复了艺术的灵魂。     

论生态人格的塑造

在全球生态危机恶化和生态文明转向的背景下,生态人格的提出成为可能.生态人格的塑造,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必然要求,是生态文明社会建成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类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必然要求.生态人格议题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生态人格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工具理性与自然价值的统一.塑造生态人格的途径主要有：生态责任担当、生态教育内化和生态实践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