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杜甫生平研究综述

建国以来杜甫生平研究综述王辉斌杜甫的生平，自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问世后，虽已大致可明，但也不无问题，有的问题还十分严重。故而，建国后的研究者们即对其进行了重新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研究杜甫生平的著述，除出版了四川文史馆编《杜甫年谱》、陈贻...     

试论杜甫的世界观

在杜甫的研究中,有的同志对杜甫的思想不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斥之为“反动”,进而否定杜甫的优秀诗篇;有的研究者认为杜甫的思想是儒道杂糅;有的研究者则否认佛、道思想对杜甫的影响;有的学者则又过分夸大佛、道思想对杜甫的影响,把他说成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这些论断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本文就杜甫世界观的阶级基础、形成、具体表现及对其创作的影响,谈谈我的意见。     

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

百年杜甫研究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即民国时期、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后。无疑,改革开放之后是杜甫研究的高潮期与高峰期,成绩斐然。百年杜甫研究的成绩概而言之有:杜诗文献、文本及杜甫相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杜甫生平、思想、个性及人格研究;杜诗艺术研究;杜甫文学思想与诗学理论批评研究;杜甫对前朝文学文化的学习、继承、评述及后世对其诗歌的接受、传播以及杜诗鉴赏、普及、传承研究;比较研究;域外杜甫、杜诗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文化研究;杜学与杜诗学的建构;各类研究综述、概述;有关杜甫研究的团队、平台、阵地建设。百年杜甫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重复研究是主要不足之处。需要拓展的方面:一是大量宋元明清杜诗笺注、笺释等文献的整理;二是大量宋元明清杜甫及其诗歌的诗话类、笔记类等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三是大量域外杜甫研究的梳理;四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拓展;五是大众化视野下的杜甫文化与杜甫精神的普及传承弘扬。     

试论杜甫的美学意识

诗圣杜甫有什么样的“美学意识”呢？对这个问题前人已有论述,如屈守元《杜甫美学观琐谈》①、张志烈《审美情趣历史进化一例》②、何大江《杜诗的奇崛美》③、王启兴《杜甫人峡诗中所表现的自然美》④、姚菲《杜甫山水诗崇高美管窥》⑤、蒋均涛《杜甫对诗歌形式美的确认和追求》⑥、何根海《杜甫题画诗绘画美学思想刍探》⑦等等。他们的论述对开启杜甫诗歌“美学意识”的研究无疑起到了先锋作用。然而杜甫诗歌中丰厚的美学意识,不是几篇文章就能穷尽的,因此笔者不揣冒昧,试从新的角度去研究杜甫的美学意识。杜甫的美学意识主要有以下几…     

论杜甫的拗体七律

杜甫诗歌中七律拗体为其七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其七律产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且有其特株成就与艺术技巧。杜甫的拗体七律的创作是有其一定的规范的，是有迹可寻的。文章是从杜甫各阶段的拗体七律加以分析，说明其艺术成就，并归纳出杜甫拗体七律在“拗”的方面的一些法则。     

杜甫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杜甫晚年流寓湖湘期间创作了150多首诗歌，这些诗歌所表现的爱国忧民情怀和经世致用思想，丰富了湖湘文化，并对湖湘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杜甫后，学习和继承杜甫的湖湘诗人和学者代不乏人。为纪念杜甫在荆湘地区传播文化的伟大历史功绩，湖湘人民在杜甫生活过的地方修建了多处纪念杜甫的建筑。这些遗迹和名胜本身就已经成为湖湘文化的一部分了。     

杜甫与佛教

在学界,人们普遍认为杜甫在诗歌创作中是贯彻儒家"诗教"的典型,而忽视了他在创作中多方面地受到佛教滋养的实际,即使有人注意到佛教对其创作的影响,但也未展开专门而具体的研究.杜甫一生与佛教特别是禅宗有很深的交涉,其给杜甫的思想和创作增添的新鲜内容,给他的艺术思维方式和美学趣味带来的重要影响.佛教思想不仅成为他儒家用世之道的补充,也成为他困顿时的安慰.     

百年杜甫研究回眸

２０世纪杜甫研究继承与创新表现为如下三方面：一、杜集及有关资料之考订整理;二、对杜甫及杜诗之研究;三、杜诗的鉴赏与普及。其中对杜甫及杜诗之研究又可分为５０年代前、８０年代前、８０年代后三个阶段,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轨迹     

论杜甫诗歌的身体观

杜甫诗歌中存在大量的身体词汇,体现了杜甫对身体的格外关注,杜诗中的身体书写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当杜甫走向生命之秋时的身体观念;二是杜诗身体书写中的生存之悲;三是杜诗身体审美的生灵之叹。杜甫诗歌中的身体书写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一是加深了诗歌内容的疼痛感;二是形成了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风格;三是丰富了杜诗的审美意蕴。杜甫诗歌中的身体书写对于研究杜甫及其创作心态、诗歌审美风格有着重要价值。     

佛教与杜甫及其晚年心境

杜诗中与佛教有关的作品是研究杜甫思想的重要资料。杜甫对佛教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对佛教艺术的接触和与僧人的交往 ,加深了他对异质文化的了解和思考 ,但并未使他对宗教产生太大的兴趣。佛教的博爱、劝善思想与儒家的民胞物与、仁民爱物思想在杜甫晚年思想中得到高度的融合。佛教思想补充和丰富了杜甫的儒学思想。     

长安陷落前后杜甫行止考辨

《往在》云：“往在西京日，胡来满彤宫”,此诗表明安史叛军攻陷长安时杜甫正在长安城内，然杜诗旧注均以为杜甫斯时已携家逃难至鄜州羌村。今检杜诗可知，杜甫于天宝十五载五月中下旬即开始携家往北逃难，途经白水、彭衙、三川，至六月上旬已抵达鄜州羌村。长安于六月二十三日前后沦陷，从时间上来看，杜甫完全有可能在叛军攻陷长安之前由鄜州迅速返回长安。若能确认杜甫于长安沦陷时正在长安城内，则《新唐书·杜甫传》所谓“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完全不能成立，身陷长安的他不可能由鄜州北上投奔灵武，亦不可能在途中为叛军所俘。此外，通过杜甫在长安陷落前后的行止亦可证《避地》诗乃是出于后人伪托，并非杜甫所作，《月夜》诗的创作时间亦可由八月前移至七月。     

均衡地作用──读冯至先生《杜甫传》的一些体会

均衡地作用──读冯至先生《杜甫传》的一些体会钱志熙在现代诗人中，冯至先生是继闻一多先生之后的又一位致力于杜甫研究、致力于向文学界和全社会传扬杜甫精神的著名诗人。凭借他们在杜甫研究上的实绩、加上他们在诗歌领域的特殊地位，对杜诗在现、当代的普及、杜甫精神...     

王士祯的杜甫研究

王士祯研究杜甫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儒家思想与自己的神韵理论结合起来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形成独到的思路与方法。他对杜诗的总体评价是"杜甫圣语"。他认为杜诗"纯以忠君爱国为气骨。故形之篇章,感时纪事,则人尊诗史之称","其大过人处在诚实耳"。论杜诗的艺术的伟大是"以雄辞直写时事,以创格而纾鸿文","此正一主于赋,而兼比兴之旨者也"。王士祯对杜甫的研究非常广泛。他游宦到杜甫漂泊和生活的地方,实地考察研究杜甫的生活思想和杜诗的内容。他考释杜诗的一些名物,研究杜诗的一些版本文字,还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杜甫对后世重要诗人的影响。     

杜甫绝句体制研究

杜甫绝句的声律体制是:五言绝句皆为声律严整的五言律绝,全部为首句仄收式,在确定五言律绝的常用格式上起到了作用;七言绝句在声律的运用上显得复杂,有32%的作品不是七言律绝,这与七言诗入律比五言诗来得晚有直接关系。杜甫绝句的用韵体制是:严格依照平水韵,使用韵部广阔,多用宽韵,以押平声韵为正格。杜甫绝句的对仗体制是:多数作品使用对仗,五言绝句尤甚,对仗规则整肃。这些做法为绝句格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杜甫绝句的题材内容体制是:广阔,深厚,且具有重大的开拓性,表现为纪录时事、发表诗论、表达政见等。杜甫绝句的风貌特征是:绝句之变体,别开异径,自成一家,表现为议论入诗,语言直率,变散行为对偶,使用典故、壮语,不以入乐演唱为意。杜甫平生所留绝句共计134首(据仇兆鳌《杜诗详注》所收诗作统计),其中五绝31首,七绝103首。全面、细致地研究杜甫在绝句的声律、韵律、对仗方面的建构,研究杜甫绝句在题材内容上的扩展,考察杜甫绝句的风貌特征,对于认识杜甫绝句的体制,从而正确评价其在文学史上的作用,是有意义的。     

论杜甫的众生平等意识

本文从杜诗中探讨出杜甫思想中的众生平等意识，杜甫认为众生（包括君、臣、民）在生存和被尊重权上是平等的，同重的。这种思想意识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而且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杜甫为郎离蜀考

一、问题的提出永泰元年(765)春夏间,杜甫离开成都草堂,沿江东下。此后数年间,漂寓寄居于云安、夔州、江陵、公安、长沙等地,最后病死于湘江孤舟中。离蜀出走,从暂时稳定变为长期漂寓,成为杜甫晚年生活的重要转折点,对其晚年的诗歌写作也有极大的影响。因此,找到杜甫此行的契机,是研究其晚年生活、思想和诗歌创作的关键问题。     

杜甫五言律诗章法研究

杜甫不仅工于五言律诗的炼字炼句,对于其章法布置,亦是不拘常格,得心应手。这不仅体现在其五律的起承转合之法中,也可以从其五律连章组诗中得到印证。现存杜诗共1458首,其中五言律诗有630首,是现存杜诗中占比最大的体类。研究杜甫五言律诗的章法,可以大致窥见杜诗章法艺术的全貌。     

长安十年:杜甫之所以为杜甫——《杜甫与长安》简评

杜甫在长安的十年,在他一生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正如作者在“前言”中说的:“对杜甫来说,无论在政治上或诗歌创作上,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如果说,时代造就了杜甫,艰难玉成了诗人;那么,正是长安十年,奠定了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杜甫所以能成为伟大的划时代的现实主义诗人,正是长安这十年为其奠定了基础。     

杜甫与农民起义关系求是

在杜甫传世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本来没有一首专门反映农民起义,然而有些同志对杜甫与农民起义的关系极为重视。在批判杜甫思想局限时,有人说杜甫主张镇压农民起义;在评价杜甫思想成就时,又有人说他同情起义的农民,有官逼民反的思想。这些意见虽互相矛盾,但却都认为杜甫与农民起义关系很“密切”,态度很明朗。我认为,这些意见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杜甫与农民起义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个问题有必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一、《喜雨》不是杜甫主张镇压农民起义的罪证广德元年(763),杜甫在四川写了一首《喜雨》诗:“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戈况骚屑。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沧江夜来雨,真宰罪一雪。谷根小苏息,沴气终不灭。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峥嵘群山云,交会未断绝。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原注:“时闻浙右多盗贼。”有人认为这首诗说明,对农民起义军,“杜甫恨不得把他们痛‘洗’干净”,“扫荡了”,认为杜甫“积极主张对起义的农民进行毫不手软的镇压”,因此要对杜甫及其作品“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这未免太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