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分析

本文依据一个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就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中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仅为16.41%,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高达14.90%,且少年儿童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均呈现出继续下降和上升的态势。这一人口年龄结构及发展态势将使我国的社会经济在发展中呈现出后续劳动力资源不足,经济活动人口短缺、经济活动人口老化等一系列问题。为了有效地降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本文从调整我国人口政策、延迟退休年龄、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及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保障体制等方面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以利于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顺利完成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投资·物质投资·智力投资

一、人口投资和物质投资人口投资理论是人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人口投资,法国人口学家阿·索维曾经下过一个定义。他说。“人口投资一词通常是国家为了防止人口增长引起生活水平降低而花费的开支。”他把人口投资的涵义局限于为了对付人口增加而使生活水平不致降低这一范围以内。而把用于提高生活水平的开支称作“经济投资”。然而他也承认,人口投资和经济投资“并不总是很容易区别开的(至少从它们的实际应用来看,是不易区别的)。”我们认为,人口投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     

新常态下合肥农业发展方向与路径探讨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合肥社会经济发展在经济结构、收入状况、人口状况、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均出现了重要阶段性变化。基于新常态背景,合肥农业发展应着眼于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优化农业生产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增加农民收入以及城乡发展一体化。就路径而言,合肥农业发展需要全面认识农业的价值、功能和作用,大力增加农业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统筹协调四化关系,用制度创新激发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活力。     

城市化、固定资产投资与拉美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

城市化和固定资产投资不仅是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的两大主要因素,也是考察和分析拉美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变量。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增加,并主要通过带动服务业的发展、私人消费的增长来促进经济增长。1990—2012年,城市人口的增加是带动GDP增长的主要因素,大部分拉美国家的城市人口每增加1%,能够带动GDP增长1%以上。但是,城市人口的增加不足以实现较高的GDP增长率,2013—2020年,要实现5%的年均GDP增长率,绝大部分拉美国家需要10%以上的年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我国人口流动对房地产经济的影响研究

利用我国33个大中小城市2005—2018年的面板数据,从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消费、房地产开发企业规模3个方面选取11个指标,采用熵值法计算得到房地产经济综合指标,并构建静态与动态面板模型,探究人口流动对房地产经济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静态面板模型与动态面板模型回归结果均显示,全国层面人口流动对房地产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静态面板回归结果显示,人口流入较快地区的房地产经济水平提高显著,而人口流入缓慢地区的房地产经济水平提高则不明显;动态面板回归结果显示,全国以及各地区房地产经济增长均存在“惯性”,且人口流入较快地区的房地产经济发展的“惯性”要大于人口流入缓慢地区。据此,政府应重视流动人口的区域协调性,引导人口流动合理分布;房地产企业则需结合人口流动趋势,调整房地产投资战略布局。     

推进福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经济学分析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和统筹城乡发展的影响下,福建省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从农业转移人口个人来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决策可以视为一种投资行为,其考虑迁移城市至市民化与否的经济动因是进行成本收益因素分析,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及收入收益、教育收益、医疗收益、文化收益。作为公共政府应该制定措施,降低市民化总成本,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要以强制性制度创新,构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体系。     

高铁开通对城市人口变化、流量经济集聚的影响

基于2004—2016年我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用差分回归模型分析了高铁开通对人口流动及与其相关的“流量经济”集聚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来说,高铁开通促进了沿线城市的人口变化和“流量经济”的集聚;这种影响因城市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而具有异质性;随着时间推移,早期高铁开通城市的“流量经济”集聚水平略呈倒U形变化。在高铁网配套建设中既要注意空间均衡投资、实现高铁网对经济地理格局重塑和人口合理分布的规划引导作用,也要注意短期内高铁开通引起的中心城市虹吸效应,避免低效率投资。     

延边地区人口的民族构成和人口政策

正确的认识和恰当的处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发展和人口的民族构成及其变化,对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真正当家作主,发展民族经济,加速四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政策,必须有利于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本文只对延边地区的人口发展和民族构成及人口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谈谈我们的粗浅看法。一延边是朝鲜族聚居的自治地方,州内还有汉、满、蒙、回等十多个民族,共有181.4余万人口。值此自治州成立三十周年之际,对于延边人口的民族构成和发展作一历史的     

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房地产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可以通过增加全社会的投资总量与资本存量,并通过发挥产业链效应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之一。在房地产投资的四个方面中,商用房建设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住宅建设投资次之,其他建设投资再次,办公楼建设投资的促进作用最低。应该从调整房地产投资结构、控制房地产投资占银行贷款比例、推动土地市场的公开化、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力度等方面来规范和促进中国房地产投资的发展。     

基于PESR-C的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以宁波市为例

本文从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四个方面刻画区域协调发展,首先建立了反映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构建了基于PESR—C的区域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并基于宁波数据进行实证。实证研究表明：1997——2007年,宁波市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4个子系统基本处于“协调”状态,但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的协调状况相对较差。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对教育、贫穷人口、资源、粮食、环境等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控制人口增长成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发展中国家应该把握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促进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低生育率时代的中国生育政策调整——基于对低生育率社会经济负效应的分析

人口生育政策不是人口增长状况的唯一决定因素,人口增长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从生育政策到人口增长再到经济增长与发展存在复杂的传导机制.人口控制政策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并不意味着"高经济增长、低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永恒模式.从经济学家关于危机和反危机的理论与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看,适当的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长期处于准繁荣状态,而持续低迷的人口增长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福音.     

中国人口回旋空间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优势和作用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国际发展环境不确定性增大,党中央提出了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和形成新发展格局中需要更加综合的视角考虑中国人口规模、年龄结构、人力资本及人口空间分布等因素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和独特优势。中国拥有的巨大人口规模所形成的巨大市场效应,有利于促进和带来社会分工精细化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巨大的人口规模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而充足的有效劳动供给、人力资本和人才储备;巨大的人口规模也为技术创新和进步提供人力资本支撑以及市场需求条件;同时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广袤的空间回旋优势、利用区域间发展差异特征,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和梯次转移,保持产业体系的完整和协调发展,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禀赋的配置。因此,即便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只要充分发挥人口规模巨大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内需和外需、投资和消费、出口和进口等环节的联通枢纽作用,必能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从而保障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基于经济视角的上海市人口容量发展趋势分析

通过梳理上海市历年经济发展和就业数据,利用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之间的关系,预测未来不同时期上海市对劳动力人口的需求及经济人口容量。结果显示:未来几年上海市劳动力需求量及经济发展所能承载的人口容量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劳动力人口将是未来几年上海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此认为,在增强经济发展对上海市人口容量承载力的同时,应以产业结构调整为突破口,完善户籍制度,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将人口管理与公共资源配置有效结合,实现人口规模与结构的有效调控。     

农业生产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人均自然资源不足的农业大国。人口的不断膨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对土地、水等农业赖以存在的自然资源带来了空前压力。产量的不断提高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向前发展,作物种植逐渐单一化。化肥、农药、机械、灌溉等措施的不断增加使用,使得原来与生态紧密相连的农业生产系统遭到破坏。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和自然环境资源的不断枯竭恶化,农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在其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及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内容。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人口生育率问题研究

以成本-效用理论为基础构建一个人口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考察经济发展对人口生育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稳定状态下经济发展与人口生育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诺斯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动力的比较

道格拉斯·诺斯是新制度主义在经济史学方面的代表。他从总体上说是一个制度变迁动力的多元论者,但又视人口变化是制度变迁的最终动力。本文对诺斯关于制度变迁动力的解释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进行了比较,说明诺斯对马克思的生产力一元动力论的批评,即过分强调技术进步、缺少解释技术进步速率的理论,是缺少根据的。本文以有关史实证明,诺斯以人口增减为基本动因对所谓“两次经济革命”的解释是不成立的;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始终对马克思的一元论唯物史观提供着坚实而有力的支持。     

辽宁省人口转变效应分析——基于人口红利理论的研究

近年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根据人口红利理论,使用辽宁省相关数据,对人口转变引起的产出效应、消费效应和储蓄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辽宁省居民消费与人口抚养比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是引起辽宁省储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人口流动的经济增长收敛效应实证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以Barro和Sala-i-Martin的收敛假说为理论基础,利用面板模型探讨了甘肃省人口流动对其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研究显示:2004-2009年,甘肃经济增长呈收敛趋势,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具有积极影响:不考虑人口流动因素甘肃经济增长以每年4.18%的速度趋向稳态水平,半程收敛时间为17年;考虑人口流动因素的影响后,省内各市州经济增长以5.69%的速度相互趋同,半程收敛时间缩短为12年,说明人口流动加快了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     

换一种视角看我国人口数量与生育政策

从公共政策视角重新审视和思考人口数量和人口政策问题,认为:人口数量多少是一个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问题,简单地从人均资源占有量和人均经济水平论证人口多是问题,折射出的是“人口数量决定论”;看不到长期低生育率所蕴含的人口未来发展的不良后果,把目前人口惯性增长说成“势头强劲”,是违背人口发展规律的;仅从人口数据出发决定微观家庭生育政策,是公共政策制定中典型的见数不见人的“技术主义”倾向,不符合现代社会公共政策制定的理念与程序;当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法治国家被确定为发展目标之后,公民生育权利就是不容忽视的问题,那种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和家庭利益的说辞丧失了逻辑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