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天命观”再议

文章认为孔子的“天命”是对中国传统“天命”的一次彻底批判继承,它更多地强调了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性,强调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人类认识史上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淮南子》哲学思想及其精髓之“道”与“道法自然”

“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抑或学科称谓,是引自西方的舶来品,但哲学思想及观念在中国则是源远流长,以阐述世界观及方法论见长的诸子思想均属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其中道家思想最能体现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和哲学理念。作为集道家思想之大成的《淮南子》,以老庄思想为根基,采撷儒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之精华,是“非循一迹之路”而守正创新。《淮南子》从“道”出发,以“无为”为主旨,将天道之无为演绎成人道之无为,以求人道符合天道,创新性地诠释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精要。《淮南子》倡导“无为”是为了践行“无不为”,倡导“天道”是为了宣扬“人道”,将出世与入世统一到一个新的高度,是对道家乃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中华民族崛起及复兴都有着重要启示。     

神道之文如何通向审美之文

“”获得审美意义是一个历史过程。从最初的神之到天命之,再到天道之,的审美意义日益凸显。在神之中,虽然包含着一个人赋予以意义的事实,但人并无此自觉。在天命之中,这一人赋予以意义的过程已经很明显。与天命之间的象征关系,具有一种潜在的审美关系。随着天命之中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否定性因素的弱化,这种潜在的审关意义逐渐显现出来。在天道之中,既是天道的客观显现,同时又是现道之人的主观发现,而这种天人合一的过程又是自我实现、自我肯定的过程,这时和美才对应起来,成为审美之。     

司马迁对天道的怀疑与信仰

司马迁相信天命(blind fate),但对天道(divine justice)的态度却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大胆地怀疑天道,对天道的不公愤愤不平;另一方面,他又相信上天能明察秋毫,福善祸淫,给人间主持公道.对天道的矛盾态度是情理矛盾的反映.     

畅想“天人合一”新世纪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天人合一”强调的是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息息相通、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的理念，对于管理现代社会，缓和人与自然的矛盾、走出生态危机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以至中国文化中最古老、最广泛的概念。走进２１世纪的人类，并没有解除人生、社会与自然的困境，各种矛盾交相错织，问题与困惑似乎越来越多一一这更凸现了“天人合一”的现实意义。“天人合一”的学说可以为人类社会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大自然提供一种卓越的指导思想。 几千年来，对“天人合一”有各…     

“天人合一”与中国传统山水画

“天人合一”的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它对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绘画风格。中国传统山水画“以大观小”,天道与人德的结合,体现了“体道”而“同于道”的“天人合一”观念。     

论康熙帝的天命思想

康熙帝的“天命思想”多表现于“为民祈天”、“赈灾救灾”等诸多方面,在关于天与人事的关系上,除了“奉天行事”的使命感外,还重视人的作用。与历代帝王不同的是,康熙能充分使这种“天命思想”与皇权高度统一,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天命思想的一大特色。     

略论贾谊辞赋中的“时命”主题

汉初贾谊受到当时神秘的天命、天道观念影响,把现实中的一系列遭遇归结为“命”。在辞赋中哀伤“时命”不合,并用老庄哲学来排遣其苦闷,对生命的体验掩抑多思而又时时陷入神秘玄远的思绪之中,表现不出屈原辞赋中那种宏伟、淋漓尽致的悲剧精神。     

儒家民本思想与西方“被统治者同意”理念之比较

政治合法性是任何一种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从历史上看,古代社会把政治合法性基础归于自上而下的天命以及与这种天命相应的内在德性。近代西方的政治合法性理论进一步提出了主权在民的“公意统治”和代议民主制的“法理型统治”。本文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本思想和西方的“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人本思想的理念以及由此导致的制度设计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本思想能够为当代中国的政治统治合法性理论提供更丰富的理论支持。     

析《水浒》中的“天”

翻开《水浒》一书,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部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书是在“天命论”这块基石上垒起来的。请看,宋江这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领的是“九天玄女”的“法旨”,尊的是“至圣至明”的“天子”的“御诏”,读的是“天书”,信的是“天言”,奉的是“天理”,得的是“天机”,还有什么“天道”、“天幸”,“天道循环”,“替天行道”,等等,等等,光怪陆离,眩人眼目。总之,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天命”,一切都涂上了“天”的神圣的灵光,真是高深莫测,咄咄逼人!     

批“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是宋江叫得最响的一个口号。它是一个革命的口号还是一个反动的口号?这主要看它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哪个阶级、哪条思想政治路线服务。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的经济基础,不断地从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强化对广大农民的反革命专政,把儒家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作为维护自己统治,毒害人民的思想武器。他们宣扬“天”是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把封建皇帝说成是“天”在人间的代表,是受“天命”来统治人民的,即所谓“天子受命于天”;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孔孟之道,则是不可改变的“天道”。大肆进行“天不变,道亦不变”,“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说教。如果谁要造“天”的反,谁就是“大逆不道”,就要天诛地灭。力图用“天命”和神的意志来毒害和束缚人民,以维护其封建剥削制度。因此,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在反抗地主阶级黑暗统治的同时,总是把斗争锋芒直指地主阶级反动的“天”,并提出反映农民阶级利益和要求的     

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思想的两重性

长期以来，人们对苟于“制天命而用之”思想作了很多评论，并将其概括为“人定胜天”思想。我认为，评论大都褒扬过多，看到了苟子思想积极的一面，而对其思想中包含的另一方面认识不足。考察苟子关于天人关系的全部思想，可以看出，在苟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互相矛盾着的两重性。这两重性，反映了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思想代表的苟子，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不彻底性和阶级局限性。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苟于一方面认为，人只有认识和顺应客观事物的规律（即“天道”）才能“胜天”“胜物”；另一方面却认为，圣人“不求知…     

“自力”伦理的品格及其界限——以基督教的“他力”观念为背景

基督教伦理是一种“他力”伦理,以信仰为基础,凭借上帝的救赎力量来成就人的道德世界;儒家伦理则是一种“自力”伦理,认为人可以依靠自身的道德努力,在现世实现“天命在身”的超越追求。儒家伦理这种天命在身的情怀和自我的道德努力,一方面构成了儒家信念中的伟大要素和高贵的精神品格;另一方面,由于天命与人心的一体化,最终使得天命丧失了绝对超验的资格,使儒家对最高价值的追求陷入困境。因此,借鉴基督教的他力观念,反思自身的文化局限和观念缺失是很有意义的。     

“忍”与“韧”

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书肆上出现了元朝吴亮的《忍经》和许名奎的《劝忍百箴》的合册本。列举的史实事例数百个,赞扬“忍”是至高无上的德行,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其中也有一些戒贪侈防骄躁的精辟见解;但全书有一个重大缺陷是将处事待人应当宽容谅解,同官场勾心斗角讲究阴柔的斗争策略相混淆,不仅劝人不争,顺应天命,而且认为应该逆来顺受,委屈求全,安于贫贱,甘当奴才,修炼成一个十全十美的伪君子或阴谋家。     

析《水浒》中的“天”

翻开《水浒》一书,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部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书是在“天命论”这块基石上垒起来的。请看,宋江这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领的是“九天玄女”的法旨,尊的是“至圣至明”的“天子”的“御诏”,读的是“天书”,信的是“天言”,奉的是“天理”,得的是“天机”,还有什么“天道”、“天幸”,“天道循环”,“替天行道”,等等,等等,光怪陆离,眩人眼目。     

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

由王国维奠基,经由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20世纪中国美学家深化和完善的“意境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诗学的核心范畴”,甚至被标举为“中华民族最高艺术审美理想”.然而,这种“意境说”并不是中国传统美学和诗学所固有的,而是上述学者依据德国美学传统所提供的思想资源建构起来的.“意境说”的发展也基本上是沿着德国美学传统的轨辙运动的,德国美学的若干主题,如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一般与特殊的统一,为“意境说”提供了统一的理论基础.从思想实质上说,“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一种中国变体.“意境说”的现代建构是中国学者为了重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而进行的“传统的现代化”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实践过程中,这种“传统的现代化”转化成了“自我的他者化”,从而进一步深化了近代中国所遭遇的思想危机.     

牟宗三“天道”思想新探

牟宗三先生据其道德形上学之立场对传统哲学中的“天道”范畴进行疏解和重铸.超越地言,“天道”即仁道、天理、普遍性,也即人之为人、物之为物的“实现之理”,它是一内在于万物而特显于人的超越本体,代表着万物生化之理;现实地言,“天道”代表着儒者对实践儒学道德理想的现实要求,它是尧舜文武之圣王理想及礼乐教化之伦常关系的落实,也即实践儒家内圣外王之道.     

孔子“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探察

“知天命”是成就儒家君子人格所必备的前提条件,按照古代“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的理论可以得知,对“天命”的认知不能离开对“性与天道”的体认。然而,“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却给后世造成了很大的困惑。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孔子基于其对言语观的认知,感受到对“性与天道”的认知是每一个个体在“习”中自然体认的结果,因此采取了“以无言代言”的方式。     

朱熹理欲观评析述要

朱熹的理欲观是在两宋时期关于天理与人欲关系的激烈争论中形成的,后人对其内容褒贬不一。1989年5月,我校哲学系师生组织了一次关于朱熹理欲观的讨论。讨论中,一部分同志仍对朱熹的理欲观作出了否定的评价,认为,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把主观中虚构的“理”异化成了宇宙的根本法则,通过这样的“理”来规范约束人心,使“理”具备了宇宙法则和伦理法则的双重属性,实际上是把“天道”同“人道”并提,把“人道”归于“天道”,在“天人合一”这种传统的思想范式中,完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建构。这     

从“对立面协调、和谐”谈“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用较大篇幅论述了中国和平统一问题,并且从理论和实践中深刻阐述了按照“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这一理论包含了唯物辩证法“对立面协调、和谐”原理。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产生、变化、发展是由事物内部矛盾双方既统一又斗争,即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共同作用的结果。矛盾的同一性是指对立面之间相互结合,相互吸引的联系。矛盾的斗争性是指对立面之间的相互排斥,相互离异的属性,两者共同作用,促进事物不断变化发展。但是人们是否也曾想到两个对立面之间在特定的状况、条件下的协调,和谐也可以成为推动事物变化、发展的强大力量呢当然,这种对立面之间在特定条件下是能够起到“协调、和谐”积极作用的。报告中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基本方针充分体现了这一辩证原理。古代辩证法家认为,所谓的“协调、和谐”决不是后代人误解的那样,是对立面双方的“等同”,或是对立面双方的“合并”,而是对立面双方,在特定条件下,因特性上的“契合”、“匹配”和“对路”而造成的“协同共进”。这种情形是在对立基础上出现的,是“对立造成和谐”。就是在特定条件下,中央领导们提出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