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刑讯逼供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稳健推进和公正与法治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严禁刑讯逼供问题作为程序法治的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本文对刑讯逼供的产生根源和危害进行了分析,同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遏制刑讯逼供的域外法治经验及其启示

遏制刑讯逼供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域外相关国家在应对刑讯逼供这一难题的法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防治刑讯逼供的策略方法、法律规范和制度机制,为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形势下,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刑讯逼供行为,健全防治刑讯逼供的制度机制,已成为推进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的关键。推动我国刑讯逼供防治机制的完善,应在借鉴域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着力严密规制刑讯逼供的刑事法网,严格控制讯问的时间和场所,切实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认真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积极探索建立羁押巡视制度。     

法社会学视角下的刑讯逼供

法治社会下的刑讯逼供无疑是对法治的公然挑衅,如果单纯地将它看作是一个法律问题,从法学视角来认识,那么它是一种滥用职权、对人权的践踏以及无视法律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与此同时,该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用法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刑讯逼供现象,我们会发现刑讯逼供是一种执法人员在社会变迁中以及社会分层后,由于执法过程中角色的突变使其在各种价值取舍之际所枉顾法律束缚的越轨行为。     

再论刑讯逼供——《刑事诉讼法》修订颁布之后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侦查讯问方面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以及关于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制度的规定.新规是立法者在遏制刑讯逼供、规范侦查讯问行为方面,一次法律制度上的完善.法律制度层面的完善无疑对于遏制刑讯逼供具有重要意义,但刑讯逼供不仅是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一种行为和现象,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无疑还会受到法治传统、文化背景和人权观念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刑事诉讼法》修订颁布之后,站在法律制度视角之外,以社会文化视角再看刑讯逼供,对于更深刻地认识刑讯逼供,以及评估新规的作用和可能的局限都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刑讯逼供现象

本文以一起典型的案例为出发点,运用法理思想,剖析了我国司法领域的一大顽症———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多角度地分析了刑讯逼供造成的社会危害。文章最后指出文明社会毕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法治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在迈向文明社会的今天,“以法治国”已不再是一个口号,刑讯逼供这些暗箱操作的阴暗角落只会越来越少。     

和谐司法语境下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

和谐社会应是高度发达的法治社会,刑事司法的和谐运转对于建立高度发达的法治社会至关重要。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本文拟从刑事和解制度和暂缓起诉制度的构建、被害人刑事程序权利的保障、遏制刑讯逼供和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完善几个角度,探讨和谐司法理念下的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下刑讯逼供罪的立法完善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它贯穿于刑法的始终,是法治在刑事法领域中的集中体现。刑法分则中的所有罪名都应该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视角看刑讯逼供罪的现行规定,发现刑讯逼供罪的规定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两项内容:明确性原则和禁止不均衡的刑罚。笔者以此为出发点探讨刑讯逼供罪的立法完善。     

试论“刑讯逼供”

在刑事诉讼领域,转变司法观念,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刑讯逼供这种古老又野蛮的诉讼手段仍在法治的时代背景下屡见不绝,这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就使得从理论上探讨和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在当前的中国显得更为迫切。     

转变观念:从源头上遏制刑讯逼供的思考

刑讯逼供不仅严重危害当事人的权利,而且有损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形象.国家在法律层面,特别是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中直接针对如何遏制刑讯逼供进行了制度的构建,试图消除刑讯逼供在司法实务中的存在,但效果不佳.在《刑事诉讼法》面临再修改之际,文章从思想意识和观念的转变这一角度来探讨我国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即改变传统文化中重公权轻私权的观念,培养公民的人权保障理念,落实国家对公民个体权利保障的制度；培养“法治国家”的意识；消除法律工具论的观念,培植法律公平、正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培养公民自身的权利意识.     

刑事一体化之下防控刑讯逼供行为的途径研究

治理刑讯逼供行为是世界性难题。我国刑法虽然较早规定了对刑讯逼供行为的处罚,但由于存在概念界定不明确、主体范围确定模糊、客观行为表现不周延、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标准理解偏差等问题,都亟需从刑事一体化角度,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     

自由心证原则的历史沿革和现实意义

16世纪以来,法定证据原则开始取代自由心证原则。然而由于法定重视口供,又导致了刑讯逼供的恶果。18世纪西方又重新肯定了自由心证原则的作用,并通过制约机制遏制了可能的司法擅断。因此,反思自由心证原则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沉默权的中国困境与出路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制度。作为保障人权的具体制度构建,它对落实无罪推定原则、杜绝刑讯逼供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沉默权作为一项实在法中的法定权利,在承担社会控制职能时,在与现实的交互中必然会引起价值层面的冲突,这样的冲突需要我们在法律观念上的突破,法律技术上的进步来协调。     

刑讯逼供的法经济学思考

刑讯逼供素为我国法律所禁止,刑法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专条.然而,法律条文不等于司法事实,刑讯逼供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诉讼手段在当今司法实践中仍大量存在,各种因刑讯逼供致死致残的报道屡见报端,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司法人员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以身去触法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应当采取什么方法来有效遏制这一现象?文章试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阐述刑讯逼供现象的成因和对策.     

重构侦查阶段中的辩护制度之设想

伴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提高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和遏制侦查阶段中出现的刑讯逼供现象已经成为法学界的争点。侦查机关必须改变把犯罪嫌疑人视为侦查客体与定罪在先的传统观念,立法机关应从无罪推定,程序主体和程序正义理论入手,彻底解决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无法有效行使辩护权的尴尬困境,解决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护的局面。     

刑讯逼供案违法性的程序性自律

刑讯逼供案具有程序复合性、主题身份双重性特点。事前预防、事中吓阻、事后救济三条路径有机结合从程序法角度遏制刑讯逼供。在遏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四类问题即如何利用程序辩护权？应否追究诬告者、错告者的法律责任？如何选择证据规则？二审法院的程序制裁如何？结合四类问题提出五项程序救济举措。将如何从程序法角度给刑讯逼供案件的被害人以最有效的法律救助作为论文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归宿。     

剪除刑讯逼供的制度构想

刑讯逼供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妨害司法的公正和真实,严重败坏司法机体的健康.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成为困扰我国刑事立法、司法和诉讼法学理论界的一大难题.要剪除丑恶的刑讯逼供,在制度上必须铸造利剑,彻底斩断滋生刑讯逼供的罪恶渊薮.剪除刑讯逼供的制度包括沉默权制度、完整的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规范侦查机关讯问行为的制度三大方面.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定对我国大众传媒的影响

为解决司法实践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却一直屡禁不绝的刑讯逼供和变相刑讯逼供现象,新刑诉法在第五章证据部分明确了“不能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已有罪”的规定,这是国际人权公约中“不能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的中国化表述.然而,目前法制新闻报道中常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我归罪的故事和画面,难以排除受众对其行为是否为自愿的合理怀疑,与基本的法治精神不符.为此,本文旨在以新刑诉法“不能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之规定的法理基础与价值剖析为切入点,探讨新刑诉法出台及实施后,大众传播媒体特别是电视节目制作媒体如何结合新法,充分发挥积极功效,遏制其消极作用.     

刑讯逼供案违法性的程序性自律

刑讯逼供案具有程序复合性、主题身份双重性特点.事前预防、事中吓阻、事后救济三条路径有机结合从程序法角度遏制刑讯逼供.在遏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四类问题即如何利用程序辩护权?应否追究诬告者、错告者的法律责任?如何选择证据规则?二审法院的程序制裁如何?结合四类问题提出五项程序救济举措.将如何从程序法角度给刑讯逼供案件的被害人以最有效的法律救助作为论文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归宿.     

传统社会中非法刑讯的治理机制、效果及启示——以清代的制度与实践为考察对象

对传统社会中非法刑讯治理问题的考察可为当下刑讯逼供的治理提供历史的经验和启示。作为传统社会的代表,清代律例规章对刑讯适用的限制构成了规范意义上的刑讯治理制度,而实践中的治理机制包括对非法刑讯的界定、发现和处理机制。考察发现,清代非法刑讯治理的效果有限,而这恰是其制度目标、制度规范与官僚体制高度协调的结果。与清代相较,当下刑讯逼供治理仍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史为鉴,中国当代的刑讯逼供治理之路也许还相当漫长。     

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及其控制--以结构主义为视角

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较为普遍,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不仅是办案人员的道德、业务素质问题,而且与侦查程序结构密切相关。本文以结构主义为视角,根据侦查程序结构不同类型的特点,论述了侦查程序结构与刑讯逼供的关系,并对我国侦查程序结构的选择提出了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