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20年文学论纲

以"战时8年文学"和"战后20年文学"的思路替代以往的"40年代文学"和"17年文学"的思路,能立足于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打通原先被分割成"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两种时期"文学间的内在联系。在战后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的背景下,1945年至6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学,构成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文学各有其流变脉络,战后香港文学在意识形态对峙中开始其文化个性和文学品格的寻求,战后台湾文学突破国民党政治高压,在文学思潮引发的文学传承和转换、创作多元典律的构建等方面呈现出影响中国文学整体格局的重要走脉,战后中国内地文学则开始了原旨意义的延安文学理想和激进实践的延安文学理想间的复杂纠结。这些流变恰恰呈现出战后中国文学的共同性,并从整体上构成了一个进入"民族新文学的自觉自立"前的过渡时期,其蕴含的丰富课题及其实践,初步形成了中国文学分合有致的多元格局;所提供的文学范式,则包含着民族新文学面临政治困境、经济转型、社会变革作出各种应对的历史经验。这种视野中的40年代至6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其丰富性和历史传承性,提供了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整合的重要基石。     

跨越1949：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一体性和丰富差异性

1949年前后中国文学的转型有其历史一体性和丰富差异性,文学对于人的认识的深化和人性全面解放的追求的历史总体趋势与文学在不同(特定)阶段自我扬弃,逐步走向人的文学的终极完善的努力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根本性贯通,同时,把此期间中国大陆由解放区文学扩展为共和国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国统区文学萎缩至台湾以及香港接纳现代文学各种传统结合在一起考察,文学传统在离散中的延续,文学与政治、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雅与俗关系等课题的展开,都能推动我们对跨越1949的文学转型的内容及其实质的深入思考。     

世界华文文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和价值——以战后中国文学转型为例

关注世界华文文学显然能在汉语新文学/中华民族新文学的整体背景上加强"世界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话。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中考察战后中国文学的转型,有着众多深化:一是世界华文文学强调的互为参照的学术视野和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照有利于二战后文学转型的深层次机制的把握,最终会超越单一地区"文学运动史"、"文学思想史"等层面而指向文本自身,从而凸显史的"文学"性;由生活于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海外等不同"历史时空"的中国人/华人提供的"历史逻辑修正"所揭示的无法同化的原创性,在不同的文学价值观的冲突、递变中的代表性,在历史传承中对后来者有巨大引导力的影响性等,都反映出文本的经典性累积倾向;世界华文文学的存在以民族语言的根提醒着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走出国族意识的局限,使其学术期待、努力更好回归文学自身。     

创作:跨越政治、历史的“分水岭”——对1949年前后中国文学转型的一种考察

创作是文学的本源,其本质存在于作家创造性的心灵世界与现实环境抗衡的历程中。社会转型时期的创作在环境的制约和作家的努力下,能在多大限度上,朝着什么方向展开,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文学格局,也构成文学转型的最重要内容。正是集中表现为"思"与"信"之争的创作跨越了"1949"这一中国历史、政治的"分水岭",而"遵命"之中仍听从自己艺术内心的声音,"值得保存"的非"左"非"右"的"做人"原则的展开,使政治年代文学在关注人命运中的反省、警戒功能没有完全丧失,由此构成1949年前后中国文学转型的重要基石。     

分割中的流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总体性——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汉语文学的再审视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汉语文学是"人民的文学"新时代的开启和五四"人的文学"传统的延续。两者"共存"于文学分割中的流动,成就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的基本版图,形成多元复杂情境决定的文学格局,也使得这一时期不同空间的文学产生密切的内在联系。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学流动提供了最丰富的旅外和在地形式,并在日后半个多世纪中华民族文学中得以充分展开,显示了"旅外"源头和"在地"资源的丰厚,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华民族文学的流动性叙述,即在不同时空汉语文学的内在联系中把握文学的存在。这一文学史观让人把握到由"1949"而断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丰富的差异性中呈现出的历史总体性。     

香港文学对于"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在1980年代后中国内地"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格局中,香港文学的历史存在潜在而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较具包容性的社会空问接纳的左右翼文学格局挑战了以1949年为界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1970 年代后的香港文学与香港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相呼应,以其在全球性背景下开始的多元化进程和雅俗课题上的突破揭示出20世纪后30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这些都根本性地拓展了中国内地学术界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思路,使之得以摆脱"中原心态"、"启蒙思路"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遮蔽,建立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文学互为参照的格局.     

战后香港小说:超越政治化和商品化的本地化进程

抗战胜利后至1950年代的香港小说展开的本地化进程,在跨越1949的背景下有其重要价值和意义,其超乎商品化与政治化的文学理想及其实践,不仅保存、发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种传统,而且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诸多重要课题的经验。本土作家为香港城立传,关注香港里街小巷普通民众的生活,以沉积于小街里巷的香港乡土经验作为香港小说的本土化进程坚实的立足点,不仅超越当时香港政治化状态,而且使香港文学走出海派文化的影响,而开始追求自己的独立品格。南来作家在文艺范式之执守中延续了现代文学的多种传统,并在香港开放的都市环境中使现代主义文学等传统得到拓展,1930年代从上海出发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由此获得了成熟的形态。文艺小说和通俗小说互为压力,促使对方提高,以其跨地域性的本地特色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学传统。     

论香港文学的发展及其特性

香港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近代香港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现代香港新文学和中国内地的文学连成一片,并不具有鲜明的本上特色;1949年以后的当代香港文学则逐渐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在纷繁驳杂的发展中形成本身的个性与特色。它既有别于大陆的文学,又有别于台湾的文学,也有别于海外华文文学。它所起到的汇集、融合、沟通、桥梁的作用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大河中的一条支脉,它的本土性与海外华文文学的“本土性”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左右翼政治对峙中的战后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香港,在国共战争日趋白炽化的中国内地之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具包容性的空间。一方面,在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背景下形成了香港文坛左右翼的对峙,但这种对峙的特定表现为,左右翼阵容不仅在文化、文学层面上都有较大的回旋空间,而且在香港扮演"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的角色"、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上皆有正面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香港文坛未介入体制上的意识形态操作,左右翼一时的强大并未影响香港体制的改变,所以,战后香港文学接纳了被内地左翼文学排挤的其他新文学传统。此期的香港,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化"殊途同归",现代派文学则扮演了政治突围的角色,独立的"香港意识"得以发展,香港文学"主体性"得以建成,由此逐步产生出新的香港文学范式。     

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

鸦片战争以后,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萌生,甲午战后,更是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的狂飙巨澜,由此造成了文学观念、文学传统、文学体制、文学语言、文学传播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开始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巨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