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研究中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视角及其阐释

在艺术史的研究态度上,潘诺夫斯基所秉承的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态度.他将关于图像意义研究的核心阐释分为三个意义层次,实际上表示的是同一对象(即整个艺术品)的几个侧面.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几种处理方法要彼此融合为一种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过程.从学术发展的逻辑进程来看,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理论的出现并非无所依托,它依然建立在对前辈学者思想的批判、吸纳和继承基础上.同时,由于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理论中所赋予艺术史家寻求图像内在意义的责任,也引发了后来者对其理论的质疑.     

图像表征理论中的认知设定及其批判

针对图像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图像学还是传统艺术史理论,都是在表征认识论框架内回应这一问题,前者认为图像与现实之间存在的相似关系可以通过经验、移情等方式感知到;后者认为图像与现实之间存在的相似关系可以通过视觉感知把握到.这两种路径都有着心理自然主义的危险,图像学混淆了图像主题与作为心理识别对象的图像内容之间的界限,传统艺术史理论将图像体验完全看作是心理意义上的视觉认知行为.两种路径无法有效回应某些图像体验如恐怖、共鸣等.要理解他们的图像体验已经超越了心理表征概念的有效范围,这一关系的实质是观看者想象、移情和乃至其生存状态等维度的呈现.     

试论文本与图像之间的徽学研究走向

在重文本、轻图像和重道轻器的双重挤压之下,徽州图像在徽学研究版图中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徽州图像的民间艺术色彩将徽学研究的重心下移至庶民百姓的寻常生活,这恰与来自徽州民间的文本形成照应,以形成文本与图像之间的徽学研究新走向。这种走向意在发现古徽州先民所栖居的图像空间中,儒学礼教观念和宗法意识如何为制像所编码,进而影响徽州社会群体的精神世界和行为结构。     

汉代太一信仰的图像考古

目前所见与汉代太一图像直接相关的材料中出现最高天帝神像的只有马王堆帛画和麒麟岗画像石三例,郝滩壁画墓中以帷帐代替,杨桥畔壁画墓中以华盖表现,三段式神仙镜上亦以华盖隐喻,这可能与墓葬等级有关。虽然汉武帝时才正式确认太一为最高天帝,但这种观念恰恰来自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楚地信仰的影响。在传统楚地信仰中,太一与东皇伏羲有密切关系,所以马王堆帛画上还保留类似伏羲的人首蛇身形象。到东汉早中期的麒麟岗天象画像中,太一已完全以帝王形象出现。目前所见的太一图像,都出现在以昆仑、天门和西王母为中心的升仙信仰的环境中,表明太一图像和信仰与昆仑升仙信仰有密切关系,而且本身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图像文本阐释属性及其过程辨析

图像文本在视觉文化时代里处于优势解读地位。有必要在对图像文本的定义及其阐释属性加以论述的基础上,将德国潘诺夫斯基提出的图像阐释三步骤借用到更具广泛意义的图像文本分析中,提出图像文本的阐释是一个具有开放性、互动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过程,它折射出阐释过程普遍受到文化规约,受众需掌握丰富的相关知识才能把握图像文本的真实意蕴。     

新中国十七年图像文化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随着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图像文化史作为新兴的研究方法进入中国,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图像文化生产与传播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同时,西方图像学研究为各类文学、美术、电影等作品的解读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支持,研究者把图像学理论与文本分析有机结合,展开了艺术学与文化研究的批评实践。"十七年"时期的图像文化具有独特的历史与美学价值,目前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有进行学术史回顾与反思的必要。通过对现有的"十七年"时期图像文化研究成果的整合分析,可以展现中国图像文化研究的最新进展以及西方图像学方法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     

沂蒙精神的图像叙事

经典美术作品是国家、民族的心灵图像。沂蒙精神的图像叙事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紧密联系在一起。沂蒙红色基因与革命实践精神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国当代优秀地域文化的代表,民族大爱成为美术创作取之不竭的表现题材。通过梳理沂蒙地区的美术活动和沂蒙题材的美术作品,分析沂蒙精神在生成、发展、传播中的叙事转变和审美表现,呈现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文关怀与时代精神。对“沂蒙精神”进行深入的图像学研究,充分发挥图像叙事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坚定文化自信方面的作用,是当前与未来美术发展的方向。     

形象·文本·意识形态——图像学研究中的三个关键词

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图像学研究日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在图像学研究中,必须梳理三个关键词,即形象、文本和意识形态.形象是包括图像、精神、词语在内的一个家族谱系,分为外在的物理图像和内在的精神图像.文本不是孤立地存在着,而是和图像交织在一起,历史的文本与图像总是相伴而行.在图像的背后,亦隐藏着意识形态的因素,并不是单纯地再现.只有搞清了形象、文本、意识形态三个概念,才能进行所谓的图像学研究.     

艺术史研究的立场与方法探索——艺术史交叉研究带来的新思考

近30年来,艺术史研究方法与角度日趋多元,使之朝着更为接近人文学科的方向发展。在扩大自身研究范畴与领域的过程与探索中,几个关键性的方法论立场是决定艺术史保持学科个性和边界的重要方面。艺术史研究应把着力点放在"艺术本体",而非纯历史分析。艺术史是主观审美判断与客观实证研究相结合人文学科。以艺术本体为重心的艺术史研究,在方法论上应审视"图像"的意义,使艺术史视野下的图像研究为其他人文学科提供文化研究的话语参考,而并非使"图像"成为其他人文学科涉入艺术史学科的保护伞。     

从“图像证史”到“图像即史”——谈中国神话的图像学研究

长期以来,在神话研究领域,大家秉承的乃是"图像证史"的观念与方法。然而,图像绝不仅仅是旁证,它本身就是神话的一部分,或者是神话时代最直接的史料。图像乃是可以和文献并行甚至高于文献的一个神话系统,在这个系统内,运用着不同于文字的视觉语汇和形象思维方式,有着自己的主题内容、表现手段、象征方法和叙事原则。因此,仅仅是"图像证史"还远远不够,必须建立起"图像即史"的观念,将图像视为神话最重要的载体。如果一直将图像作为文献的附庸,神话学研究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儒家乐象观:乐象是道德的影像

从名的规范性考察艺术,人们难以确定艺术成为艺术的真理,因为命名法则确立的是一种利害实体,而艺术的经典定义却是超功利的先验原理。从象的角度考察艺术,艺术对象作为静观中的形式使得审美超脱利害的缱绊而使艺术成就艺术本原的规定。正是一种形式与一种自然情感相关联,作为艺术的象被确定,并在与名的自觉分化中自觉到一种既不归属于自身又终究不能不为之付出一份眷顾的那个意味。     

差异与图象

一般与个别或同一与差异的关系问题,是最古老、最困难、现在仍然争论的哲学难题.这个问题是"不可解决"而且要"永远争论"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真正的哲学问题.应当说,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也是重复与差异、图象与概念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开发回答这一古老哲学问题的新途径.这条新途径的要害,就是引入时间这个新维度.     

图像资料与藏学研究

本文就藏学研究领域图像资料的大体分类、研究现状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同时就充分利用和发挥图像资料在藏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建议。     

关于影像之真

在数字化技术高速发展条件下,我们同时生活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中。因此,关于影像真实的判断同样是建立在这两个世界的基础之上的,而虚拟世界是以影像为原初的呈现方式的,所以,更应重视虚拟世界对我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影响。     

澳门"赌城"形象分析与旅游形象塑造

本文对澳门"赌城"的旅游形象进行了SWOT分析,并通过市场调查分析,研究了旅游形象受众对澳门旅游形象的感知与认同,提出了目前澳门旅游形象的塑造应遵循从目前目标市场认可的博彩娱乐形象--目标市场可接受的休闲娱乐形象--最终的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休闲度假的3个层次2个步骤的塑造过程.     

试论国际移民与国家形象的关联性——以中国在俄罗斯的国家形象为例的研究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形象在一国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国都非常重视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除国际传播和对外宣传之外,参与并且在一国的国家形象构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还应当包括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国际移民.他们既是国家形象的载体,又是国家形象的传播途径和建构手段之一.无论是从影响的力度、渠道还是轨迹来看,国际移民对国家形象的影响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性.     

媒体与政府形象的关系研究

媒体与政府形象的关系是现代社会公共领域中的重要内容 ,媒体作为重要的公共领域在塑造政府形象方面 ,具有其他载体不可替代的作用 ,它对促进社会政治文明建设 ,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公民社会中的公众舆论与媒介舆论的异同 ,从政府与媒体的互动入手 ,就如何塑造政府形象提出一系列建设性意见     

论哲学的现代形象

在全球化、市场化及其裹携的多元异构文化的冲击下,尤其在后现代哲学拒斥形而上学、解构本质主义及其话语霸权的影响下,以致哲学已处在夹缝中,其昔日作为"崇高智慧"的形象也早已晦暗不明.这使得哲学人不得不将哲学的触角伸向社会生活和人文学科的各个层面,而哲学理念及其方法的普遍播撒和广泛应用,不仅为拭亮哲学的形象找寻到了许多颇具意义的价值勾链,而且在对其培根固本的同时,也开拓了新的自我生成之域.     

柏拉图之后的文本与图像

后现代主义对柏拉图的批判,所依据的不过是对柏拉图对话中的片面理解而已。实际上,后现代主义所作的批判,更适用于柏拉图被人们所说成的那样,即柏拉图主义以及新柏拉图主义,而不是柏拉图著作本身。当今世界,图像不只是无处不在——存在于任何表面之上或任何媒介之中,而且占据了一个先于“事物本身”的位置,甚至可以用“图像先行”来定义。也就是说,图像不仅仅在时间上,而且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均先于实在。面对这种日益把自己看成既是图像的生产者又是图像的产物的文化,我们的美学理论应当作出批判性的回应。首先,图像世界实际上是被生产出来的(并且,在某些方面是一种自我生产);其次,被生产出来的主要是图像世界,而非社会的或“物质”的现实。在柏拉图那里,只要图像真正地指涉永恒的理式,就能得到认可。但是,在我们置身其间的文化里,图像王国却宣称自己构成了整体本身。它暗示自身无所不包,似有大举取代社会、物质、自然等领域并使之附属于自己之意。然而,把图像世界描述成一个貌似整体的生产范式之外延,反而让我们找到了几个图像批评所需的突破口。突破的关键不在于对真理的要求,而是我们发现任何代表整体的企图都是以必要的排他性(尽管它必须隐蔽)为前提的。     

图像技术与美学观念

技术进步对文化的影响相当深刻。从手工模仿,到照相复制,再到数字图像技术,图像技术的进步导致了三种不同的视觉文化形态,相应地构成了模仿文化、复制文化和虚拟文化。技术的发展导致图像符号与现实关系经历了深刻变化,进而导致了美学观念的演变。模仿论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美学观,它肯定实在世界的中心地位和艺术家的艺术表现以及艺术符号可以真实地再现实在世界。机械复制削平了传统美学观中的一切等级和依赖关系,将模仿物与被模仿物置于同一的无差别地位,所以现代主义以一种全然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形态出现。虚拟技术消解了虚拟与真实的界限,虚拟文化将艺术家的写实能力彻底去魅了,极大地提升了想象力,使之超越了传统模仿原则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