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客“烧烤”耐力

在西方，考核一个政客的第一道试题是——忍耐。 光是漫长而激烈的竞选过程就够难熬的，其间还会碰上无数意料不到的打击，没有足够的忍耐力是坚持不下来的。即便成功地爬到了国家政要的位置上又怎样呢？     

德国政客的工资对账单

<正>在德国,令一批又一批政治家黯然落马、结束政治生涯的不是滥用职权、收受贿赂、权色交易等耸人听闻的巨大丑闻,而是一张薄薄的工资对账单。用德国政治家的话来说:"民众们不会管你干得好与不好,却会因为一把记错了账的花束而恨不得把你吊死!"     

我与军阀、政客的微妙关系

我从1925年到1931年在天津日本租界生活。 在一天夜间．在我岳父荣源和张作霖的亲信——阎泽溥的介绍下，我曾到天津“曹家花园”去见张作霖。张当即走出房门来迎接我。当他走近我的时候．没成想他居然跪在地上向我大磕其头。进人屋内以后，曾和他谈了半天话。他不但对我当时的生活很表示关心的样子．并且还对于冯玉祥的令我出宫、     

解构“权力”：福柯与马克思主义主义权力观比较分析

本文指出，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中，福柯不仅有着显著的声誉，而且他与马克思主义还有着为人所知的十分密切的关系。福柯一生的理论旨趣可以概括在知识，权力，主体这三个重要主题中，其中权力又是最核心的概念。福柯以独特的视角提出了微观权力观，解构传统的宏观权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9学说和政治学说提出了挑战。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福柯与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进行比较分析。     

“权力”与“权利”

“权力”与“权利”虽为一字之差,但含义却大不相同。权力意为强制力,权利意为资格。就公权力而言,权力不是人人拥有,但只要权利不被法律剥夺,权利人人享有。     

温州行业协会与“温州模式”——社会权力分化与重组视角的剖析

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权力必须在区域内不同主体间合理分配并形成不同主体间良性的制衡,才能实现区域内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持续繁荣。市民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权力主体之一,行业协会作为重要的市民社会纽织,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政治

中国挑战西方核心价值观 北京抛弃“韬光养晦”，这有两种解释。在国内，中国政府渴望向民众展示国家的国际声望和影响力：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在事关国际地位的问题上别无选择。与30年前不同，当今中国足迹和利益遍布全球，必须捍卫，中国经济影响力在全球的扩张导致与西方争执和冲突不可避免。     

人物

黎巴嫩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传奇人物，拥有几十亿美元身价，号称黎巴嫩的头号号“红顶商人”。哈里里分别在1992年10月、1995年5月、1996年10月、2000年10月和2003年4月五次出任政府总理。2005年2月14日，在贝鲁特遇刺身亡。在内有教派和政党林立，外有强领虎视和监控的黎巴嫩，     

平民的自由和政客的痛脚

正越发宽容的社会制度和良好保障让西方人开始选择更为自由的生活方式。在《21世纪资本论》中,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是人类财富悬殊最小的年份,而德国人也认为,一战期间是科学技术发展最迅猛的年份。同样,战争也在左右两性关系的发展。战争在杀死纯真、带来创伤的同时,也让人们选择及时行乐。最具代表性的是"垮掉的一代",他们经历了战争、暴富、麦卡     

试论公共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区别

公共权力与政治权力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与出发点,学术界对此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许多书刊文献中把公共权力与政治权力等同起来,认为公共权力就是政治权力;公共权力不同于政治权力,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不同。本文通过探讨公共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区别,以期做出一些解释和引起公众的思考。     

文化与个性

文化的N个样式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叉》一书中曾说,中西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一开始价值取向就不一样,怎么走也走不到一块。他认为,中国社会形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形态,在秦始皇以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长期处于一种“盘旋往复”的状态。这种社会形态用西方历史的概念,根本无法解释。而西方文化里有一个核心概念,一般叫“人文主义”、“人本主义”。这种“唯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特有的。在人类中心主义意义上,西方人豪迈地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中国人说“天人合一”,讲社会协调的“人和”。西方人讲“天赋人权”,主张从个人出发,申张个人的价值和权利。     

权力介入让整个经济变成寻租场

以本世纪初的“北京共识”为开端、逐步发展成型的“中国模式”论，提出了一个无论对于总结过去还是规划未来都极其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讨论。     

“圈层化”下年轻干部“江湖气”的特征与治理

“圈层化”加剧了部分年轻干部的“江湖气”,导致其局限于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发展,一定程度上危害了社会稳定和国家的持续发展。“圈层化”下的年轻干部“江湖气”具有草根性、私利性、腐蚀性、迷惑性的特征。在“江湖气”作用下,年轻干部会迷失“三观”,丧失党性;影响周围干部,带坏干部群体;恶化干群关系,损害政治权威;影响社会公平,危害社会风气。治理年轻干部“江湖气”,需要加强党性修养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引导市场经济发展,消除封建土壤;充分发挥群众力量,构建监管防线;强化多元互通渠道,营造良好氛围。     

权力“灯下黑”的治理难点与突破策略

权力"灯下黑"难以治理,是因为谁来实质性地监督领导者是现实局限,如何保持监督者的独立性是执行难点,确保权力周围的人"干净"是管理障碍,难以有效动用群众力量是制度缺陷,公序良俗与法律规章的交织构成了不当行为认定的挑战。在安全性盲区、自信心爆棚、一贯性思维和隐蔽性操作的综合影响下,最终引致权力阶层中的核心力量"管人不管己"。要破解如此现象,就应"多维照射"减少暗区,"净化圈子"防患未然,"改变惯例"弱化惯性,"边界清晰"以保障个人意见与大众话语有机统一。     

政治权力转移与公司投资:中国的逻辑

官员更替代表政治权力的转移,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本文尝试按法定政治权力和事实政治权力分开讨论其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基于2000～200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以及与此匹配的省委书记更替数据,本文实证发现我国官员更替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因产权存在边界,主要表现为地方国企投资量和过度投资的降低,并且投资的调整提升了公司价值;这种影响仅存在于更替年份,异地调入的官员更替影响更大。这些表明中国的地方官员更替更适合从事实政治权力逻辑解释,并且本文按照普选制国家标准也未找到法定政治权力转移影响公司投资的证据。进一步,本文还发现官员的事实政治权力对投资的影响受到市场和经理人激励的制约;其影响程度也因更替频率而异。本文的结论丰富了世界范围内政治影响公司投资的研究,也对我国优化政企关系和国企改革提供参考。     

南京“经济西进”与合肥发展困局

从国内各省的情况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省外城市对本省的“经济入侵”是无法避免的事情，此举固然会侵蚀省会城市的“供养区”，有损于省会的中心城市地位，但对全省经济总量的提升未必是一件坏事，因此不必过于强调省会城市对全省经济的主导地位，只要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全省大局有利、暂时由谁来辐射和带动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