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现代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社会控制方式之一,对于巩固统治秩序和促进社会和谐不可或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下,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对现代多元解决纠纷机制的型构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我国知识产权纠纷ADR机制的构建

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是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总称,已广泛应用于国外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中。我国的ADR正处于探索阶段,缺乏严格法律意义上的ADR。随着我国知识产权纠纷的增多,以诉讼为主要方式的传统知识产权的纠纷解决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我国应引入ADR机制,并在审视国外ADR的基础上,根据知识产权纠纷的不同类型配置合适的ADR,为知识产权纠纷的ADR机制探寻本土化之路,以期达到知识产权各利益主体的和谐。     

全息: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现代启示

熟人社会有大量的初级关系,也就会有初级纠纷产生。如果初级纠纷无法得到及时解决,就有可能演变成次级纠纷,继而形成新的紧张和激烈程度更高的次级纠纷。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法治基本只关注"此时此地"的次级纠纷,但有时并未使这些纠纷得到彻底的解决,也随之埋下了将来发生更大纠纷的隐患。然而,反观传统社会在处理纠纷时所遵循的还原纠纷"全息"的过程,在修补初级关系的同时,尽可能防止发生新的次级纠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认为,传统社会的纠纷解决方式无疑对现代社会有一个很好的启示作用。     

中国古代的"无讼"理念与现代"和谐"社会

中国古代的"无讼"理念蕴含了我国古代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价值追求,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根源,通过统治者制造"无讼"的舆论、司法官员处理纠纷、封建政权的支持、古代文学作品的传播等途径得以产生.我们必须对"无讼"理念进行批判的继承,剔除其中的糟粕,吸收其合理的内核,为现代"和谐"社会的建立提供有益的借鉴.     

回族清真寺纠纷解决的思考

清真寺是回族社会的核心和标志。在回族清真寺的诸多功能当中,纠纷解决功能一直尚未引起人们的充分关注。当前,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背景之下,对于清真寺纠纷解决功能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入了解回族的纠纷解决文化,而且可以充分挖掘回族清真寺对于纠纷解决及社会和谐的重大意义。     

改革法院调解制度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是传统中国人关于人生、社会、自然乃至宇宙的最高理想。在中国传统的法学理念中,“无讼”的主张体现着和谐的思想。然而,历史证实,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妥善地解决纠纷和化解矛盾,平衡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是当前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构建高度民主和法治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即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为达此目的,则必须建立起包括调解在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ADR制度中国化之路径解析

现代社会主体间关系的多元化决定了主体间产生的纠纷的多样性从而导致了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采用国家公断性质的一元化的诉讼方式来解决纠纷已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因此,我们有必要完善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借鉴国外ADR制度,构建我国的ADR纠纷解决机制。     

基层纠纷社会治理的探索——从“枫桥经验”引发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以往的"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因此,在转型社会中如何实现基层社会治理,解决纠纷以及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秩序是必须着重考虑的问题。基于"枫桥经验"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本文结合当前社会现实,以社会治理为视角,借鉴"枫桥经验"的优良传统,分析和探讨了乡土精英参与地方自治的基层治理模式,结果表明,诉讼与调解相融合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及关系和谐与秩序维系应是治理向度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     

当前我国农村民事纠纷的特点及其解决对策

农村民事纠纷具有复杂多样、难以化解的特点。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实现社会和谐,应当更加关注农村纠纷的乡土性特点,重视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方式在今天的合理继承和正确运用。     

在法律与社会之间——革命根据地人民调解制度现代价值解析

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面临两个问题:价值观和利益多元化倾向引起社会纠纷频发;法律和社会脱节现象时有发生。这些无不要求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实现多元化。形成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人民调解制度,由于制度功能不可替代,对解决现代社会纠纷依然不可或缺,在制度价值上反映出其存在的正当性及合理性。     

中国传统社会的诉讼外解纷机制

重新理解中国传统的社会解纷机制,在中国现代法治框架下,发掘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生成符合社会内在机理的法治新模式意义重大。丰富的诉讼外社会解纷机制是中国古代法制的重要特色,这种社会性纠纷解决机制不仅表现为解纷主体多元化,而且表现为解纷机制的多元化。注重多元化的社会解纷机制是中国古代社会普遍的社会生活现象,是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显著特点,也是中国古代法的光辉所在。     

论人民调解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治价值

妥善处理社会纠纷,是转型期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保障。人民调解作为中国特有的诉讼外纠纷解决制度有其独特的功能。随着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正式实施,这一制度更是彰显出了其重要的法治价值。人民调解不仅有助于促进社会民主、增进社会和谐,还有助于构建良好而稳定的社会秩序。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间敏感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危机、全球难题和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当代性所包含的三个层次基本问题,其核心是维持自身对时代的敏感性。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具有内在的时间敏感性,这是其实现干预世界历史旨趣的基础。但是,这种敏感性由主客体(理论／实践)辩证法所维持,并由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造成现代社会理论和政治纲领之间的张力。在全球层次上,马克思主义危机的核心是一种政治承诺的困难:作为一种政治纲领的现代性规划的缺失。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化和激进化趋向所导致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过分张扬而解放政治纲领建设不足所造成的。在中国语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含着社会主义政治承诺和物化的现代性社会结构之间的基本冲突,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需要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和社会批判功能之间进行协调,这种协调本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传统孝道的继承和创新

伦理与道德都是历史范畴。在传统家庭中,家庭代际伦理是家庭伦理的核心,维护这种伦理核心的家庭道德规范便是孝道。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传统孝道建构的"以孝治天下"的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模式有其合理性和历史价值。在当代中国改革发展与社会转型中,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孝道面临有悖"善事父母"的突出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继承和创新传统孝道。     

走向权利和谐的社会制度建设时代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尊重人权和保障权利的社会。权利结构的分化必然引发社会的分化,而权利的和谐必将促进社会的和谐。正义的社会要求社会制度安排保障权利的公正和谐,权利的公正和谐成为社会和谐的实质。在改革进程中,权利结构的分化整合及其制度建构,正在成为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中心议题,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在权利与责任对等基础上实现权利和谐的社会制度建设时代。     

论转型期弱势群体政治参与与社会公正

转型期弱势群体政治参与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弱势群体政治参与权利的贫困,即在政府主导的各种价值分配中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公共政策制定中,弱势群体的愿望和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真实的反映,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弱势群体处于政治参与权利不平等的地位。社会公正的实质是社会主体权利的平等性,而转型期弱势群体在政治参与权利上的不平等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所以解决好弱势群体政治参与问题是促进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     

民生法治、价值冲突与消解机制

民生法治是民生与法治二者互动的产物：法治是民生保障的最优方式,民生保障依赖法治;法治又具有实践的品格。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回应民生的诉求。由于社会主体利益诉求的多元性,民生法治自身价值追求的广泛性,以及价值之间取向的差异性,民生法治建设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若干种价值冲突。民生法治建设,需要在价值冲突的两难选择中寻求解决的路径。通过价值位阶的权衡、成本效益分析以及多元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介入,可以最大限度地消解民生法治中存在的价值冲突。     

何处是归程?--从徐坤小说《厨房》看当代中国女性解放的困境与出路

本文从对当代女作家徐坤的小说<厨房>的解读中,分析当代中国女性解放面临的家庭困境和社会困境,探讨了解决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矛盾冲突的出路,认为女性解放最理想和最终的出路是男女两性共同建构平等和谐的两性世界.     

法院调解制度的型塑与重构

随着司法政策的调整,法院调解重新受到重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调解的纠纷解决功能得到凸现与强化。法院调解的本质属性是合意,其法律基础是当事人享有的处分权。应当构建当事人自主性解纷机制,树立新的调解理念,建立审前调解制度和重建我国的诉讼和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