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萧衍对佛教本土化的几点贡献

梁武帝萧衍是一位奇特的历史人物,居帝王之尊却醉心于佛教,甚至三次舍身入寺。有人说他因崇佛佞佛而亡国,他却毫无遗憾至死坚守戒律。在他的一生中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其在位期间大修佛寺,广塑佛像,为僧人制定戒律,与不信佛者辩论。梁武帝对佛教经典有独到的见解,尤其精通《般若经》《大涅榘经》,并提出独特的“神明佛性论”思想,他对佛教在汉地的进一步传播做出重大贡献。     

梁武帝的骄盈心理与“梁武帝之治”的衰败

梁武帝的才华横溢、少年得志,促使他内心深处潜意识地滋生自负心理。面对太平繁盛的局面,他的自负心理日益加重,晚年形成严重的骄盈心理。这一心理导致他统治后期沉溺佛教、荒废朝政,在进而导致的"侯景之乱"与宗室内讧中,"梁武帝之治"宣告终结。     

梁武帝对"神明观"的阐释及论证特色

论文认为,梁武帝是用“性、用”(不变、随缘)的逻辑论证方式来论证其“神明观”的,这一论证特色是受了玄学、儒学、六家七宗的识含宗、僧肇的即体即用的逻辑思维方式以及晋宋之际的很多佛教学者的影响;论文还对这种论证特色对隋唐诸宗以及范缜神灭论的历史影响进行了分析。     

明清徽州宗族匡正不良风气的举措——以族规家法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由于徽商的成功,加之当地地痞无赖的引诱,一些不良的社会风尚逐渐盛行。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民间赌博活动猖獗、争讼之俗愈演愈烈、资产雄厚的徽商及其子弟生活奢靡等社会问题都不利于徽州社会宗族内部的稳定,因此,为了维持族内秩序的长久稳定和发展,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积极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来匡正治理宗族内部的不良风气,遏制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和发展。     

当代农村宗族组织保障功能之发挥

宗族组织于上世纪80年代在农村地区广泛复苏,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其在传统社会时期为保障族人生活及地区社会稳定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当代宗族组织自身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保障性功能发挥更无从谈起。故以其保障功能为出发点,总结发展问题,探析发挥路径,使其在新时期拥有更多参与感与正面作用,对我国社会保障建设有所裨益。     

封建迷信、封建宗族活动的新特点及治理对策

文章论述了封建迷信及封建宗族活动的新特点。封建迷信活动的新特点是:带有现代的“科学”色彩,带有一定的群体性,同旧的风俗习惯融合在一起,少数党员干部参与其中。封建宗族活动的新特点:操纵民主选举,渗入企业文化,抵触宪法和法律。治理的对策: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大思想政治工作的科技含量;提高干部政治思想水平;促进公民素质提高;加强村民自治和村规民约建设。     

宗族、同姓集团舞台上的女祖先与女神——冯姓与冼夫人信仰关系之考察

宗族、联宗组织及同姓集团均为以父系继嗣关系为基本组织原则的社会群体,男性祖先往往成为追溯共同世系、凝结组织的核心.在岭南冯氏宗族和同姓集团的舞台上,冼夫人作为女祖先和女神成为剧本的主角.本文拟使用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从岭南冯姓发展之历史文化资源、冯姓族谱谱系的构建、冯氏宗祠及祖茔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冼夫人在影响冯娃组织形貌和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此外,还探讨了活动主体对女祖先、女神之态度以及如何努力控制男女祖先之平衡关系.     

白孝文：从宗族的“样板”到投机“革命”的阴谋家——《白鹿原》人物论之四

白孝文是长篇小说<白鹿原>中又一个命运大起大落的人物.这一形象中包含着相当丰富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内容和社会历史内容.白孝文由封建宗族的"样板"演变为投机"革命"的阴谋家的历程,凝聚着许许多多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一政治内涵.这一人物灵魂的异化也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悲剧性的.     

作为士绅化与地方教化之手段的宗族建设——以明代王艮宗族为中心的考察

王艮作为明代中后期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是思想史家在论及泰州学派时不能回避的人物.在前人对心斋的思想和学术活动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将利用现有的安丰王氏宗族材料[1],从明中后期社会和政治的变动、王艮家庭的兴衰[2]、以及王艮后人的思想和实践等角度出发,考察分析王艮及其后人的宗族建设.建设安丰王氏宗族,是王艮及其子孙士绅化努力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他们实现地方教化的方式之一.通过对王艮家族经营的个案研究可进一步厘清明代中期以后宗族、士绅与地方教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宗族发展所受到的制约.     

清初扈尔汉家族浅析

扈尔汉家族是清初著名的军功世家,为清朝的崛起和统一全国做出了贡献。本文利用《鄂谋豁索哩地方佟佳氏佟氏世系谱牒》、《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及清代人物传记资料对扈尔汉家族的发源、迁徙、世系、重要人物及其军事功绩进行梳理和论证,进而展现出扈尔汉家族对清初政治、军事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论梁武帝与梁代的兴亡

梁代的兴亡有其必然的社会原因,并不能完全归结为梁武帝个人的作用,但他的行为也确实对梁代及南朝政权的灭亡起了一定的作用。梁武帝从一个“奸雄”蜕变为昏君,显然有其思想根源,他后来在政治上的一些失策和思想变化,往往和他早年一些行为造成的心病有关。     

论晚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民众控制力的变化

清朝早期徽州宗族运用宗族威信和族规家法对民众的服饰、饮食、宗教信仰和处世态度等各方面进行严密控制,加之其与国家长期的良好互动关系有力地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得到了国家的肯定和支持,使对民众的控制得以长期维持。然而,到晚清时期,由于兵燹的破坏、新思想的传入、外国资本主义的介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徽州宗族对民众的控制力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这种破坏体现在徽州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     

试论明清家训的发展及其教化实践

在中国传统家训发展史上 ,明清两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主要表现为 :封建社会转衰而家训发展呈现空前繁荣 ,并在清代前期达到鼎盛 清代后期 ,虽然传统家训走向衰落 ,但其中又交织着局部的开新、变革。明清家训在其内容和教化方式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这主要表现在贞节观念的强化、社会风俗教化内容增多、女子家训大量增加、强化宗子教育、商贾家训繁荣、重视个人风操和民族气节教育、宗规族训和家法惩戒的加强、性教育的出现等方面。     

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将宣传变法的阵地由国内移到了日本,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梁启超办报以“广开民智”、救国报国为宗旨,提出了“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以及经济上独立等基本原则。他把报刊当作维新派的阵地,鼓动“兴师讨贼”,传播西方新思想,主张报刊应发挥“监督政府”和“响导国民”的作用。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不仅具有一定的反封建进步意义,而且也是新闻报刊史上的宝贵财富。     

论梁代宫体诗的人生镜象与审美范式

从梁代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该时代是一个充满诗性精神和赏美慧眼的时代。宫体诗则是梁代诗歌的典型代表,更是齐梁新变时期宫体新变的标志性产物。对于宫体诗,传统认识往往习惯于在诗歌艺术的形式表现方面对其加以肯定,同时还要指出其因题材限于宫闱之间、闺阁之内而具有题材狭窄、笔力纤弱的不足。但事实上,宫体诗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梁代宫体诗与陈代宫体诗更有本质的不同。     

芝兰玉树山水清音——谢氏宗风与山水诗的传承

中国古代的山水诗正式形成于两晋南朝.谢氏家族中的谢混、谢灵运、谢朓叔侄三代创获的山水诗派,代表了六朝文学的一个高峰.山水诗在谢氏手中的演进与特点,与其家族一以贯之的宗风有着内在的联系.     

太原王氏北方宗支世系居地考

在永嘉之乱南迁浪潮中,太原王氏家族王柔、王泽两大宗支族人大部分迁往建邺。王柔宗支中的王沉后裔王浚却留在了北方,据《华芳墓志》与《王温墓志》记载,王浚有庶子五人,嫡子二人,庶女二人,嫡女三人。其居地,王浚在其父死后与王泽宗支别居,后因王浚封地与任官于幽州,在北方战乱不已的情况下,永康年间举家迁徙于幽州;永兴元年(304),王浚母姑儿孙具聚集于幽州;至建兴二年(314),王浚被石勒所杀,其庶子之子王准率族人迁往乐浪;至北魏时期,在统治者"辟召贤良方略"政策的感召下,王氏后裔又在王评的率领下于北魏兴安二年(453)迁往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后随北魏迁都,徙居洛阳。     

汉代孔子世家特殊继承制

汉代孔子世家有着特殊的继承制度。孔子第八代孙孔谦生有三个儿子:长子鲋,中子腾,小子树。到了汉代,长子孔鲋一支继承殷统,受封为殷绍嘉公;中子孔腾一支继承宗统,奉祀孔子,先后受封为奉祀君和褒成侯。小子孔树一支不在继承序列。孔鲋一支承袭的殷绍嘉公,与周承休公并称为殷周二王后,被尊为"汉宾",无论爵位还是食邑,都明显高于孔腾一支。这种特殊的殷统与宗统的继承制度,与汉代孔氏宗庙祭祀制度有关联。孔腾一支奉祀孔子,承接宗统;孔鲋一支奉祀弗父何,承接殷统。     

萧梁太祖追认与历史书写

南朝梁武帝萧衍在即位之初奉其父萧顺之为太祖,梁代的国史书写对于萧顺之的定位及王朝的开端与之后《梁书》《南史》有所不同,通过历史书写赋予萧顺之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因而构建起与当时语境相应的政治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