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代墓葬艺术中西王母图像发达的原因

本文探析了汉代墓葬艺术中西王母图像发达的原因,认为:西王母的性情特点和居住环境与汉代墓葬理想相吻合;西汉后期以来民间由西王母崇拜而形成的强大社会思潮直接影响到汉代墓葬艺术的表达;墓葬中作为配偶神东王公图像的出现是汉代西王母崇拜盛极而衰的标志,衰落的原因在于西王母神自身存在缺陷。     

西王母神话的现代表达——读罗兰·巴特的《神话学》

同其他上古神话一样,西王母神话一直被封存在古代典籍之中。复活西王母神话,一方面需借助现代传媒,使西王母神话转化为其他体裁样式的神话叙事;另一方面,可以以西王母神话为标签,制造出符合现代人心理需求的文化产品,使西王母神话进入市场。西王母神话的思想内核与当代人们基本的生活追求相契合,仍具有流传的肥沃土壤,这对发掘和弘扬西王母神话这一文化遗留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唐前西王母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西王母由一个形貌怪异的神话人物演变为传说中的人间帝王,并进而成为神仙道教的神,反映了神话人物历史化与宗教化的过程。《山海经》中西王母的怪异形貌反映了上古先民的原始信仰和图腾崇拜。西王母人王的形象以及她频繁的外交活动,则是春秋战国时期弱小的诸侯国在弱肉强食的社会情势下寻求帮助和依靠的反映。两汉魏晋时期西王母形貌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仙人形貌及其生活的不同理解,体现了魏晋时期豪门世族现世享乐的处世观念;另一方面也与道教徒宣传神仙道教思想有关。而作为西王母配偶神的东王公出现在东汉中后期,一方面是汉代盛行的阴阳学说在西王母神话传说中的体现,另一方面则与两汉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     

论西王母信仰“东方起源”并“秋尝仪式”说之不成立——与刘宗迪博士商榷

刘宗迪博士以汉末"传西王母筹"运动发端于关东为据,提出西王母信仰或神话发源于我国东部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其所说《管子》中《轻重己第八十五》中有关"夏至,而麦熟"、"天子祀于太宗"、"出祭王母"的记载也不能作为西王母信仰或神话源于我国东部的根据。仔细推敲,其"西王母信仰源于上古时代的秋尝仪式"、"西王母的原型则是秋尝仪式上祭拜的祖妣之神"的观点也不乏值得商榷的地方。     

人格结构理论视野中的西王母形象变迁分析

西王母神话是我国神话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对西王母形象变化的总结,尝试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来分析西王母形象之变迁,认为西王母的不同形象是整个人类的人格处于不同阶段的产物:半人半兽形象为人类人格处于本我阶段的产物,雍容华贵的女仙形象为人类人格处于自我阶段的产物,而不近人情的女神与民间的佑护神形象则是人类人格处于超我阶段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对西王母形象变化规律进行简单总结,并对人格结构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了反思。     

西王母的来源和迁徒

<正> 一、西王母的起源 西王母乃来自虞幕有虞氏的一个分支,逐渐西迁者,母、幕、莫、暮、嫫均同音通假。因西迁是幕人分布最西者,故称西莫,又作西母、西谟、西嫫,因其立国称王,故又称西王母,犹如商人祖先亥,又称王亥那样,是东夷人的最高贵称呼。而夏人则称后,如后启、后相、后杼、后芬等。在周前称王的西王母,从其名称看,亦属东夷族。而周人直到季历时才称王季,已是商朝末年,周人称王,乃系效自商朝。 最早的史籍记载,当是《竹书纪年》,周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来见,宾于     

国宝“桃核墨”寻根溯源

中央四台国宝档案,向国人展示了世间珍品,署名小华的“西王母赐汉武桃心墨”。 这不起眼的“桃核墨”流传着一个不鲜人知的故事。当年汉武帝听说吃了天上西王母赐的蟠桃就能长生不老,就向长居天宫的西王母求赐仙果。西王母就向人间帝王汉武赏赐了四枚蟠桃。汉武帝品尝了蟠桃,觉得回味无穷,欣叹道：天上仙果,果真是极品。     

西王母形象演变与阴阳五行学说之关联

西王母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位重要神祗,从先秦到汉魏其形象几经演变。阴阳五行学说在早期西王母形象构成及嬗变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道教产生之后,西王母被纳入道教神系成为道教女仙首领。此后,西王母形象嬗变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阴阳五行学说。西王母形象演变与阴阳学说之关联呈现出从密切相关到逐步疏离的总体态势。     

晋唐时期西王母形象的世俗化趋势

晋唐时期西王母的形象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这是从先秦以来价值观念变化的结果。主要表现于西王母的形象一改先秦两汉时期的怪异象形,开始具有更多的人情化因素,甚至于有了自己的感情寄托。这一变化趋势既与晋唐时期女性的自我解放密切相关,也与晋唐时期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极为一致,是古代农耕传统在价值观念上的折射。     

神灵变迁与谱系重构——西王母收女记之瑶姬篇

在破碎与重构中,西王母凭借神职与影响,逐渐从西部高原走向全国,与其他神灵不断接触、整合,具有中国亲缘特色的认女儿成为神灵互动的方式。认女儿是西王母与瑶姬双向互动的结果,既需西王母从朴野的半人半兽到雍穆华贵的女仙首领,在形象、神职、身份、地位、侍从等方面发生改变,也需瑶姬融合女尸、巫山神女而成为国家、文人墨客、民众的共同女神。周、秦的政策激励,西王母势不可挡的影响,瑶姬的深入人心,道教的谱系化,民众的信仰需求等因素,促使西王母认瑶姬为干女儿,这既让西王母名正言顺走进三峡,也使瑶姬进入全国的神灵谱系,从一隅走向全国。     

《离骚》“西皇”非“少皞”而“西王母”考

将《离骚》“诏西皇使涉子”中的“西皇”解释为“帝少皞”是不正确的,这样解释既不符合战国时期学术发展的顺序,也与屈原的思想感情及历史观以及少皞的活动地域相矛盾。“西皇”应是“西王母”,这样作解既与前文在情节结构上相合拍,又符合当时的祭祀风俗和时代背景,同时与诗人深挚的爱国恋乡情感相一致,并为破解“求女”的喻意提供了重要线索。     

西王母及其神话流变的深刻内涵

西王母及其神话在悠久的历史岁月中发生了巨变,其流变过程呈现出独具特色的表征,这种鲜明的个性与中国特有的阴阳哲学、道教具有内在联系,信仰西王母对妇女的教化功能也是密切相关的.     

西域地区的龙崇拜以及对中土文化的影响

本文首先考察了西域乃至印度各地与龙有关的传说 ,指出龙崇拜是流行于中土、西域及印度的一种普遍信仰 ,但三地对龙具有不同的观念。论文分析了西域龙文化在中土的传播 ,认为西域的舞龙杂耍、咒龙祈雨方术以及龙女索夫传说对中土的杂技、方术以及志怪传奇具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龙虎榜”与中唐文体文风改革的演进

“龙虎榜”的录取过程为中唐文体文风改革的一次代群承传提供了最佳机遇,“龙虎榜”是中唐文体文风改革思想承传的一个联接点。陆贽、梁肃等人继承了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人的文体文风改革思想。进一步形成了自己时代的文化精神和文学观念。他们的文化精神和文学观念通过贞元八年（792）的这次科举取士被韩愈等人接受下来并进一步发扬光大,才有了文体文风改革运动的发展高潮。文体文风改革思想的发展从陆贽、梁肃传至韩愈、李观等人已日臻成熟。     

1920年代初中国新诗中的“西方”

1920年前后的中国新诗,在发抒文化新人的个体情感与家国情怀的同时,表现了诗人对西方世界的中国式观察、理解与想象,西方以不同的方式、姿态与面貌出现在许多诗作中,或破败凄凉,或冷漠无情,或友善阳光,或浪漫自由。多数诗中的西方具有本体形象性和展示性;但有些诗中的西方则仅是诗人言咏的引子,到场而无形。纵向而言,那一时期新诗中的西方经历了一个由主观感受型向具体客观型转换,由冷漠、灰暗到友善、斑斓的形象演绎过程。作为异质元素存在,西方不仅彰显了诗人们的现代世界观念,而且为中国诗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殷墟卜辞中的四戈与四巫

甲骨卜辞中的“四戈”即指四方。殷都内的居民依居住方位分为“四单”，而“伍’’是最其层的居民组织。卜辞中的“四巫”指的就是文献中的“四灵”，即“四象”：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     

明清雹灾与雹神崇拜的民俗叙事

雹灾具有瞬时突发、灾害立现的特点,史书把雹灾对应到政治悖谬导致的天气阴阳相激。认为冰雹是天界神人操纵工具播洒而成,雹子是虾蟆、蜥蜴、龙等两栖爬行类动物所吐,两龙相斗也会有冰雹,雹灾传闻体现了清代观察者、传播者的龙崇拜“先结构”存在。人们了解到雹灾是洪水前兆,及时避灾;并用火器驱赶雹灾,进而想象出某种宝贝作为御灾工具,可以抵御、驱逐来袭的雹灾。     

《瀛寰志略》与《海国图志》之比较

在1840年到1861年之间中国人写成的22种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中,影响最大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就两书的比较而言,写作动机的不同决定了内容的不同取舍,而内容的不同取舍又决定了两书的不同特点,即《海国图志》以博见长,《瀛寰志略》以精取胜。但无论是《海国图志》的以博见长,还是《瀛寰志略》的以精取胜,实际上都有它们的合理性,也都实现了自己的写作宗旨和目的。我们很难笼统地在它们之间分出谁优谁劣。作为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历史地理书,《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中对世界大势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它们的介绍具有较为全面,重点突出,新知识、旧观念这样三个特点。除它们所共同具有的这些特点外,在“睁眼看世界”方面,《瀛寰志略》有三点要优胜于《海国图志》：一是对传统的华夷观念的突破;二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三是对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重要地位的认识。如果说《瀛寰志略》之优长在“睁眼看世界”的话,那么,《海国图志》之优长则在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学习西方列强的长处,用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亦即学习西方成了时代的主题或历史潮流,《瀛寰志略》通过对世界大势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使国人对西方有所了解和认识,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产生向西方学习之要求的可能性,但《瀛寰志略》本身并没有包含向西方学习的内容;而《海国图志》提出的“师夷长技”的主张则开启了近代学习西方的新潮流。这一新潮流曾支配晚清社会和思想界达数十年之久。     

论网上仲裁程序法的适用

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的网上仲裁,因为非地域性等特点而在程序法适用仲裁地法时遇到了困境。＂非地方化＂理论虽然绕过了仲裁地确定的障碍,却无法回避司法监督等现实问题。所以,网上仲裁程序法的适用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解决：一是在传统法律体系的框架内,通过找出法律意义上的仲裁地来确定＂仲裁地法＂;二是通过网络空间单独立法的形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网上仲裁程序规则,为网上仲裁程序法的统一提供示范。     

从“Dragon”到“loong”论意识形态对“中国龙”英译实践的操纵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当中国龙最初被英译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前期,西方霸权意识、排华意识浓厚,受此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图腾“龙”被误译成“dragon”;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于是不少国人提出要给“中国龙”正名,要将其改译为汉语拼音“long”或新造词“loong”。显然,不管是“dragon＂’还是“Iong／loong”,都是意识形态这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中国龙”的翻译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