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自来水特许权监管

通过特许权制度管理自来水业,工部局解决了三个问题:吸引私人资本以解决工部局市政建设资金不足;达成对水质、水价的监管,保障用户利益;通过界外供水条款,将界外税收和自来水界外供给捆绑在一起,使自来水经营规模的扩张内化为工部局的财税收益.特许权监管促进了租界自来水事业的稳步发展.在上海华界地方自治兴起后,工部局对自来水业的特许权监管遭遇威胁.面对竞争压力,工部局最终放弃行政垄断带来的税收利益.因规模经济属性导致的自然垄断并不可怕,有效的监管可以避免一定的效率损失,但行政垄断则会损害用户的利益进而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而竞争则是维护效率的最好手段.     

“救己”到“救人”:工部局早期医疗服务与城市公共医疗的起源(1854-1898)

从1870年设立兼职卫生官,到1898年专职卫生官和卫生管理机构的出现,上海工部局的医疗服务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仅关注雇员健康到关注公共医疗的过程,体现出了从"救己"到"救人"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工部局的医疗服务惠及了租界内居民的健康,但其出发点和主观目的仍是"救己"。但无论如何,工部局作为城市自治管理机构,其早期医疗服务已经开始呈现近代城市公共医疗服务的特性。     

试析工部局处理棚户区问题的政策

民国时期,大量人口涌入上海,上海住房建设速度赶不上人口增加速度,出现房荒,城市贫民寄身于棚户区,棚户的数量不断增多。工部局一方面采取措施改善棚户区的卫生环境;一方面强行拆除棚屋。工部局并未解决城市贫民的住房问题,只是将他们赶出租界。     

抗捐与争权:市民权运动与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兴起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上海各马路商界因公共租界工部局增收捐税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市民权运动,目的旨在争取华人参与工部局董事会.在这场运动中,华商以抗捐为手段,以马路为组织范围,广泛发动华商店铺与工部局展开了博弈.截至1920年春季,作为市民权象征的华人董事并未产生.但是,作为市民权运动的副产品,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及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在抗捐风潮中相继产生,推动着市民权运动向更深层次发展.马路商联会的广泛出现,反映了五四运动后上海中小商人争国权、商权与维护人权意识的进一步提高.     

道德与经济的博弈——晚清洋商彩票公司在华的创设与取缔

晚清，随着以广济公司为首的本土商办彩票的创办，洋商也掀起在华兴办彩票公司的高潮。洋商创办的彩票公司以其资金雄厚、得工部局首肯以及开彩公正等，一举冲开晚清中国彩票市场。鉴于彩票泛滥而来的弊窦丛生，上海工部局遂下令取缔洋商彩票，这引发了彩票商的抗争。在取缔与抗争的斗争中，交织着的是道德与经济利益的博弈。     

近代城市发展中的规范与危机：1934年上海人力车纠纷探析

1934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规范人力车行业和改善人力车夫生活状况为出发点的改革，以历时半年的人力车纠纷危机而结束。在此过程中，车商和承放人组成了一个“利益联盟”，打着车夫的幌子，与工部局进行利益博弈，最终将车夫的利益“绑架”。而人力车夫所组成的“共同体”，因意见不一，成为一个“虚假的共同体”，从而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车夫的利益并没有人能真正替他们代言。     

抗战时期上海的“煤荒”研究

1940年,抗日战争导致长江下游交通受阻,煤炭来源不畅,奸商乘势囤积,引发上海英法租界的"煤荒".工部局联合煤炭同业公会出售平价煤,缓解"煤炭恐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接管租界,实行煤炭配给制,煤炭资源日益稀缺.英法租界工部局和日本当局采取各种手段消除"煤荒",但由于战争造成的南北交通阻隔以及社会上投机煤炭的行为,"煤荒"问题至抗战结束始终没有解决.     

“自上而下”:近代上海电力照明产业的兴起与初期发展1882—1893

1880年代初工部局授权英商在沪成立上海电气公司,创办公共租界电力照明系统,催生了近代上海新兴电力工业的诞生.当局出于对城市公共建设方案的理解和纳税人利益的考虑,促使“上电”能够直接、有效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用于公共租界道路建设;激励煤电竞争,并为电力照明技术的引进和初期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和必要的支持,初步奠定了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照明领域电气化的基础;当局面对“上电”实际运营中的技术缺憾,在对电力照明质量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把关的同时,放缓电力照明建设的步伐,采取路灯双轨制保证道路照明质量;在“上电”无力承担电力事业发展初期“投资大,回报小”的压力时,工部局接管,推动电气事业走上公营道路.     

晚清上海租界华洋关系的嬗变——以华人参政问题为视角

晚清上海租界华人参政的早期拟议皆由外侨或列强领事提出,其动机并非出于对中国领土主权或华人政治权利的尊重,而是为了谋求租界自治地位的提高和工部局行政权力的扩大.每当企图失败时,其对华人参政的态度便趋于消极,加之因华洋矛盾而不断加剧的不安全感,使外侨最终普遍漠视和抵拒华人的参政诉求.华人对于自身参政权利的态度则随着权利意识提高、华洋矛盾加剧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而日益积极和主动.由于无权参与租界市政事务,华人商民在渐趋复常的华洋矛盾中缺乏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的体制化渠道,对工部局和列强的不满与日俱增.20世纪初,这种不满情绪与民族主义思想合流,遂有1905年"大闹会审公廨案"后华人参政要求的公开提出和华洋严重冲突的发生.自此,华人参政日益成为影响上海租界市政管理和华洋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推进“海西应先行”的措施研究

建设海峡西岸两个先行区是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的延伸、拓展和深化.我们应始终坚持科学发展的意识,大力推进海峡西岸农村改革发展先行,转变发展方式先行,科技创新先行,深化实施"两个带动"增强先行动能,努力以三大需求协调拉动增添先行势能,完善基础设施强化先行支撑,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先行.     

世界城市理论与上海的世界城市发展进程

世界城市的概念主要由英国社会学家弗里德曼提出.关注都市化进程中通常属于国家范围内的政治、政策之外的力量,是世界城市理论提出的直接背景和这一理论本身着重思考和探索的核心问题.世界城市假说本身主要是一个研究框架,不是一个有关城市的理论或总体的叙述,而仅仅是一个研究的起点.世界城市假说第一个局限性是过于集中在一些相对较大的都市中心,第二个局限性是疏于发展城市理论本身.在都市化进程中,上海的经济和城市硬件走在了国内前列,甚至可与一些世界顶级城市相媲美.上海与西方大都市的最大差距不在GDP、城市空间与人口规模,而主要是落后在城市的文化软实力上,因而无论是在未来的全球城市竞争中,还是在城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上,上海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改变文化上的落后现实.     

近代上海口岸市场对内地市场的辐射和制导

清末民初上海内外贸易一体化市场体系大致成型,形成了覆盖大半个中国的市场网络。由于口岸化市场体系中心城市与广大内地城乡市场存在着巨大的"质量"差异:一方面上海中心市场的辐射刺激了内地城乡的商品化,另一方面也对内地市场产生了深深的制导作用。在国内统一市场缺失的条件下,上海口岸市场体系的运作机制存在着利益"向心力"倾向,中心市场辐射蕴涵着的不平等市场关系不仅没有化解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反而加深和固化了二元结构。近代上海口岸化市场辐射还存在着一定的阶段性和不对称性。     

孙中山与上海关系新论

孙中山相关研究成果多、起点高、难度大。但或许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战斗几乎都发生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南中国地区,学界对上海这个通商大埠之于孙中山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乏人问津。以上海为入口,走进孙中山的世界,从城市史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孙中山,审视这一对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人一城之间的关系模式,实属必要。     

科学技术与人文内涵的融会——从巴黎世博会到上海世博会

巴黎先后举办过7次世博会,注重创新精神、艺术色彩、交流特色、规范特点,提供了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上海世博会设定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规划了世博论坛、文化演艺活动.上海世博会传承发展了世博会的主题,进一步完善了世博会的规范,充分发挥长三角地区省市的作用,将上海世博会办成科学技术与人文内涵融会的盛会.     

论上海犹太遗址及特色建筑的保护和开发

上海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反映了犹太人在近现代上海各个领域的活动情况,是上海城市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分析了上海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所具有的建筑审美价值、人文历史内涵以及促进对外交往的独特功能,在此基础上就保护和开发这些遗址和建筑提出了几点设想和建议。     

宋元之际上海的兴起

上海在宋末由村设镇,元初由镇升县,迅速崛起。上海设镇时间在宋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年)到宝祐四年(1256年)之间,最有可能是1255年。上海主要是在长江三角洲取代了江阴的地位,因而得以兴起,而非前人认为上海取代华亭县内青龙镇的地位。宋末上海市舶分司兼管上海镇,上海市舶分司长官有蔡起莘、陈壁,其中蔡起莘也是上海的武官,由提举上海市舶分司兼任上海监镇,江阴市舶务在1255年裁并。宋末上海长官兼管海防,辖有招安海盗张瑄的船队,职务重要。元初上海的因漕立县,主要体现在豪族聚居与漕粮激增这两方面。漕运豪族是上海县的支配者,与上海县互相依存。宋末和元初上海迅速发展的经济基础都是航运业,宋元之际的上海发展是连贯一体的。     

城市品格与城市伦理——上海城市品格的伦理探讨

城市品格包含城市主体的行为特征和德性状态,其中决定主体品格的质的规定性的要素是主体的道德,是其比较稳定的德性状况,也因此,我们应该研究城市伦理在城市品格形成中的作用,探讨城市品格的伦理基础以及处理城市关系的伦理原则,这不仅对于上海城市品格的坚持,而且对于多地城市精神的倡导和城市品格的塑造都具有意义。城市规划需要有品格的城市来承担,而城市品格的发展需要深厚的精神力量和伦理沉淀来支持,建构具有正义和伦理底蕴的城市生活才是城市开放品格的社会基础和力量来源。     

民国时期上海对私立学校的管理模式

民国时期上海私立学校特别繁盛。城市教育行政对此采取间接管理的模式,尤其注重借助立案管理的基本手段,规范和引导其办学行为,同时给予适当的经费扶持、公平待遇和充分信任,在经济和办学等环节进行必要的干预。对众多私立学校的间接管理模式大大减轻了上海城市公共教育财政负担,也为城市教育行政集中精力办理宏观教育管理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长三角地区制造业转移与集聚分析

通过构建产业静态集聚指数和动态集聚指数,定量分析了长三角地区沪苏浙三省市制造业转移与集聚状况。沪苏浙三省市制造业均是在全国具有明显优势的专业化部门,制造业存量规模均比较大,但是上海市制造业增长速度慢于全国平均水平,正在不断向外部转移,而江苏省和浙江省制造业增长速度大于全国平均水平,正在向本地迅速集聚,尤其是浙江省制造业集聚速度非常快。在长三角内部,沪苏浙三省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制造业地区转移和集聚趋势,总的趋向是制造业从上海市向江苏省和浙江省转移,尤其是转移到浙江的速度和力度更大。     

扬州-上海:晚清小说中都市繁华梦的变迁

扬州和上海都是晚清的重要城市,本文以晚清小说作为文本材料,从城市人物故事、城市生活内容、城市格调三个方面,细致论析从扬州到上海的都市繁华之变迁,即脱离传统性,趋向现代性的过程,并对变迁的文化意义加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