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人工智能与人类法官的互补之道——以当事人公正感为中心的思考

根据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互动公正的相关理论,结合其自身特点,可以认定司法公正感的影响因素包括一致性、中立性、准确性、控制感、尊重感、合理解释等。实证研究发现,在满足当事人公正感方面,人工智能在一致性、中立性方面优于人类,而在准确性、控制感、尊重感、合理解释方面则劣于人类。在司法审判中,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在中立性和一致性方面的优势,纠正人类法官的认知偏差、情感偏向和利益倾向,提升案件定性一致性和定量一致性水平,从而达到提高当事人公正感的目的。同时,人工智能在准确性、控制感、尊重感、合理解释方面的不足,也决定了人类法官的用武之地。     

论“人民司法”的城市实践——以哈尔滨解放区司法建设为例

城市解放区的司法建设是在借鉴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经历了初期的沿用农村根据地的司法经验阶段,依靠群众路线建立了新的司法机构,遴选了新的司法人员,制定了城市便民的司法制度,巩固了新生城市政权。但由于城市背景复杂,政治、经济模式也与以往根据地不同,城市解放区的司法建设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需要,开始了对人民司法理念与实践的大胆探索与突破,使人民司法在体现群众路线、为民、便民特征的同时,注意城市各个阶层的诉求,一切从城市实际情况出发,丰富了人民司法的内涵,处理了大量的民、刑事案件,进一步规范了司法制度。人民司法的城市实践,是新中国司法建设历程的重要环节,为巩固城市政权、保障经济发展、支援前线做出重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对国家司法建设的经验积累。     

司法公开的审查和限制——以法官和媒体在审判公开中的角色为视角

审判公开是司法公开的核心内容,法院、法官与媒体在审判公开中扮演着主要角色,而对审判公开内容的审查和限制又是法院、法官与媒体关系的枢纽。文章选择以司法公开的审查和限制为研究视角,研判法院、法官与媒体在审判公开中的角色及其权利义务关系,剖析我国审判公开原则在实践运行中的问题及其原因,考察域外法上的可鉴规范,立足我国司法制度现实,提出司法公开审查和限制制度构建方案。     

浅析中俄经贸关系的完善——以司法协助为视角

目前,中俄两国正处于加强友好往来的探索阶段,更多人的目光是在关注如何加强两国的贸易往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个经济主体都被抛进市场大海中,能够给人以指导、帮助和保护的,主要不是超经济的行政权力或其它力量而是既定的法律规则。要想求得一个稳定,正常的中俄贸易关系,就必须要创造有序的法制社会,本文以中俄经贸关系为立足点,从加强完善两国司法协助的视角,论证了只有在法治社会的环境下才能促成国际民间贸易的正常往来。     

论检察权行使的司法化——以刑事诉讼为切入点

从国家的有关法律文件来看,检察机关是中国的司法机关,而对于检察机关的性质,学术界、理论界仍然有一些争论.有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不是一个单纯的司法机关,它还具有行政机关的性质;也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既不是司法机关,也不是行政机关,按照宪法的规定它就是一个法律监督机关.     

民国时期司法诚信原则探微——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事审判为例

民国后期的南京国民政府在设计民事审判制度之时,将诚信原则贯彻其中,这是吸纳大陆法系优秀立法成果、继承中国古代有益民族道德传统的产物。无论民事司法的理论体系还是民事审判的制度规范,南京国民政府都将法官诚信审判作为其司法诚信的核心内容。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事审判工作有其不足之处,但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倡导法官诚信的原则是值得肯定的,其不仅对当前司法工作中贯彻诚信原则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而且对当下的审判工作及法官队伍建设也有一定的启迪和参考价值。     

全面提高审判质效的制度供给与现实要求——基于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考量

审判质效的提高是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现实考量。需要全面考虑对法院、法官的要求和对配套条件的要求。法院行政领导在前期对审判质效的把关、合议庭作为审判组织作用的合理发挥以及"陪审法官制"的构建,已成为提高审判质效对法院的重要要求。对于法官而言,审判质效来源于具体的操作流程,除了审判礼仪和司法行为的规范之外,还需要强化职责意识和程序指引,同时辅之以责权利相统一的保障制度。从配套制度和条件的建构上,提高审判质效还需要统筹推进法官员额和政法编制合理配置,加强院校合作与书记员培养,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     

司法政策的治理化与地方实践的“运动化”——以2007—2012年的司法改革为例

当常规的司法资源不足以应对高发的社会矛盾、而维稳又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时,司法政策就会从法治化偏向治理化。而在治理化逻辑的主导下,地方司法实践就很容易出现"运动化"现象。这说明运动式思维以及支持运动发生的社会结构条件还依然存在。如果这种运动思维及支持运动发展的社会结构条件不能得到彻底改变,那么司法政策的治理化和地方实践的"运动化"就有可能还会出现。     

涉诉、涉罪未成年人司法救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以重庆市大渡口区“阳光助苗司法关爱基金”为例

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尤其是司法救助起步较晚,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积累制度建设的经验。重庆市大渡口区针对涉诉、涉罪案件中的困境未成年人开展的司法救助,创新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机制,为他们维持学习和生活需要、走出困境、走向新生搭建了一座"金桥",具有拓展司法职能,实现了未成年人权利的平等保护;创新了社会管理,增进了儿童权益与社会和谐双赢;完善了司法救助,弥补了现有社会救助体系的不足等三方面的价值,增添了一道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司法屏障。     

司法理性的职业性与社会性——以裁判效果为视角

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对立源于司法之职业理性与生活理性的紧张关系,两者的统一即建立在职业理性与生活理性融合的基础上。司法的过程须符合职业理性的要求,法官要排除案外因素干扰,司法论述的逻辑需遵循正当程序规则。同时,法律的经验性和司法的社会性决定司法理性须渗入生活理性,而生活理性要求司法摆脱法律教条主义的拘束,法官对案件可能涉及的常识有足够见识。为调和司法之职业性与社会性的关系,立法需立足社会生活,融入生活哲理;司法亦需完善陪审员制度和建构"法庭之友"制度以接纳生活常识,法官的思维更应在逻辑与经验之间寻求平衡。在此基础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才会得以实现内在的统一。     

论司法公信力的民事诉讼制度保障——以《民诉法》的修改及其解释为中心

基于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考,我国《民诉法》在程序规则供给方面严重不足,且受程序运行者中心主义的影响,其在控制、规范权力行使与解决纠纷、保护权益方面也不尽如人意.本次《民诉法》修改主要针对审判程序进行完善,从诚实信用原则、程序分化、诉讼契约化、权力运行规范化以及保障当事人起诉权利等方面从微观上完善立法,但仍然过于模糊或者有失偏妥,需要通过解释论上的努力予以细化或尽量纠正.此外,尚需制定《强制执行法》,并在《民诉法》未来修改时贯彻程序利用者中心主义,遵循调审分离原则,充分考虑中国现实司法环境及其群众基础,并强化人大司法监督职能.     

司法国情的考量与司法公信力的生成——以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变迁为视角

多年来的民事审判实践证明,脱离基本司法国情而从抽象公平正义角度行使审判权,大多不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有时甚至导致负面评价。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如何理性地对待现实国情下的民众需求,依法妥当地作出裁判,从而提高司法公信力,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略论法治中国进程中的新型传媒与刑事司法——以民意为观测点

新型传媒从根本上改变和颠覆了信息的传播方式,它成为民众自由表达意见、思想的重要平台,可以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进而影响有权机关。但是新型传媒为民意提供的表达平台并非完全自由,新型传媒在此过程中会对于舆论的走向进行引导,对于民意的正确表达可能产生不良影响,正确认识新型传媒与刑事司法的关系,是有效应对新型传媒对刑事司法不良影响的前提。     

实用主义司法理念的价值及限度——以波斯纳为例

波斯纳司法哲学的核心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法理学不仅是他的理论追求,也是他司法实践的目标.波斯纳既分享了实用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也对实用主义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他的实用主义立场具有鲜明的特征:一是强调实用主义注重对问题的解决;二是吸收其他社会科学或者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特别是借鉴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各种法律问题.此外,他还指出,实用主义只是为如何处理和解决法律问题提供指导,而不是提供答案.     

传统中国司法裁判中的情理——以“安崇绪之狱”为例

情理是影响传统中国司法审断的重要因素,也是理解传统中国司法性质及其价值追求的关键,情理案代表“安崇绪之狱”是探讨传统中国司法运行形态和实质的重要素材。安崇绪有讼继母的事实,由此判断应入于“不孝”处以绞刑,但讼继母背后存在着孝养亲母等情理可矜事由。身份要素成为案件证成过程的关键,情理因素则决定了裁判进路从“执法据律”到“以情屈法”的转变。案件揭示了司法官员在面对礼法冲突时处理案件所应遵循的法理,展现了情理在传统司法中适用的可行性,反映了传统中国司法的特质及其多重面向。传统中国司法审断既非“卡迪司法”,亦非“依法裁判”,它具有独特的审断模式与价值追求。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与中国人民监督员制度之比较——以完善中国人民监督员制度为视角

文章比较了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和中国人民监督员制度,认为在价值维度上日本是以司法民主作为指导,中国是以司法法治作为依据;在制度架构上,日本走的是大众模式而中国走的是社会精英路线;在制度效果上日本的民主价值强于中国,而中国法治规范功能明显。文章最后认为要将人民监督员建构成一种常态法律制度,应当适当吸收民主因素,增加民主内涵,兼顾民主和法治价值是其发展方向。     

简论中国司法改革的规律——以民事审判结构理论为视角

一、十字路口的中国司法改革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已经到了十分重要的阶段.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总体而言是成功的,而更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显然已经是一种共识,但20年的司法改革及其背后的法治现代化的模式却仍然处在激烈的争论之中.     

司法执法边界新论——以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领域为视角

对中国司法和执法的关系特别是其边界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理论层面坐而论道,并且往往以某一领域为视角进行规范分析。文章在司法经验的基础上,从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两个不同领域,以整体性治理的视角,结合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试点及司法改革的动态,对司法执法边界的现实图景进行了描述,就现实权力运行模式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在作为司法之组成部分的审判、检察机关与执法机关边界的二元化框架,应符合宪法秩序的要求,进一步激活法律、党内法规中的存量资源,建立与区域性治理相适应的跨区域司法机构,规范司法影响公共政策的路径等一系列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