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中的生育文化心理探因

汉画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每一幅画像都蕴涵着汉代民众的文化心理.研究兔、蟾蜍、九尾狐、王母娘娘画像,不难窥探出汉代民众祈求生殖旺盛的交感心理、崇尾求子的阴阳和谐心理、神灵赐药的庇佑生子心理,这些文化心理的形成,是受汉代重视子嗣、希望人口增殖等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     

汉画盘鼓舞解析

在汉画像砖石以及汉代的器物壁上,都有关于盘鼓舞的画像。盘鼓舞画像多与杂技、音乐演奏等活动形成组合。七盘舞是盘鼓舞的主要形式,在舞蹈器具方面,有踏盘、盘鼓兼用和踏鼓三种主要方式。舞蹈人员的装束方面,女舞者的服饰以罗衣、束腰、长袖、高髻为主要特征。舞蹈风格飘逸迅捷,姿态多变,动作随节拍而缓急有致。舞者既有边舞边唱的情况,也有模仿生活场景的互动表演。     

关于建立汉画学的思考

汉画研究悠久的历史传统,形成了汉画学的学科基础。汉画学研究具有中国本土艺术的鲜明形象特质,具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研究的双重性,其主要组成部分——汉代墓葬遗存研究形成各学科研究的聚焦点。汉画学学科的建立,对汉画艺术与图像意义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汉画的叙述:结构、轨迹与层次——叙事学视阈下的汉画解读

在汉画中,不论是横向多格构图形式,还是纵向多层构图形式,抑或是多种艺术要素组合的构图形式,其构图艺术上的排列与组合,构图意义上的展现与表达,都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而且这种“关联”又在艺术的表现和意义的表达等方面存在着可供总结的规律性特点。当我们尝试将这种“关联”视为一种叙事学意义上的“叙述”的时候,这种“规律性特点”也便具有了构图艺术上的典型意义。于是,我们至少获得了关于汉画的三种叙述形式:叙述结构、叙述轨迹与叙述层次。     

汉画写意精神及其美学影响

本文以汉画的象征性造型特征、写意性的笔墨之法及书画合璧的特征等艺术表现与审美思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分析汉画写意精神对中国画的影响为切入点,阐明汉画在中国美术史中的奠基作用及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从而为将汉画研究落实到具体的艺术特征上垫石铺路。     

汉画“周公辅成王”与汉代政治

以"周公辅成王"为题材的汉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山东等地。周公辅成王的史实涉及幼主、权臣、宗室三个方面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周公就已被视为圣人。西汉时期,霍光和王莽都曾在政治上效法周公。霍光是比附周公的正面典型,而王莽则是假托周公的反面例子。到了东汉,官方更突出周公"圣师"的地位,并与兴学重教结合起来。"周公辅成王"汉画在东汉的出现与两汉的政治分不开,也同鲁地信仰周公的传统相关。     

出土汉画所见汉代民众心中的孔子

在新出土的汉画中,记载了一些汉代普通民众看待孔子的资料。这些资料为我们开拓研究视野,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汉代民间的孔子观、把孔子研究引向全面与完善,给予了实物方面的帮助。民间一些人认为,道师孔徒,老尊孔卑,儒学赶不上道学;还有一些人认为,孔子是一个拜见过太上老君、已得道受书、无需受鬼官考谪就能升仙的圣贤,其学说虽然固守“方内”,但对“方外”之学,却持理解与接受态度。汉画中存在的这些轻孔重老因素,否定侮蔑孔子的色彩极强,证明被广为传颂的独尊儒术政策,在一些民众的意识深处,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回应。孔子题材汉画的出土,为当下的孔子研究增添了一道活水。在帮助我们实现用新资料去重新厘定先前那些困惑不已的问题时,又为丰富上层社会所塑造的那个严肃勤勉、精进不已的孔子形象提供了珍贵而可靠的依据。     

从出土汉画看当前儒家人生境界研究的缺失

出土汉画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在儒术独尊的历史背景下记录了很多表现儒家人生理想的资料。这些资料是我们了解儒家在历史时期的影响以及影响过程的重要途径,它对于厘定儒家人生的最高境界,纠正儒家人生的最高追求是道德、审美境界的西方言说方式和弥补当前学界在该问题研究中存在的缺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这些出土文献比较稚拙粗朴,但由于它真实地保留了当时"乐以行仁"和"美善相乐"的特定存在状态和儒家的基本精神,具有很多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异之处,所以,在中国美学的研究视野中,绝不可以轻易舍弃。     

出土汉画中所见早期儒家的气学思想及其生态价值

美轮美奂的汉画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其所蕴涵的早期儒家气学思想与万物一体的生态信息较之传世文献更为丰富、细致、真实、直观。从汉画来看,儒家自然哲学通过感通阴阳二气的方式实现自然实体与人之间物质及精神的相互交换和相互影响,是现代西方哲学所未曾涉及的问题。气的循环流通使世界万物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在儒家这一独具特色的气场里,万事万物都会变得气韵生动。与自然的内在性关系不仅决定了人能够对阴阳二气实施干预,进而改变规律,而且还在情感上跟自然产生因应,帮助和促进气的流通,道德地对待自然。面对日益变化的生态环境,汉画中相关儒家自然哲学的气范畴可以在当今西方万物实体是孤立的这一机械原子论世界观之外为人们道德地对待自然引来一道活水,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理应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     

“鹿”意象的传统文化内涵阐释

鹿在中华文化中历史悠久。鹿是婚姻和繁殖、仁爱和美德、仕途和权力、健康长寿和恬淡志趣的象征。鹿在世界文化中,也大多具有美好的寓意,可以对照阐释。     

花东田猎卜辞的初步整理与研究

由于旧有非王卜辞中田猎材料有限,故以往的田猎研究多据王卜辞,而新出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属非王卜辞,其中刻有田猎卜辞者在43版,为我们研究殷商时期王室贵族的狩猎活动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在对花东田猎卜辞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将其与以往的王卜辞和非王卜辞相关情况进行比较,对其中涉及到的田猎日、田猎地、田猎用词、猎获物、狩猎参加者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使得我们对商朝贵族的狩猎活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同时对探讨花东卜辞主人“予”的身份地位,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线索。     

甲骨文否定词研究

甲骨文中的否定词比较丰富,它们的用法也不完全相同。研究这些否定词的用法,不仅丰富汉语史的内容,而且也看到,秦汉时期汉语中某些否定词的用法,早在3000年前的殷商时代就已形成,说明汉语的历史的确是悠久而又丰富的。     

西周金文与“修辞立其诚”的原始意义

西周铭文是现存较早的单独成篇的文本,《易传·文言》中“修辞立其诚”之观念虽是后起之说,但其所强调的“诚”应与早期铭文之类写作活动相关,可能就是对这类文本写作经验的总结。西周铭文是祭祀者与神对话的记录,以诚心获取神之佑助是铭文写作的动机,向神展示诚心是其核心的内容,诚也是铭文行文的基本要求与行文风格,故借助西周铭文,可以为这一文论观念作更具体的文化溯源。     

商代金文字频分级的初步研究

以2009年底已公开发表的商代金文材料为限,商代金文可归纳出字头1343个,可释单字569字。其中,常用字即出现频率在10次及其以上的单字计203字,次常用字即出现频率在2次及其以上至10次的单字计515字,罕见字即出现频率为1次的单字计625字。＂父＂的出现频率最高,过千次。＂亚＂的出现频率仅次于＂父＂。商代金文高频字中无虚词、动词、数词,全为名词,主要是天干和亲属称谓用字。     

西周青铜器铭文复音词构词法

在中国语法史、词汇史、文字学史的工作上,殷周时期的语言是首先值得注意的对象。因为就今可见的确实可靠的语文资料来说,殷周时期是中国语言文献历史当中我们能够追溯的最早的一个阶段。对于这个时期的语言事实有了明确的认识,才有可能知道此后各个时期语言在发展上的传承关系和新的现象。从西周开始历代复音词都有增加,构词的方法也由单音造词向复音词转变,所以我们通过对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来了解西周汉语复音构词情况。     

汉魏晋南北朝碑刻同形字辨识

同形字是汉字字库中字形相同,音义不同的字。认真辨识文献中的同形字,沟通字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研究同形字的方法,对于识读和整理古籍,编纂汉语文字典词书,以及研究汉字发展史,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辨识了汉魏六朝碑刻中的10个同形字。     

殷墟甲骨刻辞文例二题

~~殷墟甲骨刻辞文例二题@朱彦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殷墟卜辞所见我国最早的传染流疫考

《合集》137正片中记载了武丁时期在郸城、■子、鬼(方)等地区与方国流行的传染性病疫情况,另外《合集》13887与《合集》17446片也有与流行性病疫有关的记载,说明其时商王是很关注流疫沴气的情况。这是我国最早所见的武丁时期有关病毒性传染流疫的记录。此片中"■"之"■"应读为"逢",并从字形、音义和用法对反映流疫的专用字"■(沴)"字作了详细的考证。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字词索引表》勘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一书备受学界称道,一则该书所收甲骨刻辞极其珍贵,二则该书著录体例相当完善。其中《索引表》的编纂,极大地方便了学者利用这批材料。但有些许错讹之处,包括顺序号的脱漏与衍增;因字形误识而造成字头的脱漏与衍增;字头"原形"摹写的失真;撰写体例的不统一等方面,故而有必要对《索引表》加以增删、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