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官办法律教育与法制现代化

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变革所带来的政治观念和文化取向的转变都反映到了敏感的法律教育中,并赋予其新的使命。近代中国官办法律教育的发展史,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法制的演变。     

“贤妻良母主义”: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主流

近代中国主流女子教育观,从清末维新派提出贤妻良母主义以来,虽然随时俱移地被赋予不同的时代意义,但基本上始终围绕着妻职与母职进行阐述。清末的大多数普通女学堂都是把培养贤妻良母作为办学的基本指导思想。时至民国,女子教育宗旨和制度不乏更新之处,但仍以清末以来的贤妻良母主义最有影响。新的贤妻良母主义实际上是试图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希望女性以现代的知识成为文化、道德和能力的结合体,但是对于女性基本角色的定位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转型与法律人才的成长及异化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是在中西法律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这种转型一方面体现了以西方法律教育模式为范本的政策创新和文化借鉴,培养了大批法律人才;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对新式法律教育人才培养认知上的扭曲与错位。     

中国近代法律教育政策和体系及其特征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政策是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撞交融中整合而成的,其大致经历了一个始言技、继而言政、进而言教的过程,具有对外抗争的民族性和牵动多种政治势力的广泛性。就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发展的体系及其效应而言,实现了由晚清以专制政治为内核的一元化法律教育时代过渡到民国以民主政治为内核的多元化法律教育时代。近代中国法律教育政策和体系有其明显的历史和时代的特征,这些特征与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的发展进程互为表里,推动和制约着传统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历史发展。     

近代新疆法律教育及其特点

近代新疆的法律教育虽然相对落后,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和工具主义,法律教育的总体水平较低,然而,它毕竟是新疆法律教育的发端,所创立的新式法律教育机构以及近代法律课程的设置与讲授都有别于传统法律教育而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其中的曲折与艰难则为当今新疆的法律教育提供了历史的借鉴与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办学理念及其反思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经历了由严禁到准允的转变,打破了官办法律教育的专制垄断体制,为这一时期法律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从无到有,大量涌现,很快就遍布全国,并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其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办学主体观念的转变;二是教育体制的完备;三是教学内容及形式的改善.在其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些可以辨识的价值和特点,启示着我们进一步认识法律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     

近代中国的个性主义研究

个性主义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产生的,即使没有帝国主义的文化传播,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会产生中国的个性主义价值观.而随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而产生的个性主义是被统治者的价值观,它具有个体性,精神性和爱国性等本质特征.     

近代外商来华投资工业法律制度评析

鸦片战争后,在诸多因素的交互下,通过对外签订双边条约、多边条约和国内立法的多种形式,近代外商来华投资工业法律制度被逐步构建,主要内容涉及市场准入、投资形式、税负、工业产权、劳工权益等方面,它们为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保驾护航,而中国政府尽可能维护利权、保护稚嫩民族工业的初衷却大打折扣,有利于外商的规定被他们发挥到极致,而约束和限制他们的内容或要求他们履行的义务,往往被忽视或者被破坏至极。不过,近代外商来华投资工业法律制度在客观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不容否定,以农立国的传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变,并推动了近代中国政府日渐制订、修改相关法律。     

略论中国近代警察教育制度及影响

清末早期改良派是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奠基人,他们把国外先进的警察教育制度引进中国。在清朝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教育机构创设、章程制定及教育实施等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终于形成了中国近代警察教育制度,培养了第一批近代职业化的中国早期警务人员。近代中国警察教育制度对现、当代中国警察教育培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西化主义”:现代化的误区

现代化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由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变迁的过程。“西化主义”是指非西方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心理、器物和制度层面都无条件地全盘仿效或移植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思潮。从本世纪６０年代起,“西化主义”概念曾一度被弃置不用。但在最近几年,这一思想又重新抬头,出现了回春景象。因此,如何认识和评价“西化主义”,又成为广大非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作为作者《理论与经验：历史视野中的改革与现代化研究》一书的阶段性成果,对“西化主义”思想产生的渊源、演变的轨迹及其主要表现形式等作了深入的探讨,用大量有力的史实说明：“西化主义”是刻意照搬的“拿来主义”,是“西方中心论”的变种,是非此即彼的二维逻辑推断,是现代化的误区;对非西方社会而言,其唯一明智的选择是：从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的实际出发,以自身的文化作为内在驱动力,对欧美富有创见的制度与方法进行多元选择和理性借鉴     

近代中国的“补漏”意识及其危害

在自鸦片战争至戊戌维新的半个多世纪里 ,无数有识之士为探索中国近代化的道路而殚精竭虑 ,但始终没有找到中国落后挨打的真正根源———老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腐败的清政府 ,因而也就一直没有找到打开近代化闸门的真正钥匙———彻底推翻清王朝并彻底废除封建专制制度。他们无不把实现近代化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身上 ,并无不坚信清政府有能力肩负起领导中国近代化的重任。正因如此 ,他们总在想方设法为清王朝这座摇摇欲坠的破房子“补漏”。“补漏”意识及这种意识支配下的“补漏”实践 ,严重滞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是近代中国“补漏”意识的萌芽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补漏”实践 ,而“百日维新”则终结了“补漏”意识及其实践     

法律工具主义的“是”“非”与法律信仰

法律工具主义论者在对法律信仰进行批驳的同时却又走向另一极端。其实,法律既具有工具性,又应被信仰,只是层面不同而已。法律工具主义的是在于其具有功用性的一面,而纯粹法律工具观又和法律所体现的正义、自由之精神及人们视其为神圣的情怀相背离。法律深受现实利益、人的生存要求、法律实践之影响,人们对法律信仰的同时显示出较强的脆弱性。为使法的信仰强盛起来,必须加强法律权利之完善及执法环境的改造。     

现代化进程与近代中国的乡村危机述略

伴随着中国近代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乡村社会面临着急剧衰退的危机.与传统时代的乡村危机相比,近代中国的乡村危机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相和时代特征,探讨近代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与乡村危机的内在关联,可为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及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鉴借.     

“入世”对中国银行业法律制度的影响及其完善

《服务贸易总协定》、《全球金融服务协议》、《金融服务附录》等是WTO金融服务贸易的基本法律制度.中国“人世”议定书对银行业作出了具体承诺.“入世”对我国以“三大银行业法律”为基础法律框架的形成及以“三大银行业法规、规章”为核心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全面开放”的背景下,我国银行业法律制度存在不足,诸如：僵化的分业经营模式,缺失的存款保险制度及低效的银行业监管制度,严重削弱了与外资银行博弈中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力.我国银行业应实行混合经营模式,构建存款保险制度,完善监管制度.     

近代中国的文化冲突和制度变革

中国的近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开始的,与它相伴而来的是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喧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侵略战争的硝烟,拔开文化冲突的迷雾去审视这一进程的话,就不难发现,在所谓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后面,其实是一个制度危机。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近代化是一个由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民主制度转轨的问题。这也是解决上述危机的关键。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有过“物质—制度—文化心理”等不同层面的觉醒,但却始终未能在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上作出应有的贡献。也就是说,在西方文明的挑战面前,他们还没有将自己对社会的理性反省与统治集团为维护其权益的种种借口区别开来,便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从而消解了自己在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上应该倾注的努力     

制度变迁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社会制度是现代化变革的关键性因素。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由于追赶发展的压力异常沉重,而技术、知识及人力资本等现代化动力因素又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从根本上讲,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问题,就是建立同现代化相适宜的社会制度框架问题,而制度变革的成效往往直接决定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在建设性意义上实现了制度变革的结构性突破,建构形成了容纳和支撑现代化变革的强有力的权威体系以及实施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体制与组织架构。而改革开放２０年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则表明中国在此基础上初步建构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社会激励结构,打破了现代化建设动力长期不足的僵滞局面     

宪政制度在近代中国为什么难以确立

宪政制度是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自然演化的结果。从救亡图强的目的出发 ,近代中国在学习宪政的过程中 ,未能深入分析宪政的涵义及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背景 ,而是将宪政作为救国图强的必经之路 ,进而甚至将宪政制度本身作为追求的目的 ,而忽视了近代中国缺少宪政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 ,因而注定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法律父爱主义在中国的适用

源自西方的法律父爱主义理论主张政府在某些领域为了公民自身的利益可以不顾其意志而限制其自由或自治。结合中国问题意识,本文将它概括为“政府对公民强制的爱”。该理论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法律规范与社会现实颇有契合之处,且与中国当前注重以人为本的新“民本”理念相适应,因此有广泛的适用空间。但是为了防止该理论的滥用,防止将人由目的变成客体,需要将其限定在不得侵犯作为基本权利核心的人性尊严的范围内。     

论孙中山法律思想在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

作为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及领袖 ,孙中山先生具有许多同时代人所没有的优良品质。由于特定的成长教育环境 ,使他对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比较了解 ,资产阶级的法制理论对他有很大影响 ,并曾是他学习研究的中心。同时 ,凭着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感情及对中国历史的了解 ,他认为古今中外法律思想及法律制度各有千秋 ,因此应各取所长。对于中国而言 ,就是应结合中国自己的历史文化特点创制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这就是他法律思想发展的轨迹。由于职业革命家的实践 ,他深感中国欲进入法治社会的艰难 ;由于对世界革命潮流的迷茫 ,他饱口尝了祖国灾难深重的境况 ,但他始终信心百倍地认为中国终将能够达到理想的宪政及依法自治的社会。因此 ,他全身心地为此设计了一整套指导思想和逻辑体系 ,这就是以“三民主义”为政治纲领 ,以“五权宪法”为宪政框架 ,以“四权自治”为政权目标 ,以“三期建设”〔1〕为必经历程的理论体系。这些思想对后世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孙中山法律思想在中国现代法治思想史中的地位及作用 ,我们应作出科学而实事求是的评价。     

近代中国知识转型视野下的“命学”

"命学"(命理、命相之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学问,读书人对命运问题的思考和举措融入为学与为人的统一中。这种情形到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期发生了巨变。随着近代中国知识形态的日趋西化,不论在知识分类层面,还是在读书人社会身份和态度的转变层面,传统"命学"都处于颇为不利的境地。"命学"中的"学"或"道"被分离在近代西式学科的不同分支中,主要是在哲学层面讲求,但因与西学主流不符,在哲学中也难以占据主导地位,日趋边缘化;"命学"中的"术"或"器"则在强大的科学主义潮流面前败下阵来,从文化"大传统"的一部分沦落为"小传统"之一,走向衰微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