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法律教育政策和体系及其特征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政策是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撞交融中整合而成的,其大致经历了一个始言技、继而言政、进而言教的过程,具有对外抗争的民族性和牵动多种政治势力的广泛性。就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发展的体系及其效应而言,实现了由晚清以专制政治为内核的一元化法律教育时代过渡到民国以民主政治为内核的多元化法律教育时代。近代中国法律教育政策和体系有其明显的历史和时代的特征,这些特征与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的发展进程互为表里,推动和制约着传统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历史发展。     

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几个问题

法律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树立文明和良好形象的标志。中国法律现代现代化的标准是“中外通行”。当今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关键不再是观念现代化而是制度现代化。法律现代化的切入点是实现宪政。当今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已经具备,中国实现法律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是走“拿来主义”和“自上而下”之路。一百年前中国法律近代化中的主要教训是领导主体的腐败和理论指导的错误。     

1979年以来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1979年以来,中国近代法律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法律近代化、法律文化、宪法与宪政制度、经济法律、司法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和较为可观的成果。随着整个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及中国法律史学科的成熟,学术界对已有的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进行了反思。伴随反思,出现了现代化的范式、文化的范式、法律与社会的范式等新的研究范式,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今后中国近代法律史的研究应注意历史、法律及当事人的在场。     

清末民初规制法律院校的高等教育政策

清末民初的法律教育是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新型的法律教育承袭了中国封建社会已有的法律文化和法制思想．继受了近代世界范围内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教育方法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具体到法律教育的政策制定,它们是整个法律教育的行动指针：一方面直接以高度概括的方式体现了特定时期法律教育的办学定位和主导思想：另一方面又旗帜鲜明地昭示了特定阶段法律教育的教学目标和人才培养取向。     

近代中英两国"现代化启动"问题再认识——基于社会结构、信任文化、法律制度为分析进路的考察

长期以来,关于近代英国现代化启动的顺畅与成功和中国现代化启动的挫折与艰难,学界有过不少研究和阐释,但缺乏一种基于社会结构、信任文化和制度层面三维视角的考察和诠释。事实上,基于一种社会结构、信任文化、法律制度三维分析进路,对近代中英两国“现代化启动”问题进行再审视,将会促使我们对于现代化何以启动问题形成新的认识和考量。     

清末民初规制法律院校的高等教育政策

清未民初的法律教育是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新型的法律教育承袭了中国封建社会已有的法律文化和法制思想,继受了近代世界范围内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教育方法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具体到法律教育的政策制定,它们是整个法律教育的行动指针:一方面直接以高度概括的方式体现了特定时期法律教育的办学定位和主导思想;另一方面又旗帜鲜明地昭示了特定阶段法律教育的教学目标和人才培养取向.     

关于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若干认识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人对于现代化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由“四个现代化”转变为现代化是“人类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一个包罗宏富的转变过程”。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革命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现代化范式”可以将革命史的内容包含其中,与“革命史范式”相比,“现代化范式”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实际情况。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可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     

蔡元培美育思想的时代性

蔡元培是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提倡美育的“唯一中坚人物”。他在建立近代教育制度伊始,就大力宣传和倡导美育,使美育事业成为我国近代教育方针的具体内容之一,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改造,为中国开创了美育新风。     

“师夷长技”与魏源的民族意识

魏源“师夷长技”论开启了近代思想界学习西方的历程 ,“师夷”主要集中于西方“船坚炮利”的先进军事科技 ,但并不限于“战船”、“火器”、“养兵练兵之法” ,还包括先进工业科技的引入、近代工业的建设、经济政策的调整等。“师夷”要求对传统教育内容、科举词章取士制度加以变通 ,并进而延伸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憧憬。“师夷长技”论广泛涉及到军事、经济、科技的现代化 ,并影响到此后早期现代化意识向教育、政治领域渗透。魏源的民族意识虽然还带有华夏中心观、文化主义的情节 ,但已显露出冲破“夷夏大防”、摒弃华夷之辨的理性化发展方向     

中国法律职业:迟到的兴起和早来的危机

中国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化走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近代以后,在外力的压迫下,法律制度被动地进行了改革;特别是在废除科举制之后,由于对西方的法律教育观念的吸收,从而对现代法律的职业化进程起到了促进作用。法律职业化的兴起却伴随着危机的早来,比如,在模式选择、数量规模、自治与开放等问题上如何抉择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孙中山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也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创者之一。在四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不仅提出了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国的主张,开创了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变革的新时代,而且围绕巩固共和政体提出了一系列法治与民主相结合的法制思想与主张。他所规划的"五权宪法"的法制蓝图及推进法制变革的一系列主张与实践,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     

近代中日两国法制现代化之比较

19世纪后半期,中日两国在内外压力下开始了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由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近代日本法制现代化起步略早,法制现代化比较深入,从法律体系到法律制度,再到法律观念,循序渐进,较少反复,较短时间内基本实现了法制现代化;而近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起步稍迟,比较被动,整个过程反复较大,宪法及行政法规反复出台,缺乏稳定性,法制变革较多局限于法律条文及制度,基本没有涉及法律意识和观念,法制现代化陷入困境。     

五四时期“主义”传播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启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其在经历多重探索后与马克思主义建立了本质性联系。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流行并广泛传播的时代,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期和孕育新范式的关键期,这一时期“主义”传播彰显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发展的总体性趋势。作为历史过程的中国式现代化因“主义”的传播而开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语境中得以发展,规制于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质的规定性”。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发生学”意蕴,应着眼于民族复兴的大历史观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历史境遇,追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联,深入考察“主义”的传播何以规制并培育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革命—现代化”路径、领导力量和根本动力,进而从整体性角度揭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启的必然逻辑和历史支撑。     

清末"新政"时期张之洞的体育教育思想

张之洞被称为清末第一通晓学务之人。清末“新政”时期有关教育的每一项重大兴革,都与他密不可分。张之洞把“体操课”纳入学校教育当中,并积极构建“体操”的教学内容,努力将其制度化,从德、智、体三方面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张之洞主持制订的癸卯学制系中国近代首项系统的学校教育制度,其中关于体操科目的规定,标志着近代体育教育第一次列入中国教育制度之中,它开创了近代中国学校教育设置体育课程的先河,也标志着近代中国学校体育教育制度已初步建立。随着新式学堂的兴起,癸卯学制规定的体育教育以学校为基地逐渐扩展到整个社会,对我国近代体育的全面开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刑罚人道主义对《大清新刑律》的影响

《大清新刑律》是晚清修律最重要的成果,也是中国刑法近代转型的开端。西方的法律文化成为指导《大清新刑律》的精神支柱和理论基础。修律者在西方近代法律文化的影响下,接受了“天赋人权”、“刑罚人道主义”的思想,并贯彻在刑罚制度中。     

世界化与个性主义--现代化的两个重要趋势

现代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和主题。现代化运动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中外部关系上的世界化和内部关系的个性化(个人主义)是现代化运动的两个重要趋势和趋向。中国近代以来160多年的发展历程同样体现和展示出这样两个基本的发展趋势和趋向。从世界化的趋势来说,由于中国近代的对外开放是被迫的,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人对世界化的发展趋势缺乏自觉的意识和体认,直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学习西方、融入世界、变法图强的世界化意识才成为先进中国人的自觉主张。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世界化进程和中国人的世界化意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个性主义的实质是对个人价值(个人的自主权利及其创造精神)的尊重和肯定。个性主义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演变过程,通过对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介绍、宣传和诠释,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个性主义的内容和价值进行了新的界说和评论,充分肯定了个性主义、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对国家进步、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个性主义思想的宣传、倡导、高扬,为个性化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五四时期成为中国个性化发展的黄金时期。1949年后,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国的世界化和个性化发展进程处于停滞、萎缩甚至倒退状态,直至1978年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中国的世界化和个性化进程才重新启动。值得注意的是,最近20多年间,中国的世界化和个性化程度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和程度,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蔡元培与陈独秀教育思想共同特征辨析

蔡元培和陈独秀是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先驱,都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他们都肯定教育在救国、兴国方面的社会作用,针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提出了“五育并举”、“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并提出了平民教育、个性教育等新的教育理论,对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关系方面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深入比较探讨二者教育思想的共同性特征,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近代的教育思想的发展轨迹及特点。     

黄遵宪与中国近代法制变革

黄遵宪是晚清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与中国近代法制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多年的外交生涯使黄遵宪逐步形成法律思想并最终确立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他在输入近代西方法文化、主张“以法治国”、批判“治外法权”、创设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近代科技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

科学化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由西方传入的近代科技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近年来，学术界较多地侧重在对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的评判上，而对近代科技在中国发展的实际则少见有人研究。近代科技在中国到底发展到何种程度？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到底如何？如果这一些具体问题得不到具体的实证研究，仅仅用“唯科学主义”这样一种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西方抽象术语，来对近现代中国的科学文化进程进行概括性评判，必然限制了其史学诠释的能力。一、近代科技在中国发屈的历史轨违关于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轨迹，…     

论制度变迁与“中国模式”的逻辑路径

根据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及其三大构成要素关系的理论,可将现代化发展的制度变迁逻辑,在理论上分为“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和“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两大类型。其变迁手段是通过创设式制度变迁和移植式制度变迁的交替使用来进行的。具体路径体现为：产权制度变迁、组织运行体制变迁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三者之间的相互博弈关系及其创新过程。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变迁以“制度环境变化→意识形态变迁←→产权制度变迁→政府组织形式变迁→制度绩效”的独特路径,验证了“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其所包含的逻辑路径,正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可资借鉴的一般范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