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文化的现代诠释

本文认为香山文化主要是指,以包括今日中山、珠海、澳门在内的香山为依托,渊源于历史上人与自然以及人们之间对象性关系而形成的特定生活结构体系,是中原士族移民入徙香山带来的汉族文化和本土文化融合、并与西方文化交汇逐渐形成的一种新质文化。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保守正统与开放创新并存、趋利务实与热情浪漫同在、刚勇好强与文质彬彬兼备、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合一,并具有传承性、包容性、先导性和民生性等特点。     

昌黎地秧歌艺术与当地民俗的渊源

昌黎地秧歌艺术全国闻名并且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走出了国门，对国际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分析了昌黎地秧歌在起源及发展过程中当地民俗起到的重要作用，其人文内涵、表演形式、行当冠名、情节表现、伴奏曲牌都和当地民俗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着力从表演形式、行当冠名、情节表现、伴奏音乐等方面全面剖析了昌黎地秧歌与当地民俗鱼水难分的关系。     

论民国武侠会党小说的民俗意义

武侠会党小说在现代通俗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从民俗学的角度选取了江湖、会党、侠义几个概念作为切入点,分析会党小说、武侠小说中的民俗学内涵.江湖是武侠会党小说中充满诗意与文化内蕴的民俗意象;会党是存在于民间社会的民俗组织,对其内幕的揭秘发扬了小说的陌生化文学效果;侠义是精神民俗,是武侠会党小说流行于世俗文化生活的精神依托.武侠会党小说中的民俗内涵,对于小说的文学性、文化性的加强起着积极的作用.     

广东俚语民俗中蕴含的“敢为人先”精神探究

本文从“抢占先机,敢领风气之先、潮流之先”;“乐于尝试,勇于挑战,敢于拼搏”;“讷言敏行、务实灵活、开放创新”三个层面出发,挖掘广东俚语民俗中蕴含的敢为人先精神的深刻内涵,进一步理解“敢为人先”精神如何成为广东人不可磨灭的群体印记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从而坚定“我是南蛮我怕谁”的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时代永立潮头,再创辉煌。     

邯郸成语典故的文化精神与当代价值

邯郸成语典故大量孕育于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是其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有的历史记忆形式,也是其注重事功的学术传统与全民皆商的土风民俗的必然产物。它蕴涵了变革图强、开放包容、厚德重法等主要文化精神,有着不容忽视的当代价值,并且可以通过与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密切结合来切实实现其当代价值转换。     

论山东民俗的历史分期

山东民俗是中国北方汉民族民俗的代表。山东民俗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它经历了东夷民俗时期、以齐鲁为主的列国殊俗时期、山东民俗的认同时期、山东民俗的凝变时期和西俗东渐时期等五个发展的自然段。     

传统精神与现代精神

传统精神与现代精神是民族精神发展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了民族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内容及其特征。 所谓传统精神,是在过去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表现整个民族的总体面貌的各种意识的内核、精神特质。所谓现代精神是在现代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民族意识现象的内核、精神特质。传统精神与现代精神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总体的精神面貌,揭示了渗透于中华民族的思想(思想理论)及行为中的各种精神特质。     

民俗文化描写与作品的艺术魅力──读苏青《结婚十年》

《结婚十年》的主要成就，在于贯穿于整部作品的民俗文化的成功描写上。小说是以民俗的角度来写婚姻生活的。在婚姻生活与民俗文化的交融中，来表现女性的自身价值的寻求与失落。大量的民俗描写，完全出自整体艺术构思的需要。在情节的安排设计上，都由民俗事象或心意民俗充当铺垫，起到了激化矛盾，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在真实地表现人物性格及其发展上，为人物的个性表现提供了足够的依据。在创造环境氛围的同时，注意人物的精神世界与典型环境的内在联系。作品通过民俗的摄入，还大大地加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转型期的汉口民俗──清末民初汉口民俗研究

汉口居武汉三镇之首，是华中地区的重要商业都市，晚清时期，它仅次于上海，被人们誉为东方的芝加哥①。汉口位于长江，汉水交汇处，水陆通畅，为“九省通衢”之地，是中国东南与西北联结的关节点，它的经营形态、民俗风情，既有异于西北内地城市，又区别于东南沿海地区，呈现出独有的中部特色。清末民初是社会的激剧变革时期，也是汉口由传统城市向近代都市演变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的民俗现象复杂多歧，色彩斑斓。在此，仅截取这一历史断面，进行分析、探讨，期望对中国都市民俗发展史及当代武汉民俗的理解与研究有所裨益。一、清末民初汉口…     

秦汉时期巴楚地区生态与民俗

本文从生态的角度出发，对生态与民俗间的关系予以初步讨论，并以此为基础，对秦汉时期中国巴蜀及楚越民俗与生态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番探讨，以考察生态在一个地区民俗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与作用。     

民间说书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传播

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主要是通过民间说书等艺术形式扩大其在民间的广泛影响的。民间艺人不仅多以通俗小说作为取材或演说的对象,而且对之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加工,这才使通俗小说更加通俗易懂,更为民众所喜闻乐道。     

《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理论成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这种成果早期的重要贡献,艾思奇青少年时代就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于上世纪30年代出版了《大众哲学》一书,风糜一时,不胫而走,因为他在理学内容,研究方法,成果形式方面,都是有创新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中国化,现实化的道路。《大众哲学》对我们今天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对我们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意义。     

大众文化批判与大众文化创新

学术界对大众文化及其批判的研究经久不衰。然而,对大众文化的批判,除了学理阐释、认知之外,还应通过这种批判促进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大众文化批判不仅应关注解构层面,关注建构层面的创新也是大众文化批判的应有之义。大众文化发展至今需要发展和创新。对大众文化的超越、增强文化的批判功能、增进大众文化的文化自觉与自律等是实现大众文化的创新重要路径。     

王朔与大众文化

王朔刚登上文坛时,大众文化还没有在中国生成,因此他在创作上没有作为。王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塑造的“痞子”形象是在文化领域带有革命色彩的人物,他偶然担当了中国大众文化在生成期的代言人。王朔介入影视时,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出现错误。王朔90年代由大众文化英雄沦为媒体小丑。     

民间信仰与汉代地方行政

汉代民间信仰和地方行政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民间信仰对地方行政施加的影响表现为普遍存在的任职地民众祠祀循吏的活动,这种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官吏起到激励作用,因而有时被国家利用而成为一种政府行为,但始终没有形成制度。到东汉时期这种祠祀活动已经突破了“循吏”的界限,渗透到其他领域。地方官员在处理救荒、断案等事务,遇到疑难问题时,亦常借助民间信仰的种种形式。不过,地方官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还是十分谨慎的,毕竟理性行政是地方政治生活的主流。     

从认识论视域解读大众文化

泛滥全球的大众文化是建立在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上的,它的认识标准已经商业化,其认识过程具有表意性,认识的本质反映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对内在性的追求,大众文化的方法是非规范、非传统的,并且,总体而言,大众文化的认识论是一种关系认识论,它是当代世界发展多元性趋势的一个方面.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出版中的伪盗之风

与诗文辞赋等文学样式相比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在其创作、刊行、流传过程中显现出较为浓厚的商业气息 ,这是由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所决定的。由于正统文学观念的影响 ,通俗小说一直受到歧视和排挤 ,处于文化艺术结构的边缘 ,多是处在一种自生自灭的无序发展状态 ,除少数官刻和家刻版本外 ,其刊行主要由私人书坊承担。因古代通俗小说有着十分广泛的读者面 ,市场潜力巨大 ,出于牟利的考虑 ,私人书坊对通俗小说从选题创作到书籍版式 ,从文本形式到发兑销售 ,无不直接参与。因此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众多的私人书坊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中国…     

20世纪中国文学的雅俗之辨与雅俗合流

中国古代雅俗文学以作者身份为区分标准,中国现代雅俗文学则应以文化标准加以辨别。从文化人性的角度看,20世纪的雅文学表现更多的是社会人性,俗文学更多的则是自然人性。因此,雅俗之别在于人性,即人在文学中的地位如何。虽然20世纪雅俗文学有明显的区别,但总的趋势是互为渗透和走向合流。     

试论流行短语的生成渠道及其语用效能

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引起词汇的变化，而词汇的变异常常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它记录着人类生活的发展变化和观念的递嬗更新。改革开放以来，流行词汇大量涌现，成为人们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了比较全面地认识流行词汇中的流行短语，本主要从语用的角度，考察分析了流行短语的五种产生渠道，并从内部构成的修辞性理据和运用中的修辞性效能两个方面描写和阐释了流行短语的语用效能。     

大众文化与文化形态转换

大众文化是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兴起标志着由等级文化形态向平等化的文化形态的转型,是人民群众文化权利的重要实现形式.大众文化具有民主和多元化的品格;大众文化形态下的文化真理性在于它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实践之间的关系,在于通过文本间的比较来揭示彼此的真理性限度.我们既要正视大众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又要对它进行合理规范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