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与《潜夫论》涉农思想比较

《吕氏春秋》与《潜夫论》都富含农业思想。二著皆持农本观,指出农业具有政治、经济和教化功能,《潜夫论》提出农工商内部各有本末的新观点。二著都建立了"人—地—天"的认识模式,前者之"人"多指百姓,后者之"人"更倾向于君王或圣人;二著都强调了人地关系对农业的影响,前者侧重生产力层面的人地关系,后者更重生产关系层面的人地关系。二著皆强调农时,前者明确提出确保农时的手段,后者更侧重"轻夺民时"的原因分析,并把"爱日"与"民力"结合起来看待农时问题。     

《红楼梦》悲剧性精神新探析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悲剧作品的典范之作,其悲剧性精神在本质上是人的悲剧,具有普遍的价值与意义,深入传达出曹雪芹悲天悯人的现实情怀。因此《红楼梦》中的悲剧性精神还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与探索性。《红楼梦》文本全面而客观地展示出在以伦理道德统治为主导的封建社会里,个人或群体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导致了社会悲剧、爱情悲剧、家庭悲剧和人生悲剧的产生、交织与纠缠。《红楼梦》悲剧性精神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曹雪芹的悲剧性人生经历与小说中主要人物及次要人物悲剧命运的异质同构,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影响,还有时代、社会、历史、民族审美心理等重要元素的建构,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生发共同建构起《红楼梦》文本悲剧精神的高楼大厦。《红楼梦》的悲剧性精神形成了《红楼梦》崇高的美学风格。     

《红楼梦》的赋化特征及其审美意蕴

《红楼梦》是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文本。它充分借鉴、汲取赋文学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实质,使赋与小说两种文体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红楼梦》的赋化特征表现在:汉赋、骈赋、文赋等铺采扌离文的写作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红楼梦》中的环境描写;红楼梦》赋化特征对于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形象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使得性格各异的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红楼梦》赋化特征最重要的是对于悲剧精神的补充作用,使得《红楼梦》中的社会悲剧、家庭悲剧、生活悲剧与人生悲剧叠加在一起,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意义,赋化特征亦是《红楼梦》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红楼梦》的赋化特征的审美意蕴主要表现在:功利性、审美性、功利性与审美性的有机融合三个方面。     

《宠儿》与《奥德塞》的互文解读

托妮·莫里森的《宠儿》与荷马的《奥德塞》的互相交错和衬托的互文性关系,鲜明地表现在前者对后者的依赖和影响,又体现在后者对前者的孕育和滋养。在结构上,莫里森利用了《奥德塞》的"回家"模式,并注入具有时代特征的女性主义观念,使《宠儿》的女主人公塞丝跻身于古希腊史诗中的英雄之列;两者在情节上的相似,则表现出在道德伦理内在价值尺度上所形成的一种暗合,凸显出精妙的艺术手法和深邃的思想内涵。     

《易》之“象”与《诗》之“兴”

《易》之“象”和《诗》之“兴”是两个既紧密相关又互有区别的范畴:其共同之处是两者在本质上都是隐喻,都需要借助“象”来表情达意,而且存在一定的源流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哲学范畴,后者是一艺术范畴,这就决定了前者主要用于言理,后者主要用于抒情;前者是灵活多变的,后者则是固定不变的;前者所取之“象”既有实象又有虚像,后者所取之“象”则仅限于实象。     

互《水浒传》之文,见《红楼梦》之义——《红楼梦》与《水浒传》互文性琐论

《红楼梦》的创作明显受到了《水浒传》的影响,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文"关系。《水浒传》构成了认识《红楼梦》的重要"前理解"。《红楼梦》研究中若干争议性问题,置于这种互文关系中理解可以得到有效阐释。分析《红楼梦》在人物形象设计、结构安排、主旨寄托等细微处借径《水浒传》,探察其主旨并非专在表现男女爱情,而是一定程度上含蓄表达了对当时朝廷主流话语的逃离,特别是借助青春女子们的人生悲剧寄托了现实社会中曹家所遭受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委屈,表达了作者的愤慨。     

面对精神自戕的诘问——长篇小说《物质生活》与《沧浪之水》比较

长篇小说《物质生活》与《沧浪之水》同时发表于2001年第1期的《收获》和《当代》。前者侧重于市场经济对诗人带来的颠覆性冲击,后者直面当下官场宦海中知识分子的尴尬境遇。两位主人公都忍受不了生存中的苦痛和挣扎,为了某一种美好情感,放弃精神信仰而在世俗生活中大获成功,但极其相似的是,精神自戕后他们无一例外地陷入了虚无,不堪忍受的心灵折磨,生不如死。那么,到底做怎样的命运选择呢?拿什么来拯救这些人的灵魂呢?     

论《红楼梦》对《楚辞》的继承与发展

《红楼梦》“师楚”之维护理想、选择死亡的悲剧精神,具有广泛性、深刻性与独特性。《红楼梦》“师楚”之艺术传统,表现出感情深挚、追求创新、运用象征、打破传统、随意挥洒的特点。曹雪芹与屈原之间有着“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感情共鸣,故能从根本上继承和发展屈原的优良传统。     

司马光《书仪》与《朱子家礼》之比较

北宋司马光所编的《书仪》和南宋朱熹的草就稿《朱子家礼》,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两部居家礼仪规范著作。在礼仪环节上,后者继承前者,却要简省得多。在思想性上,两者都注重继承传统,又与时通变,树立符合时代需要和民俗风情的治家礼仪规范。     

《红楼梦》主题的现象学解读

在现象学视野中,《红楼梦》主题的探讨方式来自于读者的建构,中国读者生活在强调血缘关系的文化中,这一文化使得中国读者在现实中经常获得一种宿命性体验。《红楼梦》通过故事和作者对故事的叙述过程也强化了这一宿命性体验。《红楼梦》对宿命意识的强调构成了中国读者强烈的共鸣,这是《红楼梦》成为中国文化经典的本质原因。宿命感的本质是人对自身有限性的理解,《红楼梦》的审美价值就来自于这一理解。     

从《易传》对《周易》古经诠释的错位看其价值观的特色

《周易》古经是对中古时代社会生活风貌的自然描绘,反映了当时人类社会的现实.而《易传》反映了当时儒家学者对于人类社会的理想.《周易》古经与《易传》在价值取向上有鲜明区别,是一种"实然"与"应然"的关系.文章侧重于文本的价值观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以对进一步厘清《周易》古经与《易传》关系提供一点参考.     

《红楼梦》悲剧精神的休闲学意义

本文首次尝试从休闲研究的视角探索《红楼梦》的悲剧精神。悲剧精神与休闲学具有一致的终极指向与核心价值,是进行这种探索的理论依据。文章阐述了《红楼梦》悲剧精神的三方面基本内容,初步揭示了它们所蕴涵的休闲学意义:个体休闲的实现必然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导致的休闲实现之差异,表明休闲具有深刻的人文性;与一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阶层相适应的休闲方式,既具有变化的时代性,也具其审美的永恒性。从休闲学视角解读《红楼梦》的悲剧精神,能使我们更具体了解这种悲剧精神所体现的对人自身、人的幸福、命运的思考,认识这种思考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又能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以人的自由为指向的休闲生活对于人类生活、幸福、命运的意义。     

乱世哀歌谁为悲──张爱玲与《红楼梦》的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是张爱玲对《红楼梦》精神内核的继承,也是其创作的灵魂所在。传统小说悲剧艺术的现代性演进是张爱玲创造的现代文坛“传奇”之谜。张爱玲与《红楼梦》创作精神的核心都是以人性为突破点写人生悲剧,张爱玲借鉴了古典悲剧中物欲的诱惑使人性沉沦的立足点,将封建余孽与“现代文明”相杂读,使人性特点更主体丰富;同时张爱玲继承《红楼梦》中的人生情理冲突悲剧并进行了重新锻造,将情理打成一片,表达对人性脆弱的洞悉。世俗关怀是张爱玲对《红楼梦》古典主义情怀的继承。两者都杂揉着矛盾与困惑,既枕着依恋凡人俗世,又清醒意识生命悲剧,将悲剧意识沉潜于困阁婚恋、世俗真实之中。《红楼梦》立足于感性世界,指向虚无色空,张爱玲则回归于世俗真实,寻求对抗乱世悲凉的寄托。     

《红楼梦》与《金粉世家》异同之探讨

本文对《红楼梦》和《金粉世家》两者之异同进行探讨。     

《镜花缘》对《红楼梦》的继承与突破——兼论明清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演变

学者们向来认为,乾嘉时代汉学独盛而思想沉闷,但至少在小说创作方面,它还是个尚思考、究人生的时代。别的不说,陈端生的《再生缘》和李汝珍的《镜花缘》对女性解放问题的探索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再生缘》塑造的杰出女将相孟丽君与皇甫长华的形象,是对《红楼梦》的富贵佳人而难逃悲剧下场问题的一种反思。至于《镜花缘》则更是和《红楼梦》有密切关系的作品。本文着重谈的就是后者。     

王国维悲剧思想之转变——以《〈红楼梦〉评论》与《宋元戏曲考》为中心的考察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首先从西方引进悲剧理论的学者,为中国后来的悲剧研究开了先河。从《〈红楼梦〉评论》到《宋元戏曲考》,王国维的悲剧思想有一以贯之之处,但随着对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系统深入,其悲剧思想从受叔本华的强烈影响到真正走进中国戏曲,从推崇出世解脱到看重"主人翁之意志",从结构上的机械认定到灵活处理,已然发生了转变、发展而进一步成熟了。     

传世本刘允章《直谏书》与敦煌本贾耽《直谏表》关系考辨

传世文献中的刘允章《直谏书》与敦煌文献中的贾耽《直谏表》,在内容上大多相同,但作者却异,很显然在传抄过程中存在着抄袭改编的关系。文章首先对这两种《直谏书／表》进行文本异同考校,分析其相异之处的不同特点,认为前者比后者贴切合理;其次考察了作者刘允章、贾耽两人的职官题衔与性格态度,指出了前者的官衔准确而后者伪误,很可能是晚唐敦煌人抄袭改编刘允章的作品而托名于贾耽,从性格上也恰可证明这一点,敦煌人故意择取了一位截然相反的人物;最后通过蛮寇与田承嗣之乱、唐懿宗的佞佛与士大夫的进谏等史实进行分析,进一步考证刘允章《直谏书》的真实性与贾耽《直谏表》的伪误,弄清了其在从中原到敦煌流传过程中出现的流变抄袭关系,还历史以真实的面貌,为作者正本清源。     

关于人类命运的寓言--《百年孤独》

多数人认为《百年孤独》反映的是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美大陆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 ,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力作。笔者认为 ,《百年孤独》是部象征性为主的作品 ,这基于它是以马贡多历史为背景的布恩地亚家族的命运 ,是对人类自身发展命运的深层理解。正是这走过百年孤独的家族寄托着人类历史命运的寓言 ,因此说《百年孤独》是作者对人类社会历史中性别结构的剖析及人类命运的预言。本文试图从家族切入 ,由此分析家族成员性别结构的意义     

《人间词话》与《红楼梦评论》诗学意义之比较

《人间词话》与《红楼梦评论》不仅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开端,而且都是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文论形态的诗学文本。“红楼”痴情,“人间”寸心,同系于叩开中国现代诗学之门。这是《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在中国文论史上的共同意义和价值。《红楼梦评论》阐释的是一种新的文学观,而《人间词话》所演绎的则是一种新的鉴赏批评标准,这是二者诗学意义的差别。     

论《世说新语》与选本

选本是从一人或若干人的著作中选出精华篇章而编成的书。鲁迅认为《文选》与《世说新语》是古代流传至今最为盛行的两部选本,前者作为选本没有任何争议,而后者则不同。《世说新语》共1130则故事,既有完全摘录于前人作品的内容,也有在前人创作基础上的润色与加工。《世说新语》在组织结构上首创三十六门,并成为《世说新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世说新语》的这些特点既有符合选本的地方,也有违背选本之处,因此《世说新语》不是典型意义上的选本,也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