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藏书的一种重要类型——书院藏书

书院藏书始于唐代书院(通常也称“精舍”或“精庐”)制度形成于宋代,但书院的名称早在唐代就有了。唐代的书院主要是校书、藏书的机构。《唐六典》载:“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改集贤殿修书所为集贤殿书院。有学士、直学士、待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官等。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唐代除官方设置的书院外,民间私人创建的书院也为数甚多。从《全唐诗》的诗题中见到的,有“费君书院”(杨巨源:《题五老峰下费君书院》,卷三三三)等十一所。见于地方志的有十七所,其中有建置时间可考的,最早应推“张九宗书院”,“在     

“吾道不孤”——记福建建阳考亭书院与考亭村

位于福建建阳考亭村的考亭书院,是朱熹生平创办的最后一个书院,加之形成学术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考亭学派,考亭书院成为朱熹教育后代的文化摇篮,成为宋代理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南宋时期书院的教学活动探微

宋室偏安江南,书院及理学发展的中心亦向南移,张械、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理学家们纷纷以书院为阵地,潜心研习并传播儒学及理学,致使书院的教学活动异常活跃。吕祖谦、朱熹等率先颁定书院学规,确立了明德亲民、传道济民、学而优则仕等三大教学目标。除向弟子传授经学内容外,还着重“最切实用”的日用知识传授和备战科举考试。教学方法上亦有诸多新意,诸如定期祭祀先贤、以励后贤,平日活动及考核要记录在案,学生分斋研习等,常用的教学方式是“升堂讲说”,弟子可以当堂质疑问难,听讲者不受地域和门户限制。尤其是一些知名学者常带领弟子外出到其他书院进行游学和讲学活动,诸如朱熹拜访张拭的岳麓会讲,朱熹、吕祖谦与陆九渊的鹅湖会讲以及陆九渊拜访朱熹的白鹿会讲等,实开书院教学活动之新风,为后世书院发展起到一种导向作用。     

朱熹与白鹿洞书院

朱熹是一位精思、明辨、博学、多产的哲学家,是北宋以来儒家文化和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白鹿洞书院因朱熹的修复及经营,其影响传播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享有"天下书院之首"的美誉。     

宋代中国的儒家书院

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是最富影响力的两所宋代儒家书院,本文将它们作为两个范例,来举例说明宋代儒家书院的历史和教育文化。文章通过对书院学规和著名会讲的记述,以及对书院建筑、布局、祠庙乃至碑铭的描述,再现了宋代儒家书院的生活和学习情形。吕祖谦、朱熹和张栻等道学领袖们致力于强化书院,为书院的道德规范和人才培养创立了指导方针。当朝廷官学致力于科举应试时,这些道学领袖们却将道德伦理的教育置于首要的位置,探索如何在书院中培养具有儒家道统价值取向的士人群体。不过,朝廷的支持始终还是这些儒家书院得以创建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并且,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朝廷还不断加强了对这类书院的监管。文章同时也认为,在书院运动中,朱熹的影响力逐渐超过了他的同道们———即便是在朱熹本来仅仅作为张栻访客的岳麓书院。     

道统之传：南宋南剑州书院与闽学的传播

南宋时的南剑州,为继承道南之理学道统,以先贤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为郡人或出生于此郡为因缘,陆续建立起数所书院,对延平四先生进行崇祀,并通过书院这一场域传播闽学,构建儒家道统精神空间。其中,位于州治剑浦的延平书院最具典型性。结合对延平书院的分析,延平知州利用地域因缘,通过聚集朱子门人前来讲学,刊刻闽学著作,将修习朱熹著作列入学规等多重方式,承续朱熹所宣扬的道统,从而使延平书院成为闽学在东南传播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综合性的理学传播策略,在南宋书院复兴运动中具有代表性,亦为闽学传播得以成功推展的主要原因。     

朱熹与白鹿洞书院的复兴(1179-1181)

本文讨论朱熹任南康军知军期间兴复白鹿洞书院的活动。认为单从修复的成就看,影响相对很小,它是南宋书院发展中一个很重要也很引人注目的部分,但它不论是作为新儒家的书院或是北宋的书院,都绝对没有起到领头的作用。从长远看,白鹿洞书院修复之所以声誉巨大,更多的要归功于象征意义而不是历史,因为是朱熹的介入以及他的《教条》才使得它成为新儒学书院的一个有力象征。     

学而时习之

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大师朱熹在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学子前来听讲。有个叫黄干的年轻人,见朱熹反复阅读他已经熟读的书,深受感动地说":先生简直是在‘吃’书啊!"朱熹回答说":对!白鹿洞书院的第一条学规就是讲究‘吃’书。"朱熹认为,人     

中国古典大学的理念及其现代意义

在西方大学理念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就已经出现过以太学、书院为代表的探索高深学问的古典大学。中国古典大学的理念基础是儒家著作《大学》,后来经过董仲舒、朱熹在太学和书院的发展,中国古典大学以研究与教学相结合、自由讲学、鼓励学生自己钻研为核心的办学理念,这些理念迄今仍有借鉴价值。     

从书院的教学管理,谈谈培养大学生的创造能力

盛行于封建社会后期的书院教育制度 ,以其独特的教学管理成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第二个繁盛期的典范。中国古代书院教育萌芽于唐朝 ,发展于宋、元 ,衰于明、清 ,绵延 12 0 0年 ,它高举反对科举制度下官学应试教育的大旗 ,竭力倡导书院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功能 ,把书院办成学术研究和人格陶冶的理想场所。在对学生的培养上 ,从完善品德、修身养性的有机结合入手 ,讲究师生平等和学术自由 ,它的会讲制度和自学制度 ,学术民主及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投入、自觉管理 ,书院在其绵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 ,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教学经验 ,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教学管理 …     

朱世泽与《考亭志》辨正

朱世泽于万历十六年前后编纂并刻印《考亭志》十卷,为历史上唯一一部流传至今的建阳考亭书院志,也是历史上唯一一部全面记述朱熹考亭书院历史的书院志书。由于此书极为罕见,以往对此书的内容、编者、卷帙、刊者和刊印地点等均存在不少失误,故应逐一作出考辨和纠正。     

略论朱熹与白鹿洞书院之关系

自朱熹讲学 ,白鹿洞书院之精神始有以特立世间、垂宪后世 ,而朱熹穷于仕途 ,志不得伸 ,亦欲藉鹿洞讲席宣示其政治主张     

夜游五峰书院

五峰书院藏于永康方岩寿山五峰固厚峰下的石室内。四围环绕着“五峰”。我说“藏”,因为这个书院的建筑原本就是借了寿山石室“因势利导”而成的。它始建于明朝中叶。书院西侧还有“学易斋”和纪念陈亮、朱熹、吕东莱的“丽泽祠”（俗称“三贤堂”）,都是明代所建。     

《白鹿洞书院揭示》在日本的流传及其影响

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于南宋淳祐元年(1241)作为御颁的学规,成为全国各类学校及书院共同遵行的教育指导方针。它不仅对我国宋末及元、明、清时期的民族教育有过深刻的影响,而且对邻国日本的民族教育也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江户时代,日本所有讲授朱子学的藩校、乡学和书院都奉《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圭臬。     

宋代书院教育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形成于唐末,发展、兴盛于两宋,延续、衰落于明清,前后存在了一千多年。书院在中国古代特别是两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普及文化知识,提高当时社会整体教育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宋人尤其是宋代理学士人对书院教育各项制度的建     

朱熹与白鹿洞书院在朝鲜日本的影响

朱熹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之一,是“三代后的孔子”,百科全书式的世界文化伟人。淳熙六年至八年,他知南康军,兴复白鹿洞书院,手订学规,亲自讲学,以为理学基地,培养理学骨干,系统地传播理学思想,不仅使白鹿洞书院名声大振,成为中国书院的范本,而且远播海外,特别对朝鲜、日本的影响,尤为深远。     

南阳地区书院简介

<正>书院之名始于我国唐朝,当时为收藏、校勘,整理典籍的处所。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48年)设丽正修书院,十三年(公元725年)改称集贤殿书院,置学士,掌校刊经籍、征集遗书、辩明典章,以备顾问应对。这就是当时设置书院的目的,亦即是书院之名的由来,而不是学子肄业的地方。 唐德宗贞元时,李渤隐居于江西庐山白鹿洞,至五代南唐时,就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宋时改称为白鹿洞书院,为藏书与讲学之所,书院具有学校性质。     

论中国古代书院的学礼制度

中国古代书院学礼制度源于中国古代学礼制度。书院学礼制度的主要内容分为两大类:一是修学与讲会之礼容礼仪;二是释奠释菜等祭祀礼典活动。书院之学礼,有其自身的特色,书院祭祀系统代表着书院的道统与学统,在完成书院培养人材的目标、继承传播和发展传统的儒家文化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白鹿洞书院文化赋活师范生培养的路径探析

南宋时期,朱熹通过地方调研、筹备藏书、聘任洞主、制订学规等一系列举措,复兴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文化由此光大,并走出国门、流传海外。朱熹在复兴白鹿洞书院的过程中作出的系列努力,对现代师范生教育而言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从书院精神的发轫过程来看,白鹿洞书院坚守“以文化人”的教学路径,强调“为己之学”的教育追求,推崇“自由交流”的求索叩问,强调“教师引领”的儒家传承。通过白鹿洞书院文化赋活现代师范生培养过程,探索教学模式的创新、师范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师范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师范教育资源多元领域的融合,在遵循国情社情的基础上,培育更适应现代教育发展需求的优质师范生。     

关于东亚书院——研究的角度和展望

在东亚这一广阔视野下,对书院这一文化传统进行了综合考察,揭示了朱熹在这一地区教育文化中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及书院在其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并对东亚书院研究视角作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