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政建设基本路径探析

我国宪政建设的基本路径应当是:完善现行宪法,从政治宪法走向宪政宪法;建立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从宪法实施的制度缺位走向制度保障;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从党领导下的宪政走向宪政体制下的党的领导;更新公民宪法观念,从权力本位观念走向权利本位观念。     

困惑中的超越——应然刑法目的观

古老而又常新的刑罚目的论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刑罚的其他全部问题。本文借鉴刑事法治和民权刑法理论,从应然角度分析当下中国的刑罚目的,提出可以采取“蕴涵式复合刑罚目的”,即“高扬刑法保障人权之旗帜”与“防卫社会免于犯罪之侵害”并重的蕴涵式复合刑罚目的。     

宪法人权视野中的刑法解释观

人权价值是宪法的目的价值、核心价值,这决定了刑法目的是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存在片面理解人权、忽视人权甚至侵犯人权等问题,破解问题之通途在于,建立保护与保障统一,情、理、法融合及以罪过原则为本的人权刑法解释观。目的解释作为这种解释观的根本方法,寓于法理与情理、规范与事实的类推过程之中。     

宪法与国家命运之间关系的历史考察

从1908年我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至今刚好百年。要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反思宪法与国家命运的关系,既看到宪法确实有利国功能,又看到宪法的利国功能奠基于宪法的治国本性。宪法既是普通法律之母,又是现代国家之母。国家应该以宪法为本位,宪法则要以国民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     

印度宪政视角下的环境保护

目前,中国学者对印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能否超越中国等问题上,对印度的法律体系缺乏系统的分析和研究,这是我们研究的不足。印度传统文化中存在对大自然的尊重和敬畏,这也体现在印度的宪法和其他法律文件中。本文从宪政的角度探讨印度的环境保护,期盼从中获得启示,以推动中国环境保护的立法和司法审判工作。     

个人正当权利理论在近代中国的嬗变——以民权、人权概念运演为例

以个人为基础的权利概念进入中国后,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情境的近代国人一方面对权利概念内涵的个人要素有所体认,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对其进行限制与修正,最终没有形成西方以个人为正当的权利理论而是倾向于强调个人与社会共同构建权利正当基础.近代民权与人权概念的运用、演变及交锋集中反映了近代国人对权利正当性的思考.近代中国权利正当理论的探讨有助于理解中国权利文化特性、推动权利事业发展.     

积极刑法观下的轻罪立法研究

自1997年新刑法问世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陆续出台了11个刑法修正案,主要以增设新罪尤其是轻罪为内容。这种频繁修改刑法增设新罪且主要系轻罪的立法模式无疑根源于积极刑法观。我国当前处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不断增长的法益保护需求等决定了以积极刑法观为指引的轻罪立法具有正当性。虽然积极刑法观下的轻罪立法致使刑法扩张,并不必然违背刑法谦抑性,但是部分轻罪立法确实存在合理性疑问,而且轻罪立法的附随后果也具有诸多弊端。有鉴于此,我国积极刑法观下的轻罪立法应当重视条文内容的合理性优化,在固守刑法谦抑性的同时,也应注重提升立法科学性,并且应尽快针对轻罪设立前科消灭制度。     

个人正当权利理论在近代中国的嬗变——以民权、人权概念运演为例

以个人为基础的权利概念进入中国后,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情境的近代国人一方面对权利概念内涵的个人要素有所体认,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对其进行限制与修正,最终没有形成西方以个人为正当的权利理论而是倾向于强调个人与社会共同构建权利正当基础。近代民权与人权概念的运用、演变及交锋集中反映了近代国人对权利正当性的思考。近代中国权利正当理论的探讨有助于理解中国权利文化特性、推动权利事业发展。     

论刑法解释的特殊性

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方法,法律解释受到了日益广泛的关注,其发展方向之一是与部门法的结合,刑法解释就是其中之一。除了具有法律解释的一般特征,刑法解释还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可以从静态分析和动态运作两个层面展开：前者包括了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遵循、重视客观性以及保护人权等内容,后者则对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等具体方法的运行产生了影响。只有准确把握刑法解释的特殊性,我们才能够提升刑事审判过程的水平。     

论健康权的国家义务

健康权的发展经历了从私权到宪法基本权利和国际人权三种形态。作为人权,1966年联合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明确要求国家对健康权有尊重、保护和实现的义务。与公约的要求相比,我国公民健康权国家义务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论刑法修正案的修正主体

中国刑事法的修正事实上进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时代。从目前刑法修正案的内容看,主要涉及刑事政策的重大调整,包括犯罪圈的扩张、刑罚的轻重走向,甚至涉及基本的刑罚制度。刑法修正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更具有正当性,否则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本质上也不符合宪法的规定。法治建设包括刑事法治建设应当从点滴的尊重宪法、敬畏宪法的小事开始。     

对民生问题的宪法拷问——以宪政为视角

民生问题成为人们广泛热议的“时代话语”。民生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且也是宪法问题——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策略设计中宪法检验标准的缺失。民生问题的实质是权利与权力、平等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以宪政法治为视角，应该从权利角度界定经济市场与改革政策的宪法界限并从平等角度设定社会经济发展的道德标准。关注民生是宪法的逻辑起点和终极关怀，宪法应该为此提供充分的检验标准与纠错机制。     

宪政视野下的“风险刑法”反思

“风险刑法”无论在内涵还是表现形态上都迥异于传统刑法,也对其形成一定的冲击与超越.“风险刑法”在风险治理上的优势决定了其存在的价值,但是“风险刑法”也须以宪政为基础,从宪政维度反思其负面影响是必要的警醒,从宪政视野解读其发展取向是未来的期许.风险刑事立法的谦抑、风险刑事司法的克制、宪法性法益概念的引入和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是“风险刑法”基本发展取向,其将使得“风险刑法”的安全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之间的张力得到一定的缓解.     

WTO语境下的刑法观念重构

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不同的发展时期对刑法有着不同的要求。中国加入WTO ,使人们感受到检讨和变革传统刑法观念的迫切性。强化人权保障 ,提倡刑法的谦抑主义 ,平等保护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 ,破除重刑主义的神话 ,树立程序公正的理念 ,倡导刑法的人文关怀 ,应是现代刑法的题中应有之义 ,是刑法观念重构的主要内容。     

刑法功能的宪政基础考略

刑法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功能指向这样两个维度：实现政治治理的安定化和确保无辜者不被卷入国家的打击范围。理解刑法的功能,不能仅仅局限在法哲学层面,而应当进入到宪政操作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建构一套适当的制度操作方案。     

法与权利的人性分析

社会契约论之精神实质在于,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现代法理观念之社会契约,较之以往内涵有很大不同,它不仅适用于宪法,而且适用于部门法体系,以强调法应是代表公共意志这一理念。据此,契约论已具有普遍意义,并可将国际法归于"国际契约"——国家间的契约关系。同时,国家行使刑罚权应以民权为基础,藉以直接维护并追求社会公共利益。     

论宪法对公民刑事司法程序权利的保障

新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通过宪法确认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是法治国家的标志。而公民基本权利中最重要的是涉及保障公民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的权利,即公民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权利。借鉴各国宪法和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我国应当修改宪法加强和完善公民刑事司法程序权利的保障。     

论英美刑法犯罪故意观

英美刑法犯罪故意观经历了从普通法的传统犯罪故意观到制定法的犯罪观过程,期间,学说众多,演变复杂。与我国刑法犯罪故意理论相比较,英国刑法犯罪故意观侧重"目的性",认识上的"必然性"与"准必然性";美国刑法犯罪故意观则只强调"目的性",而行为引起结果的"准必然性"属于"犯罪轻率"的范畴。     

论义务本位和权利本位的尊严观

从法理学的角度区分义务本位和权利本位尊严观的不同价值取向,厘清维护人的尊严与尊重人的主体自决权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有效维护人的尊严的前提。当从法律上确定保有人的尊严是每个人必须履行之义务时,应避免由于禁止行为人自损尊严之行为,而对其主体自决权构成的不当限制或侵害;当从法律上确定保有人的尊严是每个人自治意志之权利时,应明确义务主体的法律责任,以保障该权利受到侵害后能够得到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