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次宪法变更看我国宪政理念的演进

作为集中体现法治理念的宪法,在我国历经几次修改修正,反映了社会深层次的精神需求和宪政理念的变化。以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颁行的宪法性文件《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和《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为始,考察我国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几次宪法变更,可以从中厘出一条关于我国宪政理念的演进脉路;从不成熟的模仿到立足国情日臻成熟;从政府本位到公民本位;从以党代政,阶级本位到民主施政、经济本位。     

社会转型期宪法与社会变迁的冲突关系及其调适

在社会转型时期,宪法与社会变迁之间经常会产生冲突,使得一些改革措施面临违宪性争议。宪法与社会变迁之间产生冲突的原因主要有:宪法的滞后性与社会的发展性之间的矛盾;宪法至上理念与宪法工具主义思维之间的背离;宪法形式上的至上性与实质上的非至上性之间的割裂。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宪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冲突,需要将当前宪法由"总章程"式的宪法模式转变为原则性的宪法模式。     

由宪法修正案看中国宪法理念的变化

宪法理念是公民在掌握一定宪法知识的基础上对于宪法问题、宪法现象进行的理性思考。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了宪法理念的内容和发展。本文主要从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条款中所体现的宪法理念,分析了我国的宪法理念正由传统以国家为本位的理念向以人为本的方向转化。     

宪法与国家命运之间关系的历史考察

从1908年我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至今刚好百年。要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反思宪法与国家命运的关系,既看到宪法确实有利国功能,又看到宪法的利国功能奠基于宪法的治国本性。宪法既是普通法律之母,又是现代国家之母。国家应该以宪法为本位,宪法则要以国民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     

论刑法修正案的修正主体

中国刑事法的修正事实上进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时代。从目前刑法修正案的内容看,主要涉及刑事政策的重大调整,包括犯罪圈的扩张、刑罚的轻重走向,甚至涉及基本的刑罚制度。刑法修正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更具有正当性,否则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本质上也不符合宪法的规定。法治建设包括刑事法治建设应当从点滴的尊重宪法、敬畏宪法的小事开始。     

我国宪政建设基本路径探析

我国宪政建设的基本路径应当是:完善现行宪法,从政治宪法走向宪政宪法;建立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从宪法实施的制度缺位走向制度保障;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从党领导下的宪政走向宪政体制下的党的领导;更新公民宪法观念,从权力本位观念走向权利本位观念。     

刑法基本原则拷问——试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适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本文从法理学角度入手,分析阐释了关涉法律原则问题的基本概念源流,从法律原则的功能价值切入,从宪法原则与部门法原则的区割展开,界定了部门法基本原则得以确立的基本要求,并以此为依据,在又讨论"刑法基本原则是一功能与价值体序"是一命题的同时,置疑和拷问了作为刑法法定基本原则之一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合理性.     

论刑法合理介入市场经济的客观性

一、合理性的相关考察 刑法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植根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其存在的价值。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形态中,刑法具有各自不同的使命。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即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转变,这种社会结构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政治国家的一元结构向政     

政治宪法与宪法政治考辨

宪法政治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属于前宪法现象的范畴,而政治宪法则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宪法,属于宪法现象的范畴;宪法政治表达了政治应该成为什么样的政治,解决了一个重要的价值问题,而政治宪法则描述了宪法是什么样的宪法,属于一个地道的事实问题;政治宪法范畴侧重于制度的宪法,具有静态性,宪法政治范畴关注于运行的政治,具有动态性;政治宪法注重政治之于宪法的影响力,以权力为本位,而宪法政治立足于宪法之于政治的正当性,以权利为本位;宪法政治强调政治的运行以宪法为体,宪法之于政治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政治宪法则表明宪法的设计以政治为用,宪法之于政治具有明显的工具性。     

论刑法立场在“风险社会”的坚守与超越

刑法理论的立场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嬗变，但是我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刑法的谦抑性、与大陆法系入罪模式的差异以及草率入罪可能引发的制度危机，决定了我们需要坚守以人权保障为本位的刑法立场，风险刑法只有在极其严格的条件下才能被创设。     

"方言学校"事件评析——以我国宪法文本中普通话条款的规范分析为路径

对近来所出现的方言学校这一文化现象,有必要从宪法角度进行规范分析。从宪法角度解析方言学校事件,需要先明晰宪法上“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条款的涵义。该条款中的“普通话”与“推广”两词有各自的涵义与功能。方言具有一定的功能,但是其局限性是相当明显的。从理论上的“语言权”的视角看,普通话在我国语言体系上具有优先和主导地位。宪法规范的效力性及至上性是法治国家的基石理念。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在冲突中的统一是宪法价值的精髓所在。     

刑法谦抑理念下的刑事和解法律规制

当今刑法可称之为"变动中的刑法",其在中国当下社会情境中应从理念上予以推敲,推敲其产生的基础,推敲其变动的原因,推敲其发展的逻辑脉络,使刑法在推敲中走向完善。刑法谦抑理念的勃兴体现着变动中的刑法。在现代法治社会,刑法谦抑性是刑法应有的价值意蕴,具有限制机能,其通过刑法处罚范围(犯罪圈大小的划定问题)和处罚程度的限定加以体现。刑事和解恰恰是刑法对传统刑法理念的挑战,是对刑法谦抑理念的回应。刑事和解旨在软化刑法的强制性,增强刑法的诱导观念及道德重建功能;刑事和解是公法的私法化的表现,是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具体体现之一,是刑法谦抑理念在刑事司法程序或者说是刑事司法制度层面的最好诠释。     

论刑法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之构建

刑法必然体现一定社会之核心价值理念,同时又对培育和维护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理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价值是指能够满足社会、集体、个人某种需要的积极意义。社会核心价值理念即一定社会的人们普遍追求和遵循的,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体系和道德境界。研究刑法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之构建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积极意义。     

宪法的本质与宪法规范的价值定位

从本质上讲,宪法体现的是一种控制权力的理念,但控制权力并不是宪法的根本目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公民权利.宪法规范必须以控制权力和保障权利为宗旨,合理安排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和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价值关系,最终通过对宪法规范的价值定位,来实现我国宪法的价值转变.     

回顾与展望：新中国刑法立法70年

经过三十年的理论和实务积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法典出台于1979年,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刑法深受工具刑法观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驱动型刑法"。随着市场经济确立和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刑法实现从"革命驱动型刑法"向"建设驱动型刑法"的现代转型,古典自由主义刑法观产生深刻影响。1997年全面修订的刑法典于此具有标志意义。2012年以来,在工业社会逐渐走向成熟的同时,中国的风险社会侧面日益凸显,某种特定的风险刑法观更适应中国社会变迁的需要。在"建设驱动型刑法"继续完善的同时,"风险驱动型刑法"已成为新的立法发展趋势。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时代课题要求我们就未来的中国刑法发展作出理论展望。     

宪法解释体制下的司法空间与界限

立足于我国宪法解释的现状,无论从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方式解释宪法的社会基础和活动空间亦即其面临的现实动力和压力方面,还是解释的运作方式和实际表现亦即其个案和附带性质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宪法司法解释得以规范和奏效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在我国几个效力不同、功能各异和相对独立的宪法解释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宪法解释体制中符合司法的特性及其依附的政治体制架构。     

论社会权可诉性的宪政之路

社会权作为基本权利,不仅具有主观权属性,也具有客观法属性,这为社会权可诉性的＂司法与准司法＂路径提供了宪法依据。宪法诉讼是社会权在宪法层面可诉性的本源路径,我国宪法诉讼应采用＂最低限度主义＂,通过运用宪法明示性条款直接保护社会权、通过审判发现宪法中的默示性社会权等方式缓慢稳妥地促进社会权的司法保护。宪法解释是中国语境下社会权可诉性的路径,我国宪法解释宜采用＂原旨主义＂解释方式。在宪法层面,通过对宪法条文涵义与国家政策的宪法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民法层面,通过对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的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行政诉讼法层面,通过肯定性行政救济手段与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来保护社会权。     

论宪法的裁判规范性及其适用类型

从实证上考察,宪法的裁判规范性是宪法能够适用的基础;从宪法适用的可能性来考量,宪法具有"法"性,即规范性、强制性和制裁性。宪法适用包括宪法立法适用、宪法行政适用和宪法司法适用三种类型,它们分别是宪法适用的前提、重要途径和关键。     

中国宪法的变迁——历史与未来

近百年来,中国宪法经历了从上半叶的随意性修宪和下半叶的斗争型宪法到建设型宪法的转变.其主要特点有变动频率大,宪法实效差,政治导向过浓,修宪程序化程度低,宪法直接效力和违宪司法审查未能入宪,推倒重来的多,新内容少,正式修宪与非正式修宪并存.之所以造成如此状态的原因主要有悠久的人治文化传统,立宪主体与政治权威的合一,修宪社会力量不足,独立的法学家群体缺乏,法理念的工具论.21世纪的中国宪法将在结构、效力和修宪程序诸方面发生重大变革.     

论民生刑法的边界——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人本主义的发展、民意立法的加强、倾斜保护的提升让民生权益的立法实现成为可能。《刑法修正案(九)》的颁布实施,体现了刑法对民生的保障,展现出刑法理念的变化。刑法对于民生的保护,应当做到既不缺位亦不越位,才能真正地将民生问题的刑法保护落到实处。民生的内涵极为丰富,对民生刑法的过度推崇可能会导致刑法的非理性扩张,从而架空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应当理性对待民生刑法,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科学立法原则以及利益平衡原则,防止刑法过度扩张、民意操纵立法、利益出现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