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失陷后的山西战局——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背景

太原失陷后,山西省境内除八路军外,晋军、中央军及其他各路军队甚多,各部继续进行抗日作战,山西战场上绝非八路军一枝独秀。太原失陷时,日军只占领了同蒲路北段、中段和正太路沿线城镇,晋西北、晋南、晋西、晋东南等区大片土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并与后方连接,中日军队仍在正面战线交锋。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要战场,还是正面战场。那时,八路军一些部队的作战也从属于正面战场。太原失陷后,第二战区即部署各部军队分区游击,军事委员会亦指示第二战区开展游击作战。但第二战区部队除一部分已经转入日军侧后开展游击作战外,多数部队进行的还是运动战,有的是阵地攻防作战。将太原失陷后晋省作战统通归入“晋绥游击战”,似亦非所宜。太原失陷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国民政府军抗日作战的重要性远远超出共产党八路军所起的作用。     

太原解放前夕阎锡山三次南京之行

晋中战役结束不久,阎锡山的统治中心--太原即陷入了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成为孤岛.但是,阎锡山仍然在作困兽之斗.太原解放前夕,阎锡山三次南京之行,就是在此形势下发生的.阎锡山第一次南京之行,旨在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报告其困守太原的情形,希望得到援助;阎锡山第二次南京之行,其使命除应蒋介石之邀,调解府院关系外.亦为寻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和有关方面对太原进行支援;阎锡山第三次南京之行,是奉代总统李宗仁之命,参与国民党中央关于国共和谈等问题的磋商.阎锡山此次抵达南京后,虽因交通受阻未能返回太原,但他仍不断给其困守太原的部属撑腰打气,鼓励他们负隅顽抗,绝不投降,直至太原解放.     

崔浩之死

<正> 北魏崔浩是中国中世纪史上一位才华出众、见识过人的大政治家,一位天才人物。他辅佐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祖孙三代统一北方,立下功劳。晚年不幸,在拓跋焘盛怒之下遭到杀害。由崔浩被杀,株连到宗族姻亲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多被族灭。崔浩之死,是北魏史上一次大狱。由于史册记载不详,后代史学家对他的致死原因     

太原历史地理研究

地理条件是城市兴起的基础,地理条件的优劣对城市的兴起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太原城市的兴起与太原盆地的自然环境、经济以及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通过对以上诸方面的分析,阐明太原市兴起的地理因素。太原盆地的自然环境太原盆地优越的自然环境,为太原市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山西高原的中部沿汾河流域是一个个小盆地组成的川地,太原盆地居川地的中间地带,东西宽50公里,南     

中国装备制造业人才的摇篮——太原科技大学

太原科技大学始建于1952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所面向重大技术装备和重型机械行业进行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大学。学校的前身是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原隶属于国家机械工业部，现为中央与山西省共建共管。     

太原市城市风格定位的几点思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风格的缺失和城市建设雷同化是具有2500年历史的古城太原面临的主要问题。太原有其自身的优势,我们应该抓住这些优势定位太原的城市风格和提升太原的城市品位。要在城市的使用功能上、太原的历史文脉上以及战略思路上为太原市城市风格准确定位。     

太原叫"龙城"不科学

说太原是“龙城”，源于上世纪５０年代后期郝树侯《太原史话》书中的叙述：“赵宋统治集团把晋阳叫做‘龙城’，意思是说，晋阳北面的系舟山是龙角，西山南行有龙山、天龙山是一个粗长的‘龙尾’，晋阳正当着这条蟠龙的中心，所以时常有‘真龙天子＇出现。这话是鉴于高欢、李渊以及五代的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都是从晋阳起家而说的。”（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６月版）。但《史话》的作者既没有说明依据，也没有注明出处。宋代和宋以后的有关史书及历史地理著作、地方志书、文人笔记等，均未发现记载。可见，上说是没有历史根据的。解…     

论北魏太原士族群的集体复兴

永嘉乱后,衣冠南渡,西晋形成的太原士族交游网络分崩离析。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太原士族群退居幕后,北魏统一黄河流域,着力整合乡里社会,太原士族群强力反弹。太原士族群的姻亲大多数是四姓家族和巨姓强宗,姻亲成员多数具有治理并州的仕宦经历。太原士族之通婚既有家族利益发展的实际需要,也有北魏朝廷控御地方的政策烙印。北魏太原士族群从整体上看处于上升态势,但整体上升过程中,部分家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北魏太原士族群的沉浮,代表汉人家族在异族统治下的基本命运。     

唐大历、元和年间摩尼寺选址原因辨析

陈垣先生在《摩尼教入中国考》一文中,根据唐大历六年和元和二年,回鹘两度请求在中原建摩尼寺事,指出唐代中原摩尼教＂先由北而南,复由南而北＂的传布路线。笔者分析中原摩尼寺的设立情况,辨释陈先生这一观点,认为回鹘请求在江南地区建寺多伴随粟特人之商业利益,而在河南,尤其是太原府置寺则更具政治意图。     

明清长崎贸易与闽南文化东传——以福济寺的变迁为中心

明末清初时期,随着中日海上贸易的发展以及商业规模的扩大,长崎唐人纷纷建立起所属于各自乡帮的寺院伽蓝,其中规模最大的三座佛寺并称“唐三寺”,分别是三江帮的兴福寺、福州帮的崇福寺、漳泉帮的福济寺。福济寺最初本是供奉妈祖的小庵,在唐通事与漳泉帮唐船主的共同努力下始建伽蓝,最终发展成临济宗黄檗派的寺院,直到明治时期随着唐人贸易的衰退,福济寺也逐渐由盛转衰。     

洛阳广化寺钩沉

龙门广化寺是洛阳的著名寺庙,在佛教史上地位显赫.然而,至今对其建立的年代、历史演变、历史地位的认识都存在着诸多错误和空白.龙门广化寺实建于唐代,为密宗的祖庭之一,而不是被人们认可的北魏.五代时广化寺高僧云集,宋代时仍为朝野瞩目的著名寺庙.     

说唐代洛阳白马寺

洛阳白马寺是东汉由西域引进佛教后建立的第一所佛寺,到了唐代,已经破烂衰败。武则天时期,白马寺得以重修,在政治生活中充当了重要角色。这里的佛事活动一直在继续,不但体现中外文化交流,而且对国内其他地区产生影响。白马寺没能作为单一宗派的祖庭而得到本宗的张扬和保护,它是综合性的佛教道场,显示出兼容并蓄的恢宏气势。     

焉耆锡格沁地面寺院

本文首先对锡格沁地面寺院布局和分类进行分析 ,然后对佛堂建筑的形制和组合作类型学研究 ,把地面寺院分为四期 :第一期开创期 ,即 7世纪下半叶 ;第二期兴盛期 ,即 8世纪下半叶 ;第三期持续发展期 ,即 9世纪上半叶 ;第四期衰落期 ,即 9世纪下半叶至 1 3世纪。各期的划分是以唐朝经营安西四镇、吐蕃占领西域和回鹘西迁等为历史背景的。文章还从寺院形制和雕塑、壁画等方面探讨了焉耆佛教对高昌回鹘佛教的影响 ,以及焉耆佛教的派别     

新疆丹丹乌里克遗址新发现的佛寺壁画

本文描述了新疆丹丹乌里克遗址新发现的佛寺壁画,对壁画内容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这批壁画的时代上限在7世纪晚期,佛寺为唐代遗存。     

论元代文坛对欧阳修古文风格的接受

欧阳修的古文风格经由南宋与金,嬗递到元代文坛,成为对元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文风传统。元代初年,活跃于文坛的北方作家群虽很重视对欧阳修文风的学习,但不同于欧文,雄奇文风仍是主导倾向。到了元代中期,在江西作家群的倡导和浙东作家群的呼应下,欧文温醇和雅的风格成为一代文风的底色。到元末,文坛形成欧、苏并尊、唐宋并重的格局,开明代唐宋派之先声。     

中秋节源自新罗考

开成四年(839),日本高僧圆仁在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法花院见到寺中新罗僧人过八月十五节,遂在当天的行记中写道:"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检索中国文献,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没有中秋一节。清人王谟说这不是宗懔缺记,也不是荆楚一带没有此节,而是唐代以前就没有这个节日。在唐代文献中,中唐,特别是入晚唐以后,士大夫中出现中秋赏月之事。但在唐代,中秋尚无节日性质。中国传统的中秋节是唐朝士大夫的赏月活动与新罗侨民的节庆活动相互影响,融合而成。     

评《汉唐佛寺文化史》——从历史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观察

本文是从历史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对唐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弓研究员的《汉唐佛寺文化史》进行的批评性评论 ,指出了该书存在的史实史料、研究过程、研究方法、工作态度以及具体结论中存在的明显的不足或错误     

清代山西的商业城镇——太谷

太谷自古就是山西著名的商业城镇,清代至民国时期商业发展到鼎盛,城内店铺林立,商业贸易活动繁盛。清代中叶,随着票号的创办,太谷县城逐渐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从现存于太谷县城外净信寺的一批碑刻资料入手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以还原清代及民国时期太谷城内的商业面貌,并考察出太谷籍商人的行商地域范围。     

唐人选唐诗第一人孙季良生平事迹考

孙季良,盛唐时期河南洛阳偃师人。他是名儒尹知章的门生,又与著名诗人张说、贺知章等人同列“开元十八学士”。孙季良的传世诗文作品极少,在整个唐代文学史上湮没无闻,但在唐诗选本史上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他编选的《正声集》是第一个唐人选唐诗的诗歌选本,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他还擅长书法,并且参与了唐代大型官修类书《唐六典》和《初学记》的修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