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财政新体制的框架性构建

目前我国财政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和支出的结构“错位” ,政府职能缺位和越位严重。构建新的公共财政体制 ,应在遵循市场、发展、效益原则的基础上 ,着力构建其职能、管理体制、政策框架。具体来说 ,在财权关系上要理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在支出制度方面 ,要调整支出范围 ,改变支出方式 ,进行预算领域的制度改革和创新 ,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等配套改革 ;同时 ,构建以税收为主体、以规范的非税收入为辅的公共财政收入体系。     

着力构建科学规范的非税收入管理体系——非税收入与税收比较研究

非税收入与税收一样,都是政府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从理论比较来看,非税收入与税收是两种古老的财政收入形式,都将长期存在,且其职能作用存在差异,不能相互替代。从国内外实践比较来看,当前我国政府收入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在于运用了税收和非税收入这两种形式,而是在运用这两种形式中出现了问题:即非税收入尚未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管理轨道。这才是问题的症状所在。因此,给非税收入管理补课刻不容缓,尤其在规范管理方面,更应该加大力度。因此,现阶段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在逐步完善税收管理体系的同时,把非税收入征管摆在与加强税收征管同等重要的位置,着力构建科学规范的非税收入管理体系。一要正税清费,把非税收入控制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和合理的额度;二要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完备的非税收入法律法规体系;三要改变分散管理现状,提高非税收入管理效率;四要全面规范管理,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管理机制;五要加大研究力度,促进非税收入管理理论创新。     

文化产业的制度变迁及其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变迁经历了萌芽、起步、发展和深化四个主要阶段,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性特征。由于固有利益机制、文化产业产权制度以及成本收益的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变迁仍然存在路径依赖问题,以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为此,应做到坚持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正式制度创新与非正式制度创新相结合、核心制度创新与配套制度创新相结合。     

政府非税收入的法律规制问题论纲

非税收入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形式,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国家的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普遍遵循法制化、透明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等原则,法制建设比较完备.我国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非税收入规模偏大、收费基金项目多且管理分散、法制建设不健全、资金管理不规范以及违规收费和乱设基金问题突出等.应当立足于激励与规制并重的理念,确立制度目标和立法规划,从而促进非税收入管理的法制建设.     

略论我国非税收入管理中的问题及其原因与对策

近年来,我国的非税收入呈现出过度膨胀和严重无序的格局.在当前地方财政日显窘迫的情况下,如何加强非税收入管理,已成为我国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收费的膨胀和无序是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产生、伴随着财政体制改革而加剧的,因此,必须从制度变革入手,借鉴发达国家在税费选择及非税收入管理上的成功经验,从税费改革、规范非税收入管理体系以及采取相关的配套措施这几个方面,解决非税收入管理混乱的问题.     

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现状、问题及管理创新

受分税制财政体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增长迅猛,同时非税收入管理也面临法制体系缺失、规模无序膨胀、体制机制欠佳、监督管理失范、技术手段落后等诸多层面的问题。实现非税收入管理的创新,必须以正本清源、纳入预算管理为基础,以强化管理和监督为手段,以充分利用信息化为支撑,以治理乱收费为突破,综合推进各项配套改革措施,提高非税收入管理的科学化、法治化和规范化水平。     

民族文化的制度含义

民族文化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着民族国家的基本制度,而民族国家的基本制度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正式制度与民族文化存在着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均衡过程反过来又影响经济发展的绩效。民族文化对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通过制约和主导正式制度体系的生成和变迁来影响经济发展;通过定义经济行为人的选择集来影响经济绩效。     

税务机关征收非税收入的法律困境及其化解——以《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为契机

从我国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税务部门的具体实践来看，存在划转税务机关征收的非税收入范围仍不够明确、各非税收入项目立法完善程度差异显著、税务机关征收非税收入法律适用争议较多等问题。破解税务机关征收非税收入的法律困境，可以从解释论和立法论两个视角进行。解释论视角通过对非税收入涉及的法律法规进行教义学解释，为税务机关征收非税收入提供指引。立法论视角主要有制定专门的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法、提请有权机关就法律适用冲突进行释明以及修订《税收征收管理法》并将非税收入纳入适用范围等三种方案。从我国立法的实践来看，修订《税收征收管理法》将非税收入纳入适用范围是当前较为可行的方案。     

市本级非税收入征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鞍山市本级非税收入征管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征管体系不完善，广电等系统的收入未能纳入管理体系；行政事业性收入受政策性影响，增长乏力；罚没收入跳跃式增长，但并不形成财力。应采取的对策主要是加强管理，完善征管体系，强化宣传教育，确立非税收入是财政资金的观念，实行政府性资源有偿使用。     

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的激励与法律规制——理念重塑与类型化对策

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的法律规制存在的根本问题是既有的规制理念、制度结构及具体规制措施与当下地方政府非税收入面临的宏观环境及内在机理出现了断裂。公共事务治理日益增加的压力、财权上收而事责下沉形成的体制约束、社会参与及监督政府财务的加强,要求改变管控、看守的传统理念而实现非税收入的激励与规制相容。应以财权与事责的平衡和匹配为核心,以税权分配、发债权和转移支付等为重点完善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的激励机制;同时根据主要非税收入的具体内容和特点构建类型化的规制对策。     

地政制度近代变迁的民间表现

传统法律的近代变迁有不同的表现,这是和传统法律制度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对于主要交由民间习惯和规则来加以调整的地政制度,其变迁也首先表现出其民间特性.在产权确认制度、契证管理制度、土地交易管理制度、勘丈制度中.这个特性都有集中的表现.地政制度在民间的变化为国家法律的变革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论我国义务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

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实质是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是义务教育经费在地区、城乡、校际间的配置不公。造成教育经费配置不公平的主要原因是客观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诸多制度存在不完善之处。研究和建立教育政策运行的公平机制是从根本上解决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的保障,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即要调整和完善倾斜配置政策、义务教育投资与管理体制、转移支付制度以及教育投资法律法规等。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度环境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对制度环境的影响分析,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良性的互动关系,但同时FDI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平衡是导致我国区域制度变迁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我国区域制度变迁的非均衡发展则进一步加深了FDI区位分布上的非均衡。     

制度变革动力系统与当代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合力探析

动力问题是研究制度变革的根基问题。探究制度变革动力系统对于我国当代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合力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依据马克思的制度变革理论中关于动力系统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结合以新制度主义为代表的关于制度变迁的合理观点,重点分析制度变革动力系统的静态结构和动态演化特点,并进而探讨我国社会管理制度变革创新合力模式的要素构成、路径生成和实施目标。     

中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困境中的“锁定效应”分析

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ive)通常被用来描述制度变迁中某些制度长期维持低效率均衡的路径依赖。境外民间组织拥有强大的资源能力,他们通过长期"体制外运行",与相关部门达成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策略和制度安排,某些甚至形成了社会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组织从非正式制度中获得的优势阻碍了现存制度的变革,使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制度变迁交易成本越来越大,最终被持久锁定在满足境外非政府组织利益诉求的低效均衡水平下。而要解除锁定效应,规范管理,需要政府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方面进行强化管理。     

论和谐政府内部管理创新的制度途径

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和谐政府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基本内容之一。根据制度变迁理论,政府内部管理创新要特别重视制度的基础作用。对我国政府的内部管理而言,要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以构建和谐为目标,以制度变革为途径,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层面来推进管理制度建设,最终建立和完善约束—激励机制,实现政府内部管理的创新与和谐。     

改革以来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博弈分析

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实际上就是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 ,在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下 ,博弈才能产生最优的均衡解 ,企业制度创新才能产生最佳效果。本文通过对改革以来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变迁的博弈分析 ,指出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制度设计与实施方面的缺陷 ,要实现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 ,获得更有效的、稳定的博弈均衡结果 ,就必须不断完善制度建设。     

加入WTO对我国资本帐户开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效应分析

一般而言,资本帐户开放过程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但是,加入WTO以后,在其规则约束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冲击下,我国资本帐户开放将在一定程度上中断其诱致性变迁历程,而发生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一异变使我国先前制定的资本帐户开放的若干战略部署面临调整,资本帐户开放(含人民币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可能在条件并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被迫提前进行.为了应付制度变迁过程异变带来的风险(或成本),我国在现阶段必须围绕如何降低转制成本这一问题,在不违背WTO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来进行资本项目管理制度的创新.本文分析了这种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转制期我国资本项目管理制度改革的若干具体建议.     

论制度变迁与“中国模式”的逻辑路径

根据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及其三大构成要素关系的理论,可将现代化发展的制度变迁逻辑,在理论上分为“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和“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两大类型。其变迁手段是通过创设式制度变迁和移植式制度变迁的交替使用来进行的。具体路径体现为：产权制度变迁、组织运行体制变迁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三者之间的相互博弈关系及其创新过程。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变迁以“制度环境变化→意识形态变迁←→产权制度变迁→政府组织形式变迁→制度绩效”的独特路径,验证了“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其所包含的逻辑路径,正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可资借鉴的一般范型。     

当代中国民生问题制度变迁理论视角追溯及展望

当前我国民生领域凸显的众多问题,从制度经济学上进行探究,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层面和非正式制度层面,以教育体制、医疗保障制度、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为主体的正式制度和以社会行为〉-7惯、意识形态为主的非正式制度所存在的羁绊,困扰着民生发展进程,也滞缓着整个社会发展的步伐。改善民生,需要重构制度安排体系内的机制、整合制度安排体系外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