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道”之不平衡看唐代古文运动

"文"与"道"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最为核心的理论概念,这两个概念共同决定着古文运动的发展趋势,也是身处古文运动当中的作家们在创作中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韩愈所提出的"文以明道",为有唐一代的古文家的创作定下了基本的格调,在这种主张的影响下,有关道德伦理层面的"道"占据了文章创作的核心地位,而关乎文章文学性的"文"则成为附属,这也不可避免地使得中晚唐的古文家们在创作当中出现了一种不平衡,即过分地注重对于道统的阐发,忽视了对于文章文学色彩的营构,最终导致古文运动在晚唐的逐步衰微。     

从唐代祭礼看唐代文人的心态变迁与文学选择

祭礼是中国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重要的大型祀典更是国家政治凝聚力的象征,也是文人借以显露才华、表现自我的重要途径.有唐一代,随着不同时期政治风气的不同,国家举行祭礼的目的和能力有很大差异,文人随之经历了以国家祭礼歌颂升平、到整饬政弊,最后信奉民间祠祀这样一个由豁达进取、用世务实,逐渐内向感伤迷茫的心态变化过程,相应地,有关祭祀文学勾勒出由赋颂铺排到议论政弊,再到抒写个人内心世界的演变轨迹.可以看出,唐代祭礼的变迁折射了唐代文人心态与文体选择的变化.     

唐代诗僧齐己的诗歌及其思想研究

本文结合唐代诗僧齐己的诗歌创作,对其思想进行解读。     

唐代北方家族姻娅网络与古文运动的发展

唐代古文家大都出身于北方文学家族,这些家族以婚姻为纽带连结为一个规模更大的姻娅族群,古文运动的思想实质上就是这些家族家学思想的社会化扩散。同时,古文家之间姻娅网络的缔结过程,也是古文运动聚集力量、整合思想、激发创作和扩大影响的过程。这一网络的横向延展与纵向传续对巩固古文阵营,传播古文思想,推动古文运动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论唐代省试赋的宗经特征

儒经在唐代政治生活中受到特别尊崇,即便是强调文学性的省试赋也表现出以经为题、以经为韵、以经为文等鲜明的宗经特征.以经学内容命题者占到现存可考省试赋的1/3强,超过了以子、史为题者的总和.官方以经为题、以经为韵,从形式和内容上限定考生的写作范围.考生以经为文,不仅要阐述题目规定的经义,甚至要做到言必宗经.     

蔡邕的碑铭文与唐代古文运动

蔡邕的碑铭文为后世作家确立了一种光辉的典范。唐代古文运动主要以恢复三代及西汉文风相号召,而蔡碑属于唐代古文家所师法的为数极少的东汉人的作品。这是因为蔡邕确立了碑文写作的“实录”原则,其文融化经典,合乎儒家雅正的标准,遵循褒贬劝诫的根本原则,而且构思精巧,辞藻丰富、典雅但无俚俗、华靡之弊,运用骈俪之语而能够恰如其分,不以辞害意,充分体现了高超的文学才能。     

从半坡彩陶的纹饰说到唐代铜镜纹饰的分形制图思想

传统纹饰是按形式美的法则有规律排列的。这些美的形式中包含有诸多科学现象,其中数学中的分形制图再现了传统纹饰的构成原则。本文通过对西安半坡村彩陶纹饰和唐代铜镜构成方法之剖析,阐明二者之间的递变关系和传统纹饰中蕴涵着分形制图思想。     

复古思潮与文体意识--唐代古文运动与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的文体学省察

复古思潮与文体意识密切相关 ,复古者文体意识的强弱不仅影响其自身的理论及创作 ,而且也制约着复古运动的基本走向。以韩愈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们的文体意识相对较弱 ,能够推陈出新 ;而明代七子派文人的文体意识则过于强烈 ,循规蹈矩 ,模拟成风。二者在文体的创新与守成上各居一端 ,特色分明     

从独孤及到权德舆:唐代姻亲与文学补论

独孤氏与权氏家族不仅自身构成姻亲关系,而且分别与博陵崔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京兆韦氏联姻构成了姻娅之网络,这样胡姓士族与关中士族、山东士族构成了一个政事与文学交融的清流群体.文学复古之所以没有获得较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多数沉居下僚,萧颖士、李华等人均是如此,贾至、独孤及、元结等人开始地位上升,却没有形成居于...     

唐代獠人的书写变迁史

獠人在唐代具有族类泛称的“獠”、社会阶层的“奴”、地域歧视的“南方人”三重内涵。獠人概念的多元化表明,原本作为非华夏族称的“獠”衍生出华夏阶层、地域性称谓,从华夏外部的族群分类向内部的人群分类转换。随着南方华夏化的推进,南北朝以来泛指巴蜀非华夏族群的獠人在唐代重新分化出专称獠属,同时巴蜀獠人与其他族群的界限逐渐清晰。相反的是,岭南獠人的边界急剧扩张,“獠”替代了“俚”成为唐代岭南非华夏族群的泛称。由于岭南俚人的华夏化先于獠人,唐代“俚”的族类含义消减,作为华夏内部阶层、文化指称的倾向日益突出,其过程与“獠”概念的嬗变如出一辙。相较于“客观实体”论,从“族类观念”的视角观察中古南方纷繁复杂的民族现象与民族关系,或许可以更加贴近当时人的认知。     

唐末至北宋的客家迁徙

唐末至北宋的客家迁徙是客家源流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继东晋末年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客家南迁运动 ,而且结果还催生了华夏民族中一个独特民系———客家族群的形成。仅以这段时期的客家源流而言 ,其流寓于以后成为客家基本住地———闽粤赣边的北方汉民 ,比之上一历史时期不仅移民来源更为广泛 ,而且移民数量也更加庞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唐末黄巢起义而使大半个中国处于战火之中外 ,还有五代各地割据势力的纷争和北宋软弱国力与消极政治所带来的社会混乱 ;另外 ,闽粤赣边特别是闽西和粤东在这一时期相对安定与人烟稀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德与周代宗教意识

周人重德,其"德"观念主要运用于政治领域.在周代,"德"乃受命开基之本,长保社稷之所系,为贵族阶级所特有;是以周天子和诸侯为中心包括整个贵族阶级在内的统治阶级向四方辐射的控制和统摄力量;是建立在宗法分封基础上,处理多层面政治关系的手段.     

论唐代美学思潮渊源于北朝

过去人们一向认为，唐代美学思潮渊源于江南六朝的美学思想。事实上，北朝人的审美价值观念及其习俗风尚，才是唐代美学思潮真正的源头。     

唐代人物审美观的嬗变及其文学观照

中晚唐以纤瘦为美,这与初盛唐以丰腴为美的审美观迥异。初盛唐的审美观源于唐初实行的“关中本位”政策以及胡风的影响。“武周革命”使“关中本位”政策土崩瓦解,安史之乱又使中唐士人开始“尊王攘夷”,把矛头指向胡风,唐人审美观亦随之变迁。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文化日益突出,进士科所试诗歌依南朝齐梁体格,导致中晚唐人物审美观向南朝回归,以纤瘦为美之风兴起。这种审美观的嬗变在唐代文学中得到充分反映。     

论今文周书所见之周初政治思想

本文以尚书之今文周书为主要思想资料 ,以周公为中心 ,探讨殷末周初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作者从“革命”与“保命”这两个角度 ,阐发了周初天命可监的“民主”“革命”思想和明德慎罚的保民保命思想 ;并试图从殷周之际中国政治社会演进的角度出发 ,辨析这种“以天为宗 ,以德为本”的思想的根源与实质。     

胡姓士族文学群体与中唐文学格局之形成

盛唐时期胡姓士人的文学活动对于胡姓士族文学群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大历时期是胡姓士人的成长期,贞元、元和时期,胡姓士族文学群体已经形成并举足轻重。胡姓士人群体堪称是中唐政事与文学空间的中流砥柱,与山东士族、关中士族、江南士族鼎足而立且毫无愧色。贞元、元和时期的文学活动场域与德行、政事、言语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胡姓文学家族从地方进入台阁,从边缘到核心,进入文学活动的中心地带。唐人选唐诗选本采摭胡姓士人诗作入集发挥了保存文本的文化传承功能,突出了中唐胡姓士人的创作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胡姓与其他家族联姻是民族融合的组成部分,基于此产生的文学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论唐代姻娅诗群及其文学意义

与魏晋南北朝相比,唐代婚姻观念与婚姻形态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士大夫婚姻缔结重进士、重文学才子,就婚妻家、夫随妻居等姻娅群居现象越来越多。这些变化催生出众多姻娅诗群。姻娅诗群形式多样,经常开展文学揄扬、唱酬、宴集等活动,对提升家族文学水平、扩大家族文学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姻娅诗群的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使家族文学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进而对时代诗歌风尚的形成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唐代文士籍贯与文学考述

唐代文士籍贯与文学关系密切,不同时期文士籍贯总是以密集点的呈现表明其分布状态;中晚唐文化虽呈南移趋势,陕西和河南籍的文士密度仍居前列;《丹阳集》编撰的意义在于确认以籍贯为单位关注文学现象的意识,而初唐“吴中四士”的出现隐含着北方文人势力强盛南方文人势力弱小这一事实。     

传统文化与周作人文学思想的重识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思想资源看,他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人生与为艺术两大文学主潮的文学主张,其人道主义的文学思想也有相应的文化传承;在学术方法上,他的中国式的持平执中、宽容兼取的学术立场也使其学术思想能够更多地融入传统文论中的优秀因子,并更加富有包容的张力;在审美追求上,他通过对文学史的深层次体验提出以普遍、真挚、入世与超越建构新文学的基本框架。     

唐代文学史的编撰:历史与现状

本文认为断代文学史与文学通史都属于综合性文学史,前者一般由割截后者而成,但却比后者具有更强的专业性,能更多更深地反映文学史专题研究的成果.文章回溯了唐代文学史研究发展演变的历史,并通过对近年出版的五部有代表性的唐代文学史著作的评述,阐述了断代文学史的基本性质、学术要求和它们所可能具备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