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熹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之诠释问题的考察

朱熹关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诠释主要有以令解命、以理解性、以循解率、性体道用这几个方面,其中以理解性、性体道用是朱熹经典诠释的重要发明。然而这两条原理与《中庸》文本本身的含义和适用有一定出入,虽在朱熹理气二分、理一分殊等理论结构中能得到恰当调和与说明,但与《中庸》本义还需加以区别理解。     

朱熹《中庸章句》的“心学”内涵——兼与陆九渊的“心学”比较

朱熹作《中庸章句》是对《中庸》这一"孔门传授心法"做出诠释,以接续尧、舜、禹至孔、孟以"心"为核心的传道系统。所以,朱熹《中庸章句》讲圣人道统所传之"道"在于"心";以心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解读"中庸"之"中";既讲"性即理",又讲"心具众理";讲心之"未发","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讲"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讲"以尊德性为主","非存心无以致知"。具有较多的"心学"内涵,包含了许多与陆九渊"心学"相一致同时又有所差异的内容。     

内圣外王与中庸之道——基于《中庸》文本及其诠释著作的考察

始于内圣,终于外王,《四书》是孔子内圣外王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庸》中不但有丰富的"修身"思想,亦包含了富于进取、积极用世的"为政"理想,是孔子内圣外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郑玄、朱熹、康有为等的《中庸》诠释著作有不同的特点,但由内圣至外王的诠释理路却一以贯之。中庸之道乃人间之常道,是合乎"中庸"之原则的"道",是一种平常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处理天下一切关系的基本法则,以普遍性、永恒性、恰当适度为其主要特征。"仁"与"礼"是儒家中庸之道的重要范畴,在孔子内圣外王思想体系中亦有着重要的地位。内圣外王与中庸之道在《中庸》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探析——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

学界对张载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多有研究,不过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则不多。张载构建的太虚与气体用不二、体用相资关系体现了对《易传》气化万物以及万物之性伴随气化万物的过程而产生观点的发展,同时按照《中庸》"天命之谓性"的"天→人"的下行路线实现了天道与人性的合一,即实现了太虚与人性的合一。张载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之间体现出逐步深入的特点,它们对张载思想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辨析《老子》之“物”

《老子》中的"物"主要分为"道"、天地、万物、器物等四类存在体。"道"是绝对的"有",是形上之"物",它开出了天地、万物等天然现象之"物"。"道"在展开自身的存在过程中孕育出天地,继而由天地的运作产生万物。在这一宇宙生成论中,"道"始终"不自为大"。天然现象之"物"依"德"而展开其存在。天地的"不自生"即是天地保持着自身合理的存在状态,天地与万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万物分为自然物和人,万物的普遍存在状态是"自化",人如何"自化"影响着万物的整体走向。器物是人造现象之"物",是被动的存在体,其"德"本自万物。辨析《老子》之"物"具有三重意义:其一,理清层次、结构、关系、价值向度、侧重点、思想特色;其二,利于语词、文本的遴选和文意的理解;其三,进入"自"的向度。     

援“道”入“相”:《庄子》相术思想的独特性

《庄子》一书中有不少与相术相法有关的内容,它们体现了作者对世上流传的相术以及观人相物方法的一些精深而独到的认识。《庄子》对世间相术有肯定、吸纳和借鉴的一面,也有否定、超越和提升的一面,其相术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援"道"入"相":以"道"观照世间相术,并主张以"道"观人,以"道"相物。《庄子》的相术思想不但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全书的学说核心,其表现形式也对全书有增光添色之功。     

“主静”与“主敬”:《近思录》中的“人”—“生”智慧

作为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典籍,南宋大儒朱熹和吕祖谦编纂的《近思录》中充满着与"人"—"生"大关目相联系的"人"—"生"智慧。宋儒从"主静"的形而上之"哲学"出发,牢牢把定中国传统文化向来瞩目的践履性道德教化的大方向,殚精竭虑于修身养性诸命题,遂在将"思想"结晶为"文字"的过程中,通过《近思录》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     

刘勰“《书》标七观”说考源

《文心雕龙》有"《书》标七观"一说,其相关内容最早见于传世文献《尚书大传》、《孔丛子》两书。两书载记稍有差异,但就此并不能认为"七观"说属于秦汉或魏晋时期儒者所臆造,恰更能证成其为战国流传下来的一些有关孔子论《书》的"传"文或传说。"七观"说不仅概述了《书》之核心要义,亦对汉魏时期不同《尚书》学派诠释《尚书》之向度产生过重要影响。     

“诚”是朱熹学术体系的最高境界——以《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为中心的讨论

朱熹的学术以《四书章句集注》为核心,以《大学章句》的格物致知论为起点、以《中庸章句》的“诚”为归宿.因此,朱熹的学术不仅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以格物致知论为出发点,而且还以敬为本,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过程中,达到天人合一的“诚”的最高境界,并且是对道统“十六字心传”的一种延续.     

朱熹:一位被遗忘的天文学家

宋代大理学家朱熹研究过天文学 ,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 ,他是否可称为天文学家 ,迄今尚无定论。本文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试图理清朱熹研究天文学的历程 ,概括出他在天文学上的卓越贡献 ,并对他的天文学研究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予以肯定 ,从而认为朱熹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天文学家     

朱元璋阅读活动论略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崇儒尚学,热爱阅读.他不仅重视对图书的收藏,更能够身体力行地广泛阅读,勤于钻研.他的阅读观念和思想也对明朝的建立和巩固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熹心灵哲学初探

朱熹哲学中的人心是对人的感觉和知觉的统称,它是心灵对事物的直接反映.道心则是人心的主宰.这个主宰,康德称之为理性.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它便是某种意志.朱熹认为只有儒家的意志,才是善良的,因此道心指儒家的意志.它通过学习,将善良的儒家价值观转换为自己的意志,然后持之以恒而得以实现.具体的方法便是居敬.人心离不开道心.感觉和知觉离不开人类理性的主导.缺少了儒家性质的意志来主宰的感觉和知觉是危险的.     

朱熹易学简论

作为易学哲学大师,朱熹追求《周易》一书的本来面貌,提出了“易本卜筮之书”的命题,突破了经学的传统观念;他以阴阳对待和阴阳流行概括易学中的阴阳变易学说,进—步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他以程颐体用—源说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将汉唐以来易学哲学中的宇宙生成论体系,转变为本体论体系,对儒家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熹思想中的“天理”和“人欲”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存天理,灭人欲＂是他的重要思想主张。＂天理＂是终极的善,而＂人欲＂遮蔽了人们对＂天理＂的探求;只有抛开＂人欲＂之私,才能达到＂天理＂的至上境界。     

抗战期间竺可桢主持浙大的一个侧面——解读竺可桢与朱家骅的几封往来函件

1938年初,浙江省政府停发浙大每月一万元的补助费,竺可桢请求由教育部直接拨发,并致函好友朱家骅,请其出面向教育部长陈立夫斡旋,以促成此事.1939年底,竺可桢为浙大顺利迁移贵州致函朱家骅,请其出面向陈立夫疏通此事,并最终促成教育部六万元拨款.1944年底,竺可桢为浙大自组自卫团所需枪械及划拨应变经费等事,致函已转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请其帮助.通过解读几封竺可桢的往来函件,可以对研究竺可桢、浙江大学校史以至高等教育史提供若干新的思考.     

朱熹哲学的生命意识

本文试从生命哲学的视野对朱熹宏大的思想体系作一整体通观,认为,朱子哲学的形上建构、现实依托和历史文化传承都以生命为核心,生命成为其哲学最本质的内在链结.在朱熹精心构筑的本体世界、现实世界和历史文化世界中,人的本体生命意识、现实生命意识和文化生命意识相互贯通、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形态.朱子对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意识的理性反思,对形上与形下、历史与现实的生命关切也形塑了其哲学的人学特质.     

朱熹在江西事迹考(之一)

朱熹一生中曾三次穿横江西中部诸县,在沿途留下不少诗文和事迹。利用沿途各县的地方文史,将这些诗文和事迹的本事、源流考证清楚,对江西的朱熹研究以及沿途各县的文物、旅游工作都有一定意义。     

朱祖谋《宋词三百首》探论

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宋词选本之一。《宋词三百首》的编选 ,既体现了朱祖谋的词学观念和词学倾向 ,又在词学普及方面为后学开辟了一条相对宽阔的学词途径。经过唐圭璋等人的笺注 ,《宋词三百首》在20世纪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成为词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论朱湘译诗中意象的改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人兼翻译家朱湘翻译了大量的诗歌。在译诗中,他对许多诗歌的意象做了改写。对比分析译诗和原诗可以发现,朱湘主要采用替代、删除、增添等方式改写原诗的意象,以求获得对等的翻译效果。通过运用这些翻译改写策略,朱湘成功地美化了译文,使译文获得了与原文相当的审美效果,从而实现了诗歌翻译之目的,为中外文学交流谱写了新篇章。在诗歌、散文、书信、文学评论等作品中,朱湘间接地表明了他改写意象的缘由。研究认为,朱湘的文化立场和诗学诉求是他改写原诗意象的两大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