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中庸章句》的“心学”内涵——兼与陆九渊的“心学”比较

朱熹作《中庸章句》是对《中庸》这一"孔门传授心法"做出诠释,以接续尧、舜、禹至孔、孟以"心"为核心的传道系统。所以,朱熹《中庸章句》讲圣人道统所传之"道"在于"心";以心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解读"中庸"之"中";既讲"性即理",又讲"心具众理";讲心之"未发","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讲"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讲"以尊德性为主","非存心无以致知"。具有较多的"心学"内涵,包含了许多与陆九渊"心学"相一致同时又有所差异的内容。     

朱熹《中庸章句》首章"三位一体"的诠释特色

朱子对<中庸>首章作出了创造性诠释,深刻论述了该章居于全书之"体要"的地位,指出该章依次论述了"道之本原"、"存养省察"、"圣神功化"三个儒学核心话题,揭示了<中庸>乃是集儒家本体、功夫、境界三位于一体的成德系统,此一成德系统,通天人,合内外,安人我,即内在而超越,最精微地浓缩了儒学的根本要义.     

“诚”是朱熹学术体系的最高境界——以《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为中心的讨论

朱熹的学术以《四书章句集注》为核心,以《大学章句》的格物致知论为起点、以《中庸章句》的“诚”为归宿.因此,朱熹的学术不仅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以格物致知论为出发点,而且还以敬为本,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过程中,达到天人合一的“诚”的最高境界,并且是对道统“十六字心传”的一种延续.     

关于朱熹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之诠释问题的考察

朱熹关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诠释主要有以令解命、以理解性、以循解率、性体道用这几个方面,其中以理解性、性体道用是朱熹经典诠释的重要发明。然而这两条原理与《中庸》文本本身的含义和适用有一定出入,虽在朱熹理气二分、理一分殊等理论结构中能得到恰当调和与说明,但与《中庸》本义还需加以区别理解。     

《中庸》“诚”思想的诠释及其当代价值

《中庸》是儒家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诚”既是最根本的哲学范畴,又是最基本的道德范畴,更是“天道”与“人道”,即“天人合一”的桥梁与纽带。“诚”是整个儒学得以建立的基础,是中庸之道的基础和保证,也是中庸之道的外在体现。在当代社会环境下,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庸》“诚”思想对于坚定不移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中庸》的“性”是“善”的吗?——与《性自命出》对比研究

通过对比发现,《中庸》与《性自命出》有许多共同点,在“性”的解释方面也是如此.它们对“性”都作“可善可不善”解,且都肯定有向善发展的可能.但两者也有不同,笔者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庸》讲“诚”,而《性自命出》则无.虽然说《性自命出》讲信(“信,情之方也”),且“诚”也有“诚信”之意,但“诚”在《中庸》中不仅仅是“诚信”,更主要是上升到一种本体的高度.整体现之,《性自命出》还没有达到如此的高度.如果说《性自命出》也是子思所作,那么《性自命出》是早于《中庸》的作品.     

从论“礼”到论“性”——唐代学者对《大学》《中庸》的意义转换

"四书"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原隶属于《礼记》,属于"五经"体系下的内容。随着学术核心话题转变为心性论,唐代学者们对礼学经典的解读也有了新的学术标准和学术旨趣。他们开始从"德""仁""心""性"等心性论方面对《大学》《中庸》两篇进行解读,学术重心开始由重"礼"转向重"性",并最终使它们脱离了礼学体系,成为儒家的心性资源和经典依据,开启了经典研究的新方向和理论构建的新话题,这些都为理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简书《性自命出》所论之“道”

《性自命出》所论述的主题是"道"。这个"道"因为其可"道",故为"人道"。此"人道"始自"人情"出自"天道",终于"义"回复于"天道"。"道"此"道"之方为"教",圣人设教,制礼作乐,终成其"治道"。故《性自命出》之"道"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乃是圣人之治道。至于简文中所出现的对"心、性、情"等的论述皆是服务于此"道",从对"道"的论述上来说,相比于传世文献,《性自命出》并无多少独特之处。     

王阳明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的解读及其后学的变异——兼与朱熹的解读比较

王阳明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的解读,源自于朱熹《论语集注》将"克己复礼"分为"克己"与"复礼"两个部分,将"克"解读为"胜","己"解读为"身之私欲"。与朱熹一样,王阳明强调"克去己私",讲"克己工夫"。然而,阳明后学的解读却发生了变异。他们明确反对朱熹把"克己"之"己"解读为"己私",或将"克己"解读为"修己",或将"克"训为"能"。这些解读不仅不同于朱熹,而且与王阳明的解读也有很大差异,并与朱熹、王阳明的解读一起为后世所接受。     

从吕留良的《大学》诠释看清初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是清初的全国性学术议题。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大学》切入此议题便成为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津梁。清初朱子学大师吕留良沿袭这一公认的学术途辙,围绕辐辏于《大学》的核心议题如《大学》的版本和主旨、“三纲领”内涵及关系以及“八条目”中的“格物”等展开细致入微的辨析,显豁出“尊朱辟王”的学术取向。而这一取向赖其卓绝而醇正的朱子学学者的地位,相应地涵具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在后阳明学时代拔擢朱子学地位,加速朱子学在清初的复兴;二是助推“尊朱辟王”学术思潮的高涨,成为上承张履祥下启陆陇其的关键环节。从吕留良这一具体而鲜活的个案可见“尊朱辟王”是清初解决“朱、王之争”的主流方案,为朱子学在清初复兴并再度上升至官方哲学有先导之功,映照出《大学》诠释与学术思潮、学风递变之间的互相作用的关系。     

论黄道周对朱熹道统说的批判

传统观点认为,黄道周的学术思想宗崇朱熹.本文从黄道周对朱熹道统说质疑和批判的视角,对此提出驳议.黄道周将汉儒纳入道统谱系,否定了朱熹道统说中的真空阶段;通过对理学家人性论的质疑,削弱了宋儒在道统中的地位;通过对“四书”作为“道”之文本载体的质疑,瓦解了朱熹道统说的基础.黄道周主张以“仁”代“心”,从易学角度推算出客观的道统之“统”,坚持以“六经”为道统之“道”的载体,凸显了自家之学在道统中的合理地位.     

孔子中庸之道文化解读

孔子为了维护处在上升时期的封建制,自身践行了中庸之道,体现了在认识论方面的积极的实际意义。中庸之道具有积极的修身、正心的强烈意识,对于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具有方法论意义,对当今建构和谐世界也具有指导性作用。     

论朱熹对经典文本的体验诠释

朱熹在诠解儒家经典文本时所运用的体验诠释方法,既是求得圣人之心的心理诠释,又是基于经验之上的力行践履,是反求诸己的切己体察工夫.朱熹的体验诠释立足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是对"惟本文本意是求"的语言诠释的超越,体现了儒家学说经世致用的特质,也反映了朱熹与西方诠释学家对体验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的诠释目的诉求.     

“禘”解在朱子学中的意蕴

在经学史上,关于"禘"的理解历来就存有分歧,尤自郑玄、王肃以降。至唐代《五经正义》颁之国胄,世人治经唯郑之从。然而,民间也出现了以赵匡为代表的新的学术动向且开宋学先风。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虽采赵匡之说,但因朱子不满程子解"禘"而程朱之判已明;虽然学宗朱子,但是以吴澄、陈澔为代表的门人后学对"禘"的理解也有区别。因此通过对"禘"的研究,可以一窥朱子学在经学领域,尤其是礼学研究方面的精微化趋势。     

孔子的中庸思想解读

中庸思想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它由孔子首次提出,经由子思、孟子、董仲舒和朱熹等儒家代表人物继承发展,其内容日臻丰富。文章对孔子的中庸思想的来源和主要内容进行剖析,并力求展开客观评价。在当代社会弘扬孔子的中庸思想,对于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社会的发展进步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庸》新诠

《中庸》是一篇重要的儒家哲学经典文献,它以道德本体作为始基,以道德主体作为核心,阐述了秉具天命之性的人在社会和自然中的立身原则和行为规范;它所包含的道德本体论、道德主体论、德性伦理政治论、德性宇宙论思想,集中展现了儒家包容性的人文主义精神;它所高扬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于当今人类重建道德心理基础、恢复信赖社群与和谐宇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朱熹行政哲学思想的三重视域

朱熹行政哲学思想具有深刻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意蕴。在本体论层面上,其以"理"为核心,确立了行政人格的性善基调;同时,其对理气关系的论述,为行政关系的固化和等级秩序的合法化提供了内在基础。在行政价值论层面上,朱熹以公为核心,阐发了理与公、公与私、公与仁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公的本体论依据、并划定了公与私的边界、明确了公与仁的实现路径。在行政认识论层面上,朱熹遵循"理一分殊"的逻辑,肯定了理在分布上的均等性与主体对于理之体认、践履的个殊性之间的二元分化,并指出了通过"即物穷理"而去除遮蔽,彰显人性中之天理、达致行政主体之人性彰明的路径。朱熹的行政哲学对于当代行政生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朱熹解《孟子》“桃应问”章发微

朱熹《孟子》"桃应问"章解释围绕着"本于天理、验于人心"这一原则,主要从圣贤之心与圣贤之权两个方面论述了圣贤处事之道,与司马光、欧阳修、杨时、张栻等思想家的解释相比,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既讲天理又论人心,重在探究律法、政治的价值来源和内在基础;其二,反对一味求权、任意行权,重视"人情""人心"对天理与律法的证成,强调人、理、法的互动融合;其三,既论圣人之心又论天命人心,将二者置于一种互相制约又互动融合的关系中,为君主为政设定了法则;其四,圣人之心、天命人心与圣人之权统合于一理即五伦正理,并因人、因时各有表现形式,贯穿着"理一分殊"的理念。朱熹此章阐释涉及到"公共之理"在政治社会中的表达,可为深入解读朱熹的公私观提供启发。     

中庸：基于比较的意象图式——关于隐喻是一种人类普遍认知方式的思考

概念系统各种结构的组成部分为图式和隐喻。图式是动作本身概括化的直接结果,图式的完全匹配是事物的归类规则,图式的部分匹配却成了隐喻的诞生机制。“无过不及”,是一种演化而来的比较图式。肇始于动作图式的“无过不及”经过无数次的重复后内化为思维图式,作为思维图式的初始图式可能经常作用于单一领域,之后通过非基于物理特征或不完全基于物理特征的相似亦即通过隐喻的途径转移或复制到其他领域或情境,成为了一种滥觞于宇宙间的基本图式,进而成了数千年来深深锲入民族文化心理的常规认识方式。     

试析朱熹对太谷学派生命哲学思想的影响

太谷学派是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由安徽石埭人周太谷创办、曾活跃于山东、江苏一带的民间学术团体.其创始人周太谷及各代传人以继先圣绝学、教民养民为己任,对朱熹学说进行积极探索与思考.他们从生命哲学角度汲取和发挥朱熹学说,从而拓展了朱熹之学的生命哲学路向.本文拟从生命认知、生命伦理、生命修养、生命境界等诸方面揭示朱熹之学对太谷学派生命哲学的深层影响,并努力展现这种影响的多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