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程对《西铭》诠释之差异:从"万物一体"到"理一分殊"

自程颐以"理一分殊"来诠释《西铭》,后世学者尊奉不已.但《西铭》中包含的"万物一体"思想却转而晦暗不明.从《正蒙》"气一元论"角度可以阐发出"万物一体"之旨,而程颢也是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角度来诠释《西铭》中所备言之"体".在程颢没后,面对杨时对《西铭》"言体而不及用"可能流于"兼爱"的质疑,程颐提出"理一分殊"的诠释模式为《西铭》作辩护.以"理一分殊"诠释《西铭》无疑是程颐的一项创造性诠释,但只有重新回到理学产生的原初思想语境,重新抉发出《西铭》中所蕴含的"万物一体"思想,"理一分殊"在理论上的重要性才能更加显豁.     

贯通天人与勾连汉宋——论《西铭》与汉学《孝经》之关系

《西铭》与《孝经》的关联是十分明显的。宋代学者对于《西铭》所阐发"理一分殊"有过几次激烈的争辩。反对者以为其理近于杨墨,支持者则认为《西铭》是借"孝"之理发明"理一分殊"之旨。明代以来心学突起,《西铭》与《孝经》的关联愈发受到学者重视,甚至有人以《西铭》全文注释《孝经》。现代不少学者从张载的礼学背景出发,认为《西铭》旨在以"孝"为纽带维系封建等级制度,这成为宋明以后对《西铭》与"孝"认识的一个重要补充。     

杨时仁体论对于二程仁学的取舍与融汇

杨时认同以“万物与我为一”为“仁之体”,看似直承程颢的仁体论。然而,其对《西铭》的质疑则说明,杨时思考仁体时的体用思维异于程颢而同于程颐。二程仁学的思维方式已有差异：程颢未将仁体理解为形而上的本体,而倡导从刻意推己及人到自然以己及人的“能近取譬”;程颐则将体用结构贯穿仁说始终,主张由情感发用见性理本体的“由用见体”。实际上,程颢与杨时分别在“万物皆为我体”与“万物皆有仁体”两种意义上阐发各自的“万物一体”思想。并且,杨时体贴仁体的双重工夫“体究恻隐”与“求仁之方”均遵循“由用见体”的路径。因此,杨时仁体论的话语体系接续程颢而思维方式传延程颐,呈现出对二程仁说的巧妙去取与兼收并蓄。     

北宋《西铭》诠释模式述论

围绕《西铭》的诠释,北宋儒者至少形成了四种典型模式:以吕大临为代表的"人道具则天道具"的诠释模式、以程颢为代表的"仁孝之理"的诠释模式、以程颐为代表的"理一分殊"的诠释模式和以张九成为代表的"心性即天地"的诠释模式。反诸这些诠释者的理论体系可知,吕大临之诠释模式的建构与其理论重心转向人道之修养工夫有关,二程之诠释模式的差异根源于二人之宇宙论的不同,张九成之诠释模式的提出则关联于其对心体的挺立。然而,他们用一个统领性命题去统摄《西铭》多维度的义理意涵,也存在逻辑上不周延的缺点。     

道德实践的形而上学基础——论程颐的“理一”思想

在朱子学研究的影响下,学者们常常将"理一分殊"的思想作为程颐理学思想的重要命题。这样一种阐释固然有其道理,但忽略了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时的具体语境。其实"理一分殊"在程颐那里尚未具备朱熹那样丰富的内涵,而仅仅是针对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实践问题,而且在理论建构时,程颐更强调"理一"。以"理一"为形而上学基础,才能更好地理解程颐哲学中的"以公言仁"以及格物工夫的具体内涵。     

儒佛道交融的朱熹天理论

朱熹的天理论包括理本论、理本源论和理一分殊说等俱是其立足儒门,融会儒释道三教的产物:朱熹的理本论直承程颐,同时也汲取了佛道的本体论智慧;朱熹"理→气→万物"的宇宙论得益于<易传>、道家特别是程颐的本源论的启示;朱熹的"理一分殊"借鉴了华严学的一多关系论,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的理一分殊说.     

杨时“理一分殊”说的特色及其对朱熹的影响

"理一分殊"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许多思想家为了建构其理论体系,曾以各自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阐发.那么,杨时是如何阐述"理一分殊"的呢?他的"理一分殊"思想对朱熹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弄清这个问题,对于了解"闽学"发展的脉胳源流,有着重要的意义.     

朱熹“理一分殊”问题中的二重性思辨——从《朱子哲学研究》相关探讨的不足与限度谈起

学界以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为典范代表的对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探讨大都遗漏掉了"理气问题为何决定着理一分殊问题"这一关键发问,因此导致了诸多耽搁。《朱子哲学研究》的理一分殊专题研究存在两类问题:其一,该研究始终只是在试图解析理一分殊问题的"复杂性"(含义),而没有真正思考该问题的"重要性"(意义);其二,该研究对理一分殊问题的义理分析未能真正阐明理一分殊问题与理气问题的内在关联。实质上,朱熹的理气问题乃是理之二重性问题,是终极视野中的"同一与差异"问题,故其必然决定了理一分殊问题在不同向度上的含义与意义。理一分殊问题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暗示出,理气问题如同通过其二重性思辨而构筑了一条关键道路,"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气同异"等问题乃是这同一道路的不同展示方式。所以,使得朱子成为古典中国最具严格哲思品性的独一无二之思想家的关键,就在于其对"理之二重性"的精思细证与丰富阐释。只有在同一与差异的问题视野中对这种二重性展开思辨,该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才能得到真正透视,进而将引领我们重新领悟在本己哲思道路上的处境与未来。     

《西铭》所开创的三种人文语境

《西铭》原名《订顽》,为《正蒙·乾称》篇中的一部分,后经程颐更名成为一独立篇目。《西铭》之所作,无疑源于理学家的忧患意识和自觉意识,其目的是为宋初以来理想秩序的建立奠定精神基础。《西铭》一文虽短,但其所开创的三种人文语境,即士人的觉醒、三才的承当与教化的承接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定位与责任具有不可小觑的借鉴意义。     

践形闺庭内 位育天地间——船山《西铭》题解之"孝"探微

王船山在《西铭》题解中,提出了对程朱"理一分殊"解释模式的批评:外在于"理一"的"分殊"如果不被克服,便无法真正实现天亲一本.于是船山提出"以父称乾"这一路向,来解决二本难题;其解决途径的基础,在于具体家庭生活中的"孝".家庭与"孝"为我们提供人道视域的起点,使得"物"对我们来说不仅不再是气化糟粕,而且因其被纳入人道视域而使我们可以从中体认天道.人道视域中的"物"让我们向天下敞开,人与"物"的存在方式在"形"的意义上是同构的.成能工夫要求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体用一源,以此为"一学一习上达天道"提供依据.致"孝"工夫通过浸透着德性的见闻之知,使我们参与到意义世界的生成之中,循序渐进以使"天亲合一"得以实现.     

杨时生命哲学浅论

杨时的生命哲学包含其生命起源观、生命态度和生命修养观、生命价值观和道德实践观、生命栖居观。其生命起源观渊源于《周易》,关于＂气＂的观点受张载和＂二程＂很大影响;其生命态度表现为敬畏天命、顺应天命并发挥人的主体性,养气是珍惜生命和个体心性修养的重要方式;其生命价值观为社会道德对个体生命的超越;其道德实践观是对《中庸》之＂诚＂的践行;其生命栖居观主要体现在诗文中,表现为对天人合一、＂曾点之象＂、＂颜回之乐＂的追求,但又充满忧患意识。     

朱熹“体用一源”思想论析

体用范畴自魏晋发展成熟以后,玄学和佛学各派争相言体用,以说明本体与现象、实体与功用之间的关系。程颐揭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基本原则,为理学本体论哲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朱熹在这一原则基础上,建构起他的理本论哲学体系,构成了整个理学的思想基础,他整个哲学体系无不贯穿着“体用一源”这一根本宗旨。     

张载生平若干问题辨正

张载上书范仲淹的时间当以《宋史》所载＂年二十一＂为准;张载并非范之门人也无师承关系,范对张载思想的转变的确起到了重大作用,但经历了一定的过程;张载之学是在与二程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独立的思想体系,＂京师论《易》＂对其易学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张载与邵雍观点的不同,体现了宋代易学气学派和数学派的对立;张载卒时以吕说为妥,主要卒因是病逝,虽然政治失意对其心理和身体会有影响。     

朱熹理气动静说探析

朱熹吸收二程、张载和周敦颐的思想资源,在将本体论意义的＂理＂、＂道＂与含具宇宙生成论意义的＂太极＂融合而纳入自己的体系时,对太极之理究竟能否活动的问题表现出一定的曲折。从理本论思想的演变和理学家所关注的问题考虑,朱熹在理气动静问题上的＂曲折＂是不可避免的。牟宗三对朱熹太极之理＂只存有不活动＂的批评揭示了朱熹理气关系解释的思想特点,但同时这种批评也偏于一隅,与朱熹思想的实际是不相符的。     

多维视野中的弗莱理论研究

诺思洛普·弗菜是20世纪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之一。新时期以来,弗菜理论被翻译引入中国。受到了广泛关注。学者们在整体观照、把握弗莱理论渊源流变、思想内核、方法特质基础上予以发微,延伸出多维立体观照视野,表现在：①叶舒宪、方克强等将弗莱理论定位为“文学人类学”,展开论析;②文化视野中,程爱民等持“整体性文化批评”倾向,王宁、蒋述卓等分别对之作了“文化研究”、“文化诗学”阐论;③哲学视野中,朱立元、杨秀伟等分别予此作了“美学的”、“宗教的”考察;④后现代视野中,王宁等质析了其“后殖民”特性,易晓明等则阐释了其“意识形态”特性,亦有不少学者从心理学、结构语言学等视野对弗莱理论作了观照。     

从"孔颜乐处"到自适任情--陈白沙对理学重要命题的超越

陈白沙的思想上承周敦颐、程颢、邵雍,而与程颐、朱熹不同。这个不同主要表现在对成圣境界——“孔颜乐处”理解的差异上。白沙糅合儒、庄、禅三家思想,在此基础上对上述命题进行了超越性阐释,以自适任情取代“孔颜乐处”的道德伦理内涵。这充分表现在他的生活实践方面。另外,白沙心学的超越性也体现出宋明理学本身的矛盾,揭示出理学到心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理路。     

《论语·先进》“陈蔡章”考辨

《论语·先进》第二章记述孔子困于陈蔡之事,但此章“德行”以下部分是否应该与之前部分为同一章,至今并无定论.郑玄《论语注》与皇侃《论语义疏》就存有不同观点,后朱熹认为是一章,刘宝楠、程树德、杨伯峻却认为是两章,即从“德行”开始,当另为一章.后一观点虽得到学界广泛认同,但与《论语》成书情况不符.笔者立足于《论语》成书过程,通过考察全书中孔子对弟子的称呼方式,判断章中材料有不同来源,认为《论语》一书虽成于众手,但体例谨严,一章之内主题、时地、人物集中,非随意杂凑.故《陈蔡章》当为一章.     

“以史证易”与杨万里诗歌意象选择

与宋诗以人文意象为主的特点不同,杨万里的诗歌以自然意象为主,此一特征与杨万里的哲学思想具有一致性。杨万里是"气本论"的思想家,不同于程颐、朱熹的"理先气后",他主张"道措于物",其易学方法最大的特点是"以史证易"。杨万里的思想具有重视特殊、具体、现实的一面。杨万里的诗歌自然意象远大于人文意象,特称意象远远多于泛称意象,与杨万里的思想趋向一致。     

从《唐诗归》看晚明诗学论争中的李白诗

移晚明诗学之风气的竞陵派选本《唐诗归》对李白诗作出了“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的重新解读：对其雄快风格加以辨证品评,独取其“雄”、“厚’’兼备之作;从调“厚”、情“深”、境“幽”、法“严”等方面阐释其静远幽微之境;反映了李白诗在晚明“复古”与“性灵’’两大诗学潮流之论争及汇融中,继续经典化的特殊表现;促成了李白诗的丰富内涵、风格及体裁在清代的全面接受,对深入认识明清之际唐诗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从《孟子》析伯夷形象

《孟子》中的伯夷形象是复杂的,正是由于复杂的形象,才引发出了更为复杂的精神内涵。在孟子看来,伯夷之＂义＂是伯夷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但在《孟子》中却并未明确提及,而只是阐发了伯夷之＂义＂的两个重要内涵,即＂忠＂和＂清＂。但对于伯夷之＂清＂,孟子却又持着正反两个观点来对待,即正面的伯夷之＂廉＂和反面的伯夷之＂隘＂。＂隘＂是孟子对伯夷批判的地方,＂廉＂是孟子对伯夷最为欣赏之处,而＂百世之师＂则是孟子在＂廉＂的基础上对伯夷的最终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