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政权重要官员的地域构成及变化--兼议诸葛亮的"贵和"精神

刘备蜀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由荆州、"东州"和益州土著三大政治集团组成.为巩固政权,刘备和诸葛亮对这三支政治力量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以荆州士人集团为依靠,极力笼络"东州"人士,使二者融为一体,成为政权的组织基础;对益州人士,则笼络利用和戒备打击兼而用之.从而达到有效控制益州的目的.蜀汉政权的具体构成,完全服从于刘备、诸葛亮制定的基本组织原则.作为蜀汉政权组织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诸葛亮在具体的人士安排上,表现出"用士惟诚,国事惟和"的"贵和"的思想和道德准则.这一方针的长期坚持,保证了蜀汉政权长时期的稳定和安宁.     

"东州士"与蜀汉政权

＂东州士＂指汉末避乱入蜀依附刘焉、刘璋父子之人士及其后人。复杂的背景决定了他们在蜀汉政权中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他们与刘备嫡系荆州集团的微妙关系。本文从＂东州士＂入蜀汉的历史背景出发,阐述＂东州士＂在蜀汉政权中的作用,分析＂东州士＂与荆州集团的微妙关系并探讨＂东州士＂最终走向蜀汉政权核心的原因。     

谈诸葛亮的求学

众所周知,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以“逸群之才,英霸之器”,不仅帮助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并在刘备死后,还长期主持蜀汉的军政大事,     

略论蜀汉政权的选举制度

三国时期,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国祚最短,故在制度创新方面,建树不多。关于蜀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陈寿《三国志》记载粗略,其他文献亦语焉未祥,这对于还原蜀汉政权的制度建设,造成相当大的困难。以下就蜀汉政权制度建设中的选举制度及其特点进行讨论,指出蜀汉政权并未实行如曹魏、孙吴所使用的较成熟的九品官人法之深层原因。     

刘禅真的是“扶不起的阿斗”吗？

刘禅，刘备之子，于刘备去世后继位成为蜀国皇帝。诸葛亮等贤臣相继去世后，蜀国逐渐衰败。后魏国大举伐蜀，刘禅投降。刘禅被俘虏到洛阳后，司马昭为了笼络人心，稳住对蜀汉地区的统治，用魏元帝的名义，封他为安乐公，还把他的子孙和原来蜀汉的大臣五十多人封了侯。有一次，司马昭大摆酒宴，请刘禅和原来蜀汉的大臣参加。宴会中间，还特地叫了一班歌女演出蜀地的歌舞。     

从蜀人对诸葛亮认识的转变看“郭冲五事”真伪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载有郭冲所述诸葛亮隐没不闻于世的五事,裴松之认为五事皆为妄说,逐一驳斥。就刑法峻急一事而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刘备初入蜀地,诸葛亮使用严刑峻法治蜀,加之连年征战,蜀地人民的确苦不堪言。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执政时期蜀汉政权的统治政策已有所调整,蜀人对诸葛亮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不宜用后来善政的评价否认之前的严苛。蜀人相贺一事也反映出蜀人对蜀汉集团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而非一成不变,同样不宜用后来者的眼光看待。随着蜀汉统治政策的调整,蜀人对蜀汉集团及代表者诸葛亮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变化,郭冲所述五事之一、四、五恰恰反映了这种变化,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不宜轻易否定。     

从托孤看诸葛亮集权治蜀

刘备托孤之言实际上是对诸葛亮的放权与扩权的表现,是授予诸葛亮比李严更大的权力。作为托孤大臣之一的李严淡出政局,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因素。刘禅即位后,诸葛亮开府治事且领益州牧,整合蜀汉政权多方政治力量,团结、协调政权内部结构关系,凝聚物质力量和精神意志全力兴师北伐,是其集权治蜀的需要和体现。     

三国蜀汉政权国号“汉”考论

三国分魏、蜀、吴,其中魏、吴是国号,但蜀不是国号,而是地域号。《三国志》陈寿开始正式用地域名称"蜀"代称刘备建立政权的国号"汉",以与建都长安的西汉王朝以及建都洛阳的东汉王朝区别,但在行文中仍然保留不少反映蜀汉政权国号"汉"的记载。裴松之的注、《三国演义》也保留一定数量的记载,后人对"汉"作为蜀汉政权国号进行了研讨。     

试论诸葛亮死后的蜀汉政权

关于蜀汉政权,史学界似乎形成一种公论,即值得称道的只是诸葛亮治蜀。至于诸葛亮死后的蜀汉,则往往轻描淡写,并给予了不太公正的评价。 这是值得商榷的。诸葛亮死于公元234年,此前的蜀汉仅存十三年(从刘备称帝算起),此后的蜀汉却达三十年之久。试想;如果诸葛亮死后的蜀汉继承者皆是无所作为的平庸之辈,政权要维持三十     

论刘备

刘备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深为曹操所忌服。曹操曾从容地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①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四分五裂,天下生灵,肝脑涂地。刘备以一个匹夫之身,忧天下苍生之不幸,发愿“兴复汉室”,救民于倒悬。虽然他的理想半道夭折,未能实现统一的大志,但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几经危难,坚忍不拔终于建立了蜀汉政权,为结束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全面述评刘备一生的功过是非,仅对刘备为何半道崩殂,以及他建立蜀汉政权的历史贡献这两个问题,提出一些浅见。     

刘备在正史中的原始形象

刘备在正史中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生存环境的变迁和人生际遇的不同而改变。从少年时期的市井小贩,到青年时期的草莽英雄,再至中年时期的成熟奸诈,最终历尽艰辛,成为蜀汉之主。本文中,笔者以史实为据,探讨了刘备各时期形象的变化及时人对其的评价。     

“跨有荆益”与“天下有变”———论《隆中对》的战略及其实施简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对刘备的发展提出了两层战略：一层是前期战略,旨在夺取荆州,进而入蜀,跨有荆益;另一层是后期战略,包括宛洛、秦川二策。但是这一举措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前期战略因为孙权对荆州的战略意图而困难重重,“跨有荆益”之策因为刘备的割据心态、关羽的莽撞和诸葛亮的人微言轻而失败;另一方面,后期战略的触发,依赖于“天下有变”这一条件。诸葛亮“天下有变”所指应为曹操势力内部士人群体发生的叛乱,而其根据并不充分,后来也未被诸葛亮坚持,加上诸葛亮晚年性格的巨大变化,使得《隆中对》的后期战略从条件到精神都无从实现了。     

“蟂矶传说”考析

所谓蟂矶传说，是指孙夫人为刘备自杀于蟂矶的故事。此事不见史书记载，杜撰系数高。明成化问，官方通过立庙对传说予以确认。此传说获得官方认同并形成广泛影响，离不开罗贯中对孙夫人形象的再创造，民间关于孙夫人投江而死的说法及“蟂矶”与“枭姬”音同，也为蠊矶传说的产生提供了一系列的依据。     

刘统勋西北政务二事考——乾隆治边策略研究点滴

学界对乾隆的研究比较深入,但对于其用人原则和在西北的政治建设研究却并不足。该文以刘统勋为个案,考察乾隆治理西北的策略。作为乾隆时宰辅重臣,刘统勋为人练达端方,深得乾隆器重。然而在协理陕甘总督任上,因为建言不当,被革职查办。该文对刘统勋获罪原因以及最后为何免罪进行了梳理,探究了乾隆用人的原则。对于刘统勋总理编纂《西域图志》一事,文章指出其影响与局限,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在西北的政治建设,试图以此建构国家认同。     

试析诸葛亮的民族政策思想——“西和诸戎，南抚夷越”

和抚怀柔是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民族思想的核心思想,其民族政策思想集中体现在蜀汉民族政策当中。针对南中少数民族,诸葛亮坚持攻心为上、心战为上的指导思想：采取了调整郡县设置,以削弱地方大姓、夷王的势力;推行夷汉官吏交流制度,以加强蜀汉政权对南中的管理;重视先进经济文化传播,以推动南中经济社会发展;因俗而治,以笼络南...     

论刘宋景平年间中枢权力斗争

从范泰所上封事以及刘义符景平年间所调动的人力资源方式可以看出,少帝刘义符不满刘裕顾命大臣徐羡之、傅亮等人的专权,急于向徐羡之等人争夺执政权,这反映出斗争的派别性。另外,在政治斗争展开的过程中,刘义符借以自立的政治势力主要是自己原征虏将军、世子府以及太子府僚属,这种资源调动方式使得政治斗争的派别特色更加突出和鲜明。所以,景平年间刘义符与徐羡之、傅亮等人的政治斗争,主要反映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是少主所代表的皇权与前朝勋臣之间权力的有无、多少之争,和整个社会阶层变革,即门阀地主和庶族地主之间的升降无关,或者没有太大的关系。     

诸葛亮荆益战略刍议

荆益战略是诸葛亮至为重要的军事战略思想。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尚无立足之地的刘备集团始则进取荆州,窥北控南。继而又占夺西川,卒成帝业。蜀汉基业成在荆州,败也在荆州。在中原逐鹿,三国纷争,蜀汉相对孱弱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当军情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诸葛亮若能审时度势,事变策异,主动放弃荆州,退守西川,如此,既可与东吴修好,又能确保刘备集团的锐气,进而全力伐曹,克复中原,则汉室可兴,霸业定成。     

金元以来“柳永戏”述论——兼及戏曲的文化代言问题

自金元以至今天,有许多剧作家以柳永入戏。柳永之词与其风流人生引发了剧作家的浓厚兴趣。相关的古代剧作表达着文人作家艳羡风流且张扬放荡的个性心理,也有对社会压抑、人生坎坷不满情绪的发泄,当然也满足着民间观众艳羡风流的欣赏期待。降及当代,以柳永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却几乎立场一致地对柳永的人生表示理解,对柳永的道德为人进行辩护,甚至把浪子词人的柳永塑造为既忠实于爱情又居官清明的文人形象。这显然是从某种狭隘的地域文化价值的角度出发,或者从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在借历史人物代言的时候,肆意涂饰以政治的色彩或装扮以虚假的道德外衣,既违背历史存在给予人物的性格逻辑,也违背戏曲创作的艺术逻辑。     

刘备的迷信心理与三峡三国地名传奇

三峡地区有许多“三国地名”。这些三国地名中,一部分本属旧地名,因三国人物或三国历史事件而闻名于世;另一部分直接源于三国人物的更名或取名,属于典型的三国地名,其中,以刘备更名的三国地名为最多,也最富于历史传奇色彩,而刘备乐于更改地名,又多半源于其浓烈的迷信谶语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