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因果观与六朝至初唐志怪小说

中国志怪类小说脱胎于古代神话,到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才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小说类型。与此同时,于汉末传入中国的佛教也逐渐摆脱了道教的附庸地位,开始正式在中国社会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而佛教观念中最基本的因果观,随着佛教的传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在小说中,即是志怪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宣扬因果报应的故事。佛教因果观不仅为六朝以后的志怪小说提供了新的素材,而且其思想还深入到了小说的叙事逻辑结构之中。     

论宋元话本小说词文结合的创作模式

宋元时期,话本小说中融入大量词作,不仅是继承前代诗文融合传统的结果,而且是特定文化背景的产物。这些曲子词在话本中起着多种重要的作用,其题材内容及语言风格大抵可用一个"俗"字概括,这与作为通俗文学的朱元话本小说具有一致的审美倾向。词文结合的创作模式经宋元话本小说定型后,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教"仙真"形态演变论

从道教产生始,道教信仰的"仙真"形态经历了从侧重精神成仙到侧重肉体成仙,再到侧重精神成仙的三次演变,这一演变过程巧妙地合乎事物发展之普遍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     

话本小说婚俗叙写的繁盛及其总体特征

话本小说婚俗叙写的繁盛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它与婚俗自身的伦理特性有关,与民间婚俗生活的丰富多彩有关,也与话本小说文体自身的体裁特点和功能定位有一定联系。话本小说婚俗叙写的繁盛表现在:婚俗题材小说的大量出现、婚俗叙事情节模式的形成和涌现、场景成为婚俗叙写的重要方式和婚俗角色成为小说着力塑造的形象等方面。话本小说婚俗叙写的繁盛还呈现出了一些整体性的特征,如多元婚俗观念的并存和婚俗叙写由俗趋雅的趋势。     

仙境一日 世上千年——古代遇仙小说的分析

普通人遇仙或者成仙,在我国古代小说中是个热门话题。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早期,这类题材就在小说中占了较大比重,十分红火。这种热衷于描写遇仙、成仙的现象是跟秦汉以来神仙家思想、方士骗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延续数代,直至我国古代小说发展中期宋元话本产生、现实主义因素增长才逐渐衰竭。本文剖析的古代遇仙小说的情节核心是所谓“仙境一日,世上千年”。这类小说通常     

元代道教戏剧的大团圆结局

元代道教戏剧集中运用悲喜对照的艺术表现手法,突出仙界永恒享乐与凡间无尽悲苦,从而自然过渡到最终悟道成仙的大团圆结局.元代特定的时代特征构成道教戏剧的现实悲剧性而其宗教指向又蕴涵深层喜剧因素,共同构成元代道教戏剧由悲入喜、悲喜交加的艺术特质与审美情趣.道教内容的引入给元杂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元代道教戏剧因具有特殊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结局模式而别具一格.元代道教戏剧也因适应了时代需求而进一步走向繁荣兴盛,同时在客观上促使道教逐步向民间渗透和扩散.     

论道教“成仙”理论的三个阶段——兼论儒家“成圣”思想

＂成仙＂理论是道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得道成仙也是道教神学修炼的终极追求,而且对每个人来说＂成仙＂都是可能的。但是这种指向所有人的具有普世色彩的＂成仙＂理论的确立,经过了很长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由封闭到开放的发展过程。道教普世性＂成仙＂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以葛洪、宋文明和潘师正三位道教思想家的理论为代表。道教的＂成仙＂理论与儒家的＂成圣＂思想也具有一定的相通性。     

明代前中期话本小说演变探微——从《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到《明悟禅师赶五戒》

从<清平山堂话本>到"三言二拍",话本小说经历了由书会才人口耳相传到文人创作案头文学的发展过程,其体制、模式、思想、内容以及表达方式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体现了话本小说从初创到成熟的过程.从微观的角度,以<清平山堂话本>中的<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和<古今小说>中的<明悟禅师赶五戒>为例,探析话本小说的演变过程.     

世俗社会的终极关怀——拟话本小说物欲叙事研究

明末清初的商业背景,导致世俗社会对物欲的极大追求,物欲成为话本小说的重要题材。在这些物欲叙事中,作者展示了普通民众的生命焦虑与终极思考。为了自身的价值实现,为了后代子孙,为了生命的不朽,人们的物欲追求形式及对待物欲的态度各有不同。话本小说展示了世俗社会中物欲追求过程与“心安”,物欲态度与子嗣、成仙、成神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普通民众的生命终极关怀。     

论主题学视角下的《太平广记》“报应”类

从小说因果思想的审美内涵和叙事结构模式两方面对《太平广记》"报应"类展开主题学视角下的探讨。"报应"类因果思想的审美内涵体现在故事文本中主要有两点:一是故事传达的大众化因果观念;二是因果主题体现的作者个人情感心理和引发读者美感兴趣的艺术特质。"报应"类叙事结构主要有两种:入冥结构和某人被杀而变鬼复仇的结构。"报应"类还未形成完全成熟的因果叙事结构,大部分小说事件的因果关联需要通过联想来进一步完成,但也有少量篇目在"传奇性"中较好地融入了因果思维。"报应"类因果叙事的结构模式为后世提供了小说文本艺术思维的组合经验。其类目的设置已初具小说主题学意识。     

先秦“话体”的生成、性质及文体嬗变

先秦时期的祝官文献主要面向神灵,但有时也指向世俗层面,如《周礼》六辞。“六辞”中的“会”是“话”字的假借,因此“话”是一种指称“善言”的仪式性文体。祝官在早期承担训诫的职能,他们在工作中常常会积累辑集一些格言谚语以用于训诫。这些辑集的格言谚语形成话体。“话体”最初作为一种承担着训诫职能的仪式性文体,它属于祝官文献。随着史官群体及优人群体的兴起,产生了语类文献及优语文献,这些文献促使“话体”由神圣性文本向世俗化文本的转变。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一是“话体”为“语体”所继承;二是“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在殷商及西周早期一般用“话”来指称记言文献,这一用法在春秋时期被“语”体所取代。先秦时期重视讲说故事的“善言”性质,而话本及说话伎艺突出故事的娱乐性,这种由“善言”到“故事”的转化实际上反映“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     

话本小说序跋的小说观念

话本小说序跋在为通俗小说＂正名＂以及＂创作定位＂和＂创作规律＂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理论探索,从而在明清之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系统的通俗小说理论体系,并以大量的创作实践充分发展了这一理论,这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由《世说新语》论“世说体”小说发展特征

《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的典范,自问世以来广受文人喜爱,并由此繁衍出一系列“世说体”小说作品.这类小说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和规律,具有许多共同特征,“世说体”小说一般篇幅短小精悍,体例结构分门别类;小说人物基本真实,内容以轶闻琐事、妙言短语为主;小说叙事语言精练形象,言约旨丰.     

文本与现实的同构——新现实乡土叙事的文本分析

近些年的现实主义乡土小说,像《歇马山庄》、《农民帝国》、《天高地厚》,凸显了“权力”在文本结构中的意义。这是因为正面表现变革中的乡村的现实主义乡土小说无法逃避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由能人治理的乡村现实,从而出现了文本与现实的同构,“权力”便恣肆在文本中了。     

都市丽人的两个艺术形象——嘉莉与王琦瑶之比较

德莱塞和王安忆分别是美国和中国的著名作家 ,在《嘉莉妹妹》和《长恨歌》中 ,他们都把女主人公放在大城市的背景下进行描写 ,对她的生命历程、感情纠葛作了细致的描绘 ,揭示了女人与城市、消费的关系。从女人与大城市的故事中 ,我们可以看到女人的漂泊史、沧桑史 ,也可看到两位女主人公性格上的缺陷     

佛经翻译与汉语四字格的发展

佛经翻译利用并激活了汉语固有的四字格模式,使其构词能力大大加强,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汉语四字格的蓬勃发展。首先,佛经翻译的影响是汉语双音化在魏晋时期步伐加快的重要动因,由此导致了多种构词法的增长和完善;其次,佛经翻译对新文体及与之相适应的四字句的选用,促成了汉语四字格独特的2+2节奏倾向的形成;再次,佛经翻译的口语化倾向影响到各种通俗文学体裁,尤其与后代白话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四字格俗语有关;最后,源于佛教的四字格成语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的最高比例,它们与汉语成语融会在一起,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论古典长篇小说中的"榜"艺术

《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红楼梦》、《镜花缘》、《花月痕》等小说广泛存在“榜”现象。“榜”在小说文本里或于开篇做个总体的预见和暗示,或于小说中间做相关的提示,或于小说的结尾处做一个总括。“榜”将众多的人物和事件统筹起来,从而起到介绍人物与人物定位、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等作用。重点分析了“榜”在小说文本中的概况与特征,探讨“榜”在古典长篇小说中的艺术。     

论唐五代小说的叙事艺术

唐五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 ,它的出现表明中国古典小说创作已摆脱子、史的束缚 ,逐步走向成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唐人“有意为小说” ,叙事艺术的增强是唐五代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唐五代小说的叙事艺术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勾勒唐五代小说叙事视角的多样化以及各种叙事视角自身的特点 ;二是在叙事时间上 ,标注年号、有意识“扭曲时间” ,顺叙、倒叙、插叙、补叙、预叙等叙事笔法的运用构成唐五代小说独特的叙事时序 ;三是叙事结构上 ,呈现出程式化、板块状的特点 ,作者还通过设置“小说之眼” ,使叙事结构趋于谨严、完整     

赛珍珠短篇小说的结构模式及其创作心理

赛珍珠的短篇小说存在着相当明显的结构模式,主要包括旧与新的理念冲突的文化模式,爱与恨情感交织的情节推进模式,日常生活与超常规传奇相交错的故事模式等。透过文本表层结构模式,则可感知创作者的深层心理结构,包括在时代大裂变中的文化立场,关爱弱势群体和普通平民的人文主义情怀,对建立在真诚相爱基础上的东方式家庭生活的执著追求,模仿中国小说所体现出的美学追求等。     

以情节结构取代故事结构——论《创业史》的结构艺术

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能够较为成功地呈现5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风貌,其原因之一在于精心设计的文本结构。尽管在表面上《创业史》呈现为按照时间的自然顺序叙述的故事结构,但质言之,作品对集体化创业史的叙述更主要地呈现为情节结构,即作品的＂题叙＂、＂正文＂、＂结局＂在逻辑关系形成一条完整的因果链;＂正文＂部分不侧重于情节的纵向发展,而由几个空间场面组接而成。这使得柳青在《创业史》中游刃有余地对人物性格和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作了充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