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檀》主旨古今争鸣评议

本文评议孟子、《毛诗序》、朱熹、姚际恒及顾颉刚等对《诗经·魏风·伐檀》主旨的阐释,认为顾颉刚的观点跳出了儒家观点的控制和影响,具有划时代意义。     

《诗经·周南·汉广》浅论二札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古今注释者甚多,其中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特别是汉代儒者的信口开河,《毛诗序》的曲说附会,将《诗经》弄得面目全非。为了廓清以《毛诗序》为主的儒家诗说染指《诗经》的迷雾,还其这部世界文学史上罕见诗集的本来面目,我们仅以《周南·汉广》为例,谈些粗浅的看法。     

竹简《诗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本文试图在较为客观地把握竹简《诗论》诗学思想的基础上,将《诗论》置于一定的历史坐标中加以比较考察,来认识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文章认为,《诗论》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篇诗学专论,是先秦文艺性诗歌评论的代表,同时也是中国文学批评若干重要思想的滥觞;通过与《毛诗序》的比较,可见《诗论》与《毛诗序》旨趣迥异,其文艺价值远胜于《毛诗序》,同时《诗论》也可能对《毛诗序》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另外,文章还指出,《诗论》能为审视《毛诗序》历史公案提供若干有益的启示。     

《毛诗序》旨趣及其背景之我见

本文通过对《毛诗序》文本的考察,认为《毛诗序》在解诗中寄寓了以民为本、为政以德的德政思想,其旨趣在于引古匡今,以道制君,有其历史进步性。本文又分析了《毛诗序》产生的历史、时代背景,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毛诗序》虽然存在严重的附会政教的弊端,但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其价值尚有待进一步发掘。     

《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的渊源关系

汉代的诗学,基本上是《诗经》学,而《毛诗序》就是汉代《诗》学的纲领与津梁。“温柔敦厚”的“《诗》教”与《毛诗序》融合以后,“四始”、“六义”,“美刺”、“比兴”,“风雅正变”,“吟咏情性”,“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等重要的诗学范畴,形成了汉代《诗》学的体系,并对汉以后的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刘勰的诗乐观与《乐记》和《汉书·礼乐志》的关系紧密。受《毛诗序》的影响,刘勰弘扬了“四始”、“六义”。在美刺比兴方面,刘勰发展了《毛诗序》及汉儒各家对比兴的解释。另外,《文心雕龙》还继承和发展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     

浅说先秦儒家的文艺观与《毛诗序》

本文从文学艺术思想、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审美标准、文艺批评方法等方面阐述了先秦儒学的文艺观 ,同时又从汉王朝统一后 ,思想界出现了“独尊儒术”的局面。以《毛诗序》为例 ,对汉儒们从理论上对先秦儒家关于“诗”的总结进行了阐述。     

论郑振铎的《毛诗序》研究

郑振铎论述了《毛诗序》于《诗经》于文学的不良影响及其“美刺”的自相矛盾,考证了《毛诗序》的作者,提出了新的《诗经》编排分类说。     

试析《毛诗序》与《诗经》的一致性

《诗经》一直被视为一部人民性、文艺性的文本 ,其社会人伦性、历史性没有得到充分认识。《毛诗序》对此却有充分的揭示。对《毛诗序》的评价不应仅局限于史实考证、字句解释 ,还应看到它与《诗经》文本本身的一致性。     

《毛诗序》“六义”说的历史还原性阐释:实用主义的创作论

《毛诗序》从创作论角度重新阐释了“风、雅、颂”,其“六义”说是实用主义的创作论,汉代多种思想文化因素给这种实用主义的创作论的提出提供了契机。《毛诗序》改“六诗”为“六义”以及“六义”排列顺序依旧错综的原因也正在此,关于“变风变雅”,《毛诗序》也是从创作规则改变的角度而言的。     

《毛诗序》“六义”说的历史还原性阐释:实用主义的创作论

《毛诗序》从创作论角度重新阐释了“风、雅、颂”,其“六义”说是实用主义的创作论,汉代多种思想文化因素给这种实用主义的创作论的提出提供了契机。《毛诗序》改“六诗”为“六义”以及“六义”排列顺序依旧错综的原因也正在此,关于“变风变雅”,《毛诗序》也是从创作规则改变的角度而言的     

中国古代戏曲家的文学价值观

中国古代戏曲的诗乐教化倾向的产生与发展的原因众多,其主要原因则是中国古代戏剧家的艺术价值观。对中国古代戏曲家艺术价值观的产生影响的重大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古代戏曲家的特殊的社会地位所形成的双重人格;二是中国古代戏曲家所接受的儒家传统文化观;三是中国古代戏曲观众(既包括下层民众也包括统治阶级上层贵族)对戏曲的矛盾需求。这三个方面的作用虽然复杂,却可以用一个原则将之统一。这个原则就是《毛诗序》中提出的"风化"和"风刺"。这二者的结合,形成中国古代戏曲矛盾、复杂的思想倾向。     

由《全三国文》中《诗经》征引看诗经学的文学转向

通过考察《全三国文》中各类文章征引《诗经》的情况,指出诗经学文学转向的四方面表现：一,较之汉代诗经学注重教化大义的解释,三国文章中的《诗经》征引成为增强文章感染力的文学手法与技巧;二,《诗经》中被称颂的历史人物在三国文中成为审美符号,部分被寄托大义的词语成为充满感情色彩的成语、惯用语;三,三国文作者引用经学家的解释时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和体悟;四,三国文作者摆脱以《诗经》为“经”的传统,将自己对诗的理解运用到文章中,并将部分诗句作为典故来使用。由此可见三国诗经学出现了文学转向的新趋势,融入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潮流。     

论《诗》学与两汉辞赋观的发展－经学与文学关系之考察

两汉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是一种文学性的活动 ,但在两汉经学极盛的大背景下 ,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没有超然于经学这种时代发展的主流思潮之外。两汉辞赋的创作及批评与经学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诗》评《骚》、据《诗》论赋以及辞赋作品的采《诗》用《诗》中。这充分体现了两汉时期经学文学化与文学经学化的互动特征     

是文学批评还是代圣人说教？——《诗经原始》诗学思想及其方法论略

《诗经原始》在思想上以“思无邪”为“始意”,以“温柔敦厚”为标准,以“兴、观、群、怨”为旨归,提倡“循文按义”;在方法上以章法分析为基础,以字句研炼、虚实、情景等为辅助,推论诗人作诗意旨。其文学方法意在服务于诗教目的,故《诗经原始》并非是一部关于《诗经》的文学鉴赏类著作,而是一部旨在探求和恢复《诗经》诗教内容的经学著作。     

王质和他的《诗总闻》

王质的《诗总闻》首创总闻体,丰富了解《诗》体式,在言《诗》中废序不观,其所论诗旨与《小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词语训释中,多体察细密,并十分注重从文学角度看待《诗经》,也常借论诗来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     

上博《诗论》的论诗特点与《毛序》的作期

上博《诗论》与《毛序》相比,《诗论》的论诗具有明显的两个特点,既注重诗篇的一般性的政治内容,也重视诗篇所体现出的某种共通的道理;而《毛序》的解诗则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即对诗的解释更加具体、更重视史实、更强调政治性。从《诗》学接受史考察,认为《毛序》是经累积而成的、以《诗》为载体体现自春秋以来的儒家思想的一部经典。《毛序》由秦、汉间人编纂而成。     

先秦诸子对《诗》的解读与理念化

儒家以个人道德修养或国家仁政原则、礼义原则解释、运用《诗》;墨家从治国理念来释《诗》,把所引之《诗》说成是圣王之言;道家从自然主义立场出发,否定了《诗》的文化价值;法家从功利主义立场出发,否定了《诗》的社会功能。     

《诗》非诗：论毛诗的讽寓解释

回归历史语境,先秦两汉《诗》学史中普遍的＂《诗》非诗＂,成为毛诗＂《诗》作经读＂的前理解;而毛诗又在＂《诗》非诗＂的悬置中生发出中国讽寓解释。比兴作为中国讽寓解释的重构模式,以言-象-意的层层深入实现《诗》的伦理教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则为讽寓重构中的类型化方法指出人间性的形上路向。毛诗以史事追索、谱系认同、风雅正变三种方式塑造出＂文的英雄主义＂,实现历史启示;历史信化则在由史鉴到《诗》谏、继而《诗》范、《诗》教的价值丰富中充当媒介。     

解读《毛诗序》

对历史上有关<毛诗序>的观点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毛诗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强分出大小.各首诗前面的阐释文字,既可以整体指称<毛诗序>,也可以单独指称每篇诗的序;<毛诗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成于众手,而以孔子、子夏传授为主流,同时兼收后学观点的集体性著作;<毛诗序>的产生与先秦赋诗言志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它由孔子加以搜集整理并传授给弟子,而且一直在儒家学派中流传,并进而成为<诗>的正式内容,被后人视为与诗句同样重要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