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视域下的新农村社区建设及其模式创新

新时期的农村社区建设是激活农村社会机体的生命力、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农村社区作为我国乡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曾经发生过两次较大的转型,当前建设新农村社区成为社会转型期的当务之急.我们应该重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体制,健全、完善社区服务体系,依靠政府公共服务的强力支持,辅以农民的民主自治和自我服务,着力建设以服务为中心的农村新社区.全国各省市区有关农村社区重建模式的尝试,已取得了可贵的经验,其特色与优势是明显的.关键是根据农村状况的复杂性和多样化,采取多元化模式建设农村社区,建成服务型社会生活共同体,以增强社区农民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感.     

“小地方”的力量:市场化与社区建构——以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吾屯社区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区的变迁模式似乎验证了社会学界关于"村落终结"理论的部分论断。本文以青海黄南州的吾屯社区为例,认为吾屯社区通过主动建构的方式,使社区自身的乡土性格与文化传统在市场化力量面前得以延展,并成为推动唐卡艺术产业化的重要力量。并由此展示出现代化语境下中国农村社区变迁的另一种模式。     

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公共服务覆盖机制问题探讨——山东省诸城、胶州社区建设的个案思考

山东省诸城市、胶州市农村社区建设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了有效探索,其公共服务实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主要为农民提供三大类服务:一是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卫生、劳动保障、社会救助、人口计生等;二是生产性服务,建立健全科技信息、生产资料、市场营销服务体系;三是市场化的便民服务,包括便民超市、农资超市等便民服务项目。但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不少:农村社区建设科学规划不足,社区范围设置缺乏科学论证,模式创新不足,存在行政化倾向等。为此,农村社区建设要进一步明确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统筹规划,分类实施,有序推进;突出重点,不断完善农村社区综合服务功能;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创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模式;社区建设与当地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把为农民群众提供服务摆在突出位置。     

村庄变迁与农村新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多村一社区”案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制度变迁和社区理论,建立起基本的分析框架,并以某县级市为个案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近年来,案例市"多村一社区"制度建设与实践是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导致了情形各异的村庄强制性变迁,对村级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产生了重要影响:"强者越强"、"弱者愈弱"、"强弱参半"。今后,随着"多村一社区"制度变迁转型,村庄的强制性变迁将被抑制,诱致性变迁将成为基本方式,这将使"多村一社区"的公共服务需求更具多元性和迫切性,因此,必须加强"多村一社区"的社区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强化需求导向与供给导向相结合的供给理念,建立多通道的需求表达机制,完善两层级、多主体的供给机制。     

福建农村社区建设的调查与思考——厦门市湖里区禾山镇实施“村改居”的调研报告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政府职能转变的新形势下,加强农村社区建设,是当前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进一步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也是逐步缩小城乡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差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实践。禾山镇以人的全面发展和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为中心,坚持“统一规划、分类实施、因地制宜、全面推进”的工作思路开展社区工作,坚持服务的理念与做法,积极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加快农村传统社区的改造,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促进城市社会服务事业向农村覆盖,促进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为全面启动农村社区建设奠定了基础。本文总结和分析了禾山镇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做法与遇到的问题,对我省进一步在农村开展社区建设提出了对策建议。     

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模式研究——基于激励相容的约束机制

通过采用文献查阅和问卷调查,对基于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模式的构建进行了相关研究。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发展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存在问题也较多,需要借助激励相容约束机制来加以破解。这包括构建立体式城市社区体育服务模式,构建管理者与城市社区居民互动管理体制,构建监督管理体制等。     

公共服务下沉背景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模式比较研究——来自浙江的调研报告

浙江省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有宁波和舟山两种模式.从总体思路看,它们反映了公共服务大规模下村背景下国家政权重返农村基层的现实要求,以及地方党委政府对现行"村委会"模式除弊补缺,理顺"基层政权"与"自治组织"、"行政"与"自治"之间关系的积极努力.从制度设计看,宁波与舟山显示出不同的思维路径和政治技能,宁波的"党组织路线"合理又合法,舟山的"行政路线图"则触犯了村民自治制度.宁波模式需完善,舟山模式须修正.     

“多村一社区”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衡问题——基于山东省的调查

多村一社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而且绝大多数的多村一社区状态将长期存在。多村一社区通过在中心村建社区服务中心向本社区各村居民提供服务,其中,规范化、专业化的社区公共服务满意度较高。但是,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仍存在着非均衡问题,这是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政府和社会应高度重视、积极应对。     

组团式服务: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基于枫桥镇的实证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历经了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供给机制、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时期的个体供给机制和后税费改革时期尤其是农村社区建设以来的多元供给机制三个阶段.目前我国正处于第三个阶段,农村公共服务日益呈现多元供给态势,但相较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要求仍有差距,需要进一步创新路径加以完善.本文提出以组团式服务为路径,创新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并以枫桥镇的初步实践为例,总结出了一些普适性的经验.     

散居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问题与对策——基于湘中25个行政村的实证研究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是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基础平台.基于湘中25个行政村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散居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存在供给短缺、配置失衡、布局失当和可及性低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资源配置体制欠科学和资源配置机制不合理.加强散居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应着力优化公共财政投入体制和建立健全项目规划的协商机制、项目资金的筹措机制、项目建设的协作机制.     

行政控制、公共服务与城市基层社区组织功能——对云南省社区的剖析

借助对云南省城市社区调研的资料和数据,通过解剖社区各类工作,昭显社区组织的两大功能:行政控制和社区居民服务需求的满足,后者包括政府提供的针对所有社区的公共服务,以及只针对本社区居民的由社区自身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通过分析,文章提出下列四个命题:(1)行政控制功能和公共服务功能是当前城市基层社区组织的两类主要功能;(2)存在两个层次主体提供公共服务:一是由政府提供,基层社区组织具体执行的公共服务,二是基层社区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3)政府投入水平决定行政控制功能和政府公共服务提供功能的发挥;(4)社区经济、政府投入决定社区公共服务提供功能的发挥。     

藏族习惯法与西藏社区矫正的理念建构——以藏族刑事习惯法“罚赔”为视角

藏族习惯法是藏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积淀而成并为本民族所信守的部分观念形态和约定俗成的群众生活模式规范。藏族习惯法长期以事实的状态存在着,并调整着藏族社会的各种关系。虽然其内容与现代法制观念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随着民族地区法治化程度的不断推进,藏族习惯法观念蕴涵的积极因素愈发凸显,其强调社会矛盾的彻底解决、社会关系的复合与社区矫正的刑罚理念不谋而合。西藏社区矫正的实行应当充分挖掘藏族习惯法的积极因素,并将发达的刑罚理念融入本土资源,推动习惯法的现代转型,实现西藏社区矫正的理念建构。     

社区公共服务的性质与供给——兼以JN市的社区服务中心为例

在现阶段社会转型时期,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服务模式占据主流地位,如何使社区公共服务的理念进入公共话语系统,是社会知识界和政府部门面临的紧迫任务.21世纪的中国"小康社会"应当建立以社区公共团体为依托、以政府支持为前提、以公益性和福利性服务为宗旨的社区公共服务模式,最终形成社会保障、商业市场、公共服务相匹配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本文以JN市的社区服务中心调查资料为例,分析了处于起步阶段的城市社区服务中心的组织机制和运行状况,论证了通过制度化改革使社会公共资源充分为社会公众服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村落社区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机制与内在逻辑——以粤西北W村为例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由于体制和财力等多种因素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在这样的双重困境下,探寻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机制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个案研究表明,由于村落社区组织内部存在一种有别于政府和市场的运行机制和内在逻辑,所以它作为一种非政府的民间力量提供公共服务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城镇化的新路径——城乡一体化视角下的农村社区建设

2007年以来,农村社区建设试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而基于对农村社区内涵上的不同理解和本地城乡发展的具体实际,农村社区建设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不同的模式具有差异性的路径导向作用,“多村一社区”模式在发展路径上具有城镇化的功能,但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阻碍;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构建多中心的服务供给体系,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农村社区发展需要“领袖式”的人才

“农村宁 ,天下宁”已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到邓小平 ,都十分重视农民和农村问题。改革开放以来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使农村、农民问题发生了质的变化 ,无数的乡村摆脱了贫困。先进农村社区的共同点是“领导班子强” ,其中特别是“班长强”。这些先进“班长” ,除了具有优秀人物的品格、是一个模范的领导干部之外 ,往往还是农村社区的“领袖”。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 ,必须结合农村社区发展的实际 ,培养“领袖式”的干部。这是因为 ,农村生产方式的特殊性 ,要求其社区领导干部中必须有“土生土长”的“领袖” ;农村由于地缘因素而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宗亲性 ,使得社区发展更需要“领袖式”的人才以增强凝聚力     

论公共服务的“第三种范式”——超越“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的“第三种范式”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立场对当代公共行政的一种回应,主要是通过揭示“新公共管理”及“新公共服务”的范式困境,批判性吸取其中有价值的理论资源,并深入反思当代中国公共服务的现实问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范式,其旨趣在于使公共服务的战略安排回归到社会发展的人性基石——“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针对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以及公共服务的具体实际问题,“第三种范式”从公共利益的主体属性及其自由维度出发,要求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完善违宪审查制度以及完善宪政秩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原则,并从整体上拓展并畅通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和社会管理的途径,建立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公共服务体系,为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社会准备.     

“就地上楼”:新型城镇化社区的实现形式

"就地上楼"是从整体推进、协调发展、集约高效角度谋划农村城镇化的一种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发展思路和实现形式,其出发点不是豪取农民的建设用地,而是让农民在用好自己建设用地的同时实现农村产业转型与升级;前提条件是不增加农民的经济社会负担,不降低农民未来的生活质量,不损害农民的发展利益,不破坏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特色村落;核心关注点是保护和发展农民土地权益;唯一目的是实现农村城镇化战略目标。妥善筹措建设资金是其能够实施的充要条件,新土地政策红利和非农建设用地"集体所得的增值"预期是巨量资本的活水源头。"就地上楼"契合我国农村发展的历史脉动,能够将农村土地、劳动力、农民意愿和农村城镇化建设整合成适合现状要求且能够良性运行的新社区,能够形成加速推进农村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倒逼机制,是从农村和城市内在联系与互动规律中探寻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战略选择。     

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的探索与实践——基于对湖北省QL农村社区的调研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村居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其发展的内在需求,如何实现农村社区的有效治理成为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当前的农村社区治理大多强调一种自上而下的传统管理模式,在现代农村社区治理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QL农村社区改造由传统村居转变为现代农村社区的实地调研和实证分析发现,将治理机制理论引入农村社区建设,强调居民的主体参与作用及农村社区各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推动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升级,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其经验对于推动其他地区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和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有益的参考价值,同时也验证了现代治理机制理论对于指导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性。     

治理视角下的新型农村社区:现状、挑战和展望——基于河南省农民集中居住区的调查

以大规模农民集中居住为特征的新型农村社区数量持续增加,大多数新型农村社区对社会秩序重建和资源有序管理具有特殊的、急迫的需求。本文在对河南省25个新型农村社区的深入调查基础上,描述新型社区治理体系中权威机构、资源占有和管理、社会结构等关键领域的变化和现状,研究新型社区社会秩序建设的内在属性和运行机理,剖析新型社区治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影响因素,提出应构建以居住地为核心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体系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