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和金为民、刘保端辩论

社会主义文学必须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才能真实地反映我们时代的生活,有力地鼓舞和教育人民。可是,有人却竭力否定在文学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现实意义。金为民、李云初的《从〈归家〉评价想到的几个问題》、《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和刘保端的《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等三篇文章,就是这种“否定论”的代表。对这种有害的理论,必须给予坚决的驳斥。     

关于艺术典型问题

艺术典型性的普遍意义近年来,我国美学界一些同志主张艺术创作可以不创造典型。不是说重表现的、抒情性的艺术,而是说重再现的、叙事性的艺术也不必创造典型。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艺术,就其实质而言是以个别的感性形态对现实本质规律的一种特殊的掌握方式;因此,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不管是现实主义的还是积极浪漫主义的,不管其种类如何——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都应该具有某种典型性,创造出某种程度的艺术的美。一切现实主义艺术都要求创造出某种典型性的形象,这是人们容易理解的。大家对恩格     

驳右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点

国家和法律都是阶极社会的产物,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统治阶级公开以武装强制执行的所调国家意识形态”,它和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一样,都是保护一定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既没有超阶极的国家,也不能有超阶级的法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和法律的根本观点,也是社会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了的客观的科学真理。可是一小撮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借口百家争鸣和帮助党整风,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却散布了“资产阶级法律是反映着不同阶级的立场,维护着不同阶级的利益。”“资产阶     

驳在异化问题上所谓两个马克思对立的观点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1932年公诸于世以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对《手稿》的评价毁誉各异,褒贬不一。这种针锋相对的评价常常集中在异化问题上。西方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竭力歪曲事实,用抬高马克思早期著作,贬     

关于时代和时代精神问题讨论的概述

今年五月,在苏州《时代精神与哲学》研讨会上,讨论了当今的时代和时代精神问题。与会者对什么是时代和时代精神、当今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如何理解“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讨论和论文中所涉及的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张之洞的《劝学篇》体现什么精神——驳周谷城先生对时代精神的歪曲

近年来,周谷城先生别出心裁地提出了“时代精神汇合论”,说“时代精神”是“不同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识所构成的统一整体”,在阶级社会的各个时代,正是不同阶级的“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汇合论”的提出,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周谷城先生多年来坚持     

古典主义艺术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典型比较

<正> 对艺术典型的研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逻辑的,一种是历史的。本文主要通过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典型的比较,揭示不同历史形态艺术典型的本质和特点。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艺术典型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艺术。前者指广义的古代艺术,后者则主要指近代艺术。古典主义艺术塑造形象倾向于类型性,追求和谐统一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则倾向于个性化典型,表现为崇高不和谐美。所谓类型性是指某一类人的代表,是一种经验普遍性的提炼和概括。它表现在两方面:就典型所具有的客观真实性来说,它是同类人物量的普遍性的概括;从凡是典型都是有某种     

崇高——时代精神的主旋律

在所有的审美范畴中,崇高应该是最富于实践意义的,因为它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起人们不断进取、勇于开拓的实践热情,而这恰恰就是一个时代最可宝贵的时代精神所在(探索、实践、发展和超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崇高理应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旋律。     

崇高——时代精神的主旋律

在所有的审美范畴中，崇高应该是最富于实践意义的，因为它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起人们不断进取、勇于开拓的实践热情，而这恰恰就是一个时代最可宝贵的时代精神所在(探索、实践、发展和超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崇高理应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旋律。     

爱国主义——时代精神的最强音

千百年来 ,爱国主义都是凝聚中华民族 ,推动中国发展的伟大精神动力 ,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民族情感和精神传统。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要发展、繁荣 ,走向现代化 ,离开了爱国主义 ,是不可能的。爱国主义是古往今来所有国家的人民所普遍具有的思想感情和心理体验。列宁曾经指出 :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当代世界上的各个国家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都把爱国主义作为教育人民的最有力的思想力量。“爱国主义”这一“极其深厚的感情”仍在为各个国家的内部团结和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论艺术典型的实质

建国三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艺术典型的实质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探讨过程中,人们提出了许多好的见解。但是,也有两种值得注意的看法:一种是把典型和个性等同起来,一种是把典型和共性等同起来。一、不能把典型和个性等同起来有的同志认为,艺术典型的创造,不在于概括本质特征,而在于写出独特不同的个性。并且提出:作家的职责是要在千百万人中间,像淘金沙一样,选择出鲜明的、体现生活本质的活生生的完整个性。     

试论中国艺术典型理论的典型性格创造

“同而不同处有辨” ,“此子宜置丘壑中”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底蕴 ,它们揭示了典型性格创造的基本法则和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关系 ,对我国文艺实践产生过重大影响。尤其它们有自己区别于西方的独特而系统的理论话语 ,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表现出一定的深刻性和丰富性 ,更是值得重视     

和谐文化的时代精神和历史传统

建设和谐社会和和谐文化,应当突出其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尊重并弘扬优秀的历史传统,扬弃古典的和谐文化,摈弃、反对国粹主义和复古主义,开拓全球视野。     

关于动机和效果关系问题的观点综述

我国理论界对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现在把一些同志的观点综述如下。一、动机和效果的关系一种意见认为,动机和效果的关系存在着三种情况:一是好的动机产生了坏的结果。医生治病,是为了使病人恢复健康,动机没有什么不好,但因为对病情判断不准,不但不能治好病,反而损害了病人的健康,这样的效果就不好;二是坏的动机产生了好的结果。帝国主义奴役殖民地,同时又刺激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日常生活中也有所谓歪打正着的例子;三是有什么样的动机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样的事实是大量的。医生     

再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驳卜道明迫不得已,利大于弊观点之依据

评价<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应当按照国际外交惯例,遵循维护国家民族权益平等互惠的外交准则,将其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依据翔实可靠文献史料论证首先予以明确定性,而后再对其影响与效果进行客观的评述.但近年来有的论著却往往采取所谓不偏不倚貌似公允手法,单纯论证其客观影响与效果却始终不予定性,还自诩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其实,这是对历史研究严肃性的亵渎和逃避责任的表现.     

树立大学生典型和榜样的若干问题

树立大学生典型和榜样是调动大学生学习、工作、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实践证明了的可以提高大学生素质的传统方法,在具体实施中应注意大学生典型、榜样树立的特殊性问题;大学生典型、榜样树立的创新性做法问题;大学生典型、榜样树立过程中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的关系问题;大学生典型、榜样树立的效果问题。     

比较诗学的知识类型和典型问题

比较诗学是和共同诗学、总体诗学以及后现代诗学等三种诗学样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辨明几种诗学的区别和联系,是比较诗学得以合法进行的必要条件。比较诗学最基本的任务就是诗学体系比较。诗学体系比较面对的根本性问题就是文化体系或文化模式的差异性问题。正视古典诗学与现代诗学之间的继承与革新,本土诗学和外来诗学之间的拒斥与接受问题,是正确进行比较诗学研究的前提。     

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根据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结合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实际作出的科学论断.然而,在学术界却有另一种说法,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其理论根据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曾提出"科学技术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的观点,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以此来驳倒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本文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观点的正确性,驳斥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观点.     

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面向新千年的马克思哲学

近代以来的哲学是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以理性代替上帝的过程 ,其实质是以理论的方式表达了人的独立性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生存状况。现代哲学的使命则跃迁为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把异化给理性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个人 ;马克思哲学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个历史大尺度 ,为当代哲学确认了消解对物的依赖性的历史任务。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自觉地承担起把人从抽象的普遍理性中解放出来的使命 ,承担起了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使命 ,正是这一哲学使命理论地塑造和引导了新的时代精神。     

略论奴隶社会前期的土地制度——兼驳“东方公有、西方私有”的传统观点

长期以来,在奴隶社会土地制度问题上,我国史学界流行着一种观点,即“东方自始至终公有,西方自阶级社会之始就私有”,直到目前,这种传统观点仍占据统治地位。东、西方奴隶社会前期的土地制度果真是按照两条道路发展的吗?一九七九年出版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把希腊、罗马城邦共和时期的“城邦所有制”,解释为一种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中间阶段的所有制。这无疑为我们探索奴隶社会前期的土地制度提供了新的启示。我们认为,在奴隶社会前期(奴隶制大帝国建立前),无论东方(包括中国),还是西方的土地制度,都处于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的“中间阶段”,都属于“农村公社所有制”。它既不同于原始社会的那种氏族公社“共同耕种、共同消费”的公有制,也不同于奴隶社会后期(奴隶制大帝国时期)的具有“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制,而是“集体所有、个人占有”的过渡阶段的所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