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少数民族通婚圈变迁及其动力机制研究——以云南省陆村拉祜族为例

"通婚圈"是研究少数民族婚姻模式变迁的重要内容,是衡量民族关系的指标之一。本文以云南省陆村拉祜族通婚圈变迁为例,从发展学视角探讨了我国少数民族通婚圈的变迁及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不同历史阶段通婚圈的变迁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贫困、发展、发展干预和社会变革在拉祜族通婚圈变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关注的农村通婚圈缩小现象

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当前中国国民的通婚范围总体看呈扩大趋势,但是在许多农村地区的通婚圈却出现内卷化、缩小化迹象。通婚圈缩小有着多方面的社会原因和负面的社会效应,应当深入研究和积极应对。     

云南边民通婚引发的社会问题及其应对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这三国边民通婚历史悠久。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云南经济快速发展、民族和睦团结,边疆社会稳定,大量境外的缅甸、越南、老挝三国边民入境云南边境通婚,并且通婚人数逐年增多,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些边民的通婚,给云南的经济建设、民族团结、宗教和谐、边境安宁等工作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开放与选择——婚姻圈文化论

人类走向进步的道路是开放与选择。开放与选择首先出现在人类第一种社会关系即婚姻关系中。婚姻涉及到人类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双重交流与沟通,涉及到人类种质、体质和文化素质的优化组合与整体发展。“婚姻圈”是指人类由种族——阶级——文化所限定的通婚空间和范围,或者由地域空间所限定的通婚范围。人类的姻婚史就是不断突破原定婚姻圈的限制,向着更高更大的婚姻范围运动。婚姻圈的运动史就是人     

唐代公主的婚配特点及分析

婚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其社会功用在于"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①。封建等级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往往实行集团内部通婚,不仅考虑其自身及家族的现实利益,而且更多地顾及到整个社会中错综复杂的各个集团之间的政治、经济等利害关系。这种封闭式的婚姻圈,实际上是相互勾结、相互依赖、俱荣俱损的社会政治集团的结合。在唐代,最高统治者正是通过这种政治联姻,来密切统治集团的内部联系,以期达到巩固、稳定统治秩序的目的。有唐一代,与皇室联姻的婚姻集团有窦氏、长孙氏、郭氏等,而始自…     

云南跨境婚姻管理

云南跨境婚姻存在如下困难和影响:通婚办证难、登记率低、“事实婚姻”家庭增多;“黑人黑户”现象突出,加大了边境地区社会管理难度;事实上的不平等,导致跨境通婚家庭持续发展的能力弱;不合法婚姻有扩大的趋势,给边境社会治安与边境稳定埋下隐患.在国家层面,应提升边民通婚管理理念,建立国家间磋商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云南省层面,建议出台适应边民通婚的法规,统筹协调强化管理,加快边境经济快速发展;在涉边州市县层面,应结合自身实际,不断探索创新边民通婚的社会管理模式.     

略论云南历史上的族际通婚

族际通婚即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联姻,是促成民族融合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之一。在我国,族际通婚主要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通婚联姻两种基本类型。本文谨据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族际通婚的历史渊源,汉晋之世夷汉通婚的"遑耶"制度,以及南诏、大理时期和元明以来的族际通婚的历史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与社会功能,进行探索讨论和归纳总结以供参考。     

唐代百姓通婚取向探析

唐代百姓通婚中存在着两种明显倾向,即等级观念和择婿、选妇各有标准。唐代社会中存在的三个主要阶层——贱民阶层、百姓阶层和官员阶层基本都以阶层内婚为主;唐代百姓择婿重才和重未来发展,娶妇则重德、重财。唐代百姓的通婚对唐代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唐代后期的贫女难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山东旧族高门的身份特征,加速了旧士族的消亡;贫女难嫁的观念还对宋代社会产生了直接影响。     

契丹婚制婚俗探析

婚姻制度和习俗,有它相对的稳定性和传承性。我国古代东北契丹族进入文明时代后,仍然保留着较为浓厚的原始婚制婚俗遗风。剖析其婚姻制度与习俗,对深入了解和认识契丹社会历史发展将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一、契丹婚制基本形态辽代契丹人姓氏基本为耶律、肖二姓,实行两姓通婚制度。皇族婚姻范围相当严格:“王族惟与后族通婚”。贵族与庶族通常亦不许联姻。皇族、后族,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     

当前农村婚姻流动的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婚姻流动是指社会人口因通婚而在社会阶层和社会空间中移动的现象。婚姻流动是社会流动的形式之一,在我国农村,婚姻流动还是一种主要的人口流动方式,其影响远远超过了移民等其它人口流动方式。农民以通婚为途径迁居他乡形成了农村中持续不断的人口流动,这种流动客观上对农村各地社区间的成年人口性比例起着自发的调节作用;主观上则反     

论新疆穆斯林传统的通婚规则

通婚的规则是指禁止通婚与允许结婚的范围与对象。婚姻行为不是男女两个人的私事 ,不能完全以个人的好恶来决定配偶的选择 ,可以和什么人结婚 ,不能与什么人结婚 ,各种社会都有一套严格的制度或习俗进行限定与规范。通婚规则就其限制内容来看一般可以分为文化的与血亲的两类 ,前者是指由于文化的原因 ,诸如宗教、民族、社会等级等限制或提倡通婚 ,后者是指在一定血缘关系的亲属间限制或提倡两个血亲群体或个人的通婚 ,如氏族外婚、乱伦禁忌、姑舅表优先婚等。家庭婚姻制度是发展变动着的体系 ,通婚规则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动而有所不同。历史…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通婚评价新论——兼论如何认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

唐朝初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同文成公主通婚,历来被当作中国历史上民族友好的典型而加以讴歌赞颂,史家每每论及此事的著作和文章无不如是说,似乎已成定论。但是,“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如果我们把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联姻“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深入考察一番的话,就会发现上述的所谓“定论”很难说是全面和正确的。本文现就这一问题作一些深入的考察和探讨,并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境域祭祀圈与宗族社会——以福建柘荣十三境为例

境域祭祀圈是一种在东南沿海地区常见的地域和信仰紧密结合的最基层的祭祀系统,影响广泛。在闽台等地,由于宗族文化发达,境域祭祀圈在发展过程中也打上宗族文化的烙印,表现出地域、信仰与血缘相结合的特点。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福建柘荣十三境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境域祭祀圈的原生态,为我们观察历史上的地域、信仰与血缘关系提供具有代表性的活化石。本文以深入的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的解读相结合,来揭示以马仙信仰为纽带的柘荣十三境祭祀圈与家族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侧重分析宗族势力对十三境信仰系统的影响及其历史演变过程。     

基于跨文化视角下对城市回族流动人口族际通婚认知结构的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社会背景下,城市流动人口日益增多。本文借助对跨文化群体即从西部农村进入东部城市的回族流动人口族际通婚观念的考查,探索其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影响因素。依据民族心理学和生态认知心理学有关跨文化研究的观点,对引发该群体族际通婚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原因做出了尝试性的解释。最后,面对族际通婚客观事实,对继承和弘扬回族文化作出了思考。     

回族语言文字探析

关于回回民族的来源,大部分专家已考定,一部分来源于侨居中国的波斯、阿拉伯商人;一部分来源于成吉思汗西征时被迫东迁的中亚细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他们由于通婚和社会经济关系,在与汉、维吾尔、蒙古等族人民长期相处的过程中而形成为一个民族。但这个民族在语言文字上,除保留了一小部分汉语所没有的语汇外,基本上使用的是汉语言、文字。这就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源于外来人的回回民族没有保持自己     

中国古代甥舅、姪姑称谓浅释

在我国古代众多亲属称谓中,甥舅、姪姑两组称谓,颇能反映这些称谓所产生的社会形态及社会根源。为了说明甥舅、姪姑关系,首先有必要说明古代社会的婚姻关系。"母系氏族公社实行族外婚,一个氏族可以同其他许多氏族通婚,或在两个氏族同级的男女(即     

马克思与麦金太尔之正义观：比较与启示

马克思和麦金太尔虽没阐述系统严谨的正义理论,但他们对社会正义问题都有深切的关照和深入的思考。马克思和麦金太尔在探讨社会正义问题时有共同之处,但又有本质的区别,通过对正义的首要对象、正义的逻辑起点、正义实现的途径以及正义的旨向等方面进行比较,从理论上厘清马克思与麦金太尔在正义观上的紧密联系和不同的学术见解,可为我们社会正义观培育与建构提供多元视角和借鉴意义。     

唐朝民间民族通婚在《太平广记》中的反映

唐代是一个富有开创性的时代 ,作为社会生活重要方面的婚姻亦不例外。由于正史中有关民间民族间自由通婚的记述乏善可称 ,而唐律的规定又过于法律化 ,与现实生活并不完全对等 ,现存汇辑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的最大一部类书《太平广记》中的丰富文献史料可补正史之不足。唐代民族之间的自然融合带来了大范围的通婚 ,从国家政策看 ,政府并不鼓励这种通婚 ,通过《太平广记》狐篇可知中土人士对胡汉通婚是持反对态度的     

新疆南部农村维汉通婚调查

文章在对新疆南部农村维汉通婚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南疆维汉通婚的特点,重点阐述汉族村落内的维汉通婚情况,探讨维汉混居村落的通婚少于维吾尔族村落和汉族村落的原因,指出维汉群体对通婚行为的态度差异还受到各自行为方式的影响。     

元代色目高丽通婚举例

元代普遍存在着族际通婚。本文通过举例 ,论证了色目人与高丽人之间的通婚 ,希望对于元代中韩关系的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