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先行”与“事求有据”:宋学与清代汉学之异——以道统说的成立与解构为中心

道统是南宋道学学派的核心命题之一,也是涵括各种错杂话语的叙述综合体。本文从诠释学角度切入,将道统系谱的排定和宋学对汉学的反拨对应起来,将道统成立解读为经典诠释转型的结果。论文通过讨论朱子的经典诠释法,以及阎若璩辨伪《古文尚书》对道统叙述造成的影响等问题,试图显明义理与考据在经学诠释史中地位的升降变迁,以及由此显露出的宋学与清代汉学在学术理念与经学立场上的差异。     

出土简帛与经学诠释的范式问题

经学没有死亡,还有强大的生命力。百年来经学研究跳出了汉学与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而出现了古史辨派、唯物史观派与现当代新儒学三种范式,这三种范式均有自身的渊源。随着新材料(特别是出土简帛)的问世和新方法(特别是在西方诠释学刺激下中国经典诠释方法的重新审视、发掘)的讨论,经学研究有了锻造新的范式的机缘。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关于礼乐文明的解读,有了重新认识的可能。与西方经典诠释相比,中国经典的经—传诠释系统是开放式的,中国经典诠释的特征是以人为本位和以道德为中心的。     

冯友兰“照着讲”对“宋学”的当代发展——基于诠释论视阈的考察

冯友兰对中国传统哲学有所谓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态度。就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同质性言,都关涉到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现代诠释这一根本问题;而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在冯友兰这里主要表现为哲学史的整理与哲学理论体系创作即不同研究任务上的差别。从哲学诠释论的视阈看,冯友兰的照着讲并非只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简单整理与使之系统化,在积极继承中国传统注经汉学、宋学的基础上,其创造性地引入近代西方的逻辑分析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等现代诠释理论,提升和发展了汉学,尤其是宋学的诠释意蕴。     

郭嵩焘《大学章句质疑》对朱子的辩难及其思想史意义

朱子学在晚清突破乾嘉汉学的藩篱,迎来中兴和复振。如何对待朱子学、如何回应时弊成为以郭嵩焘为代表的晚清理学群体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郭嵩焘以朱子哲学体系建构的核心依据《大学章句》为切入点,兼采汉宋,无所依阿,诉诸经世,从文本到义理向朱子展开系统的辩难,显豁出依违朱子的鲜明特质。它一方面绾合汉学、宋学和经世致用之学,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开显出诠释《大学》的新维度;另一方面在理学中兴的视域下,以“尊经即所以尊朱子”为宗旨,指明判释朱子的新视角和新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由郭嵩焘这一个案透显出晚清经典诠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浓郁色彩。     

孔子经典诠释学思想发微

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实践,而且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学”理论。它不仅不同于西方诠释学,也不同于中国“汉学”与“宋学”的诠释学。它不仅回答了被诠释文本的新的意义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还回答了诠释者的新的主体性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即阐明了经典诠释怎样生成道德主体和知识主体。因此,通过揭示“存在者变易”,即作为存在者的主客双方都会在诠释中发生改变的事实,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具有“前存在者”的存在论意义。     

论《诗经》汉宋之学的异同

《诗》汉学与宋学有根本歧异,这表现在：一,《诗》宋学重视文本对阐释行为的规定作用,而汉学则否;二,《诗》宋学重视内向自律,而汉学则重视外向规范;三,《诗》宋学具有远为丰富的文学质素。不过《诗》汉、宋之学的歧异,并不能掩盖二者之间的极为深刻的一致性。宋学在更新《诗》学观念、阐释方法、具体解说、观照方式及目的方面的不彻底性,表明了它依然携带着汉学的遗传基因。     

再论宋学与现代新儒家

本文在比较宋学与汉学不同、分析宋学的特点和矛盾的基础上,再次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在心性论的旨趣还是在对传统的诠释上,现代新儒家都表现了宋学的特征,是对宋学的继承。文章并指出:现代新儒学需要解决如下两个问题:一是学理上的客观化,将“传统”义理上升为价值理性意义上的客观真理;二是在“我”字上致力于“个我”和“众我”关系的探究,以能明体达用,于无用之中有大用。     

汉宋兼容与曾国藩的古文理论

曾国藩是晚清时期提倡汉学与宋学兼容互补的代表人物,其古文理论体系的建构以桐城派的传统文论为基础,以宋学讲求的义理为中心,注重经济,兼采汉学,主张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认为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具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特点。     

王阳明经典诠释的心学超越

从经典诠释建构哲学系统,是中国哲学前进的动力和主流.在经典与诠释的张力下,文本的经典地位发生着转换,诠释的意义追寻发生着游移.王守仁以心学诠释经典,实现了对经典诠释的超越.他以古本为基,透显了对原始儒学的复归.其诠释经典之旨在于得意忘辞,探求圣人之意,把捉圣人之道.他以心为标识,化天理为良知,认为六经不外吾心,吾心自有六经,其"解经"的实质是"解心".     

宋学的历史与历史上的宋学

迄今为止，宋学可以大别为三种：一是明人唐枢所说，包含宋代的所有学问，外延宽泛；二是宋代的新儒学，主要是邓广铭及其弟子一脉的主张，虽然涵盖范围居中，出现的时间却最晚；三是宋以下的理学，主要是清人与汉学相对的讲法。如果包括陈寅恪所说的全部宋学或新宋学，则有四种内涵外延各异的宋学，明、清、民国和当代各生成一种。以宋学为中心，梳理一种学说的历史和历代人们对这种学说的认识的联系及分别，以免强古人以就我，进而分层次把握一种学说在历史上的生成演化以及不断重述的全过程，不仅可以深入认识其前世今生，而且有助于揭示其未来走向。经学具有政治、学术、道德三种价值体系，研究需要齐头并进，宋学研究尤其要三箭齐发，相辅相成，学以致用，才能体现济世安民的初衷旨归。贯通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宋学的历史与历史上的宋学通过历史的延续性变化呈现转换。本来难讲的义理之学，可以用汉学的实证精神来讲道理，或用做汉学的办法来讲宋学。     

汉学是科学吗——现代中国汉学和宋学的对立

20世纪初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加速了科学与哲学的分化,汉学和宋学的对立也被卷入这种分化之中。在科学派一方,丁文江坚持科学万能论,主张汉学是科学,宋学不是科学;胡适认为汉学并非汉儒之学,而是宋学“格物致知”方法的延续和发展,与西方科学处于同一路向。在玄学派一方,张君劢认为宋学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企图以宋学包容汉学并由此重建新儒学;冯友兰则认为宋学是哲学而非科学,正是因为其具有空虚这一不同于科学的特征而成为中国哲学经久不变的主流。而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前,王国维早已对汉宋划界问题有所预见,他较为倾心于汉学并试图调和两者的矛盾,然终不可得。对汉宋划界形成过程的追溯为我们重新思考何谓“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思路。     

从“传统”到“现代”:汉学形态的历史演进

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异质文化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它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在汉学发展史上,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studies)是两种汉学形态:传统汉学从18世纪起以法国为中心,崇尚于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经典研究,侧重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学科的探讨;而现代汉学则兴显于美国,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侧重于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一切领域,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以上这两种汉学形态既在演进中不断丰富发展着自己,又在日趋融合中创造着能够融通两种模式的汉学形态,这就是21世纪汉学发展的前景。     

宋代语言学的汉学批判与其历史性超越

中国古代语言学，在汉代奠定其基本的研究规范之后，历经七百多年的沿革，在宋代发生了极其深刻的思想变革，即宋学的兴起及其对汉学的批判。这首先是由汉学的内在矛盾决定的。汉代的语言学，致力于对先秦经典的解释，以其丰富的实践和经验，使原典语文的理解系统化，发展出独立的语义体系及释义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汉代语言学逐渐否定了用“微言大义”将经典与现实勉强牵合的做法，以纯粹的原典主义统率章句训治，使语言学在淡化其经世致用功能的同时，迅速繁荣起来。然而训治的原典主义，将经典文本的权威绝对化、凝固化，赋予字句的参证…     

王弼的玄学《论语》诠释及其本体诠释意蕴

王弼的《论语释疑》是其带着调和儒道的魏晋"先见"对儒家经典文本《论语》做出的一种玄学化的理解和诠释。这种玄学《论语》诠释主要不是着眼于对《论语》文本本身的释读和理解,而是假借诠释《论语》来注解和说明其为调和儒道而"发明"的举本统末的玄学观念和方法。从其《论语》诠释中确立的举本统末的基本观念和方法来看,王弼玄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儒道两家的"和解"。不仅如此,在诠释《论语》的过程中,王弼以"无"释"道"、以"自然"为礼乐孝悌之本所实现的本体论建构和运用,也使其玄学《论语》诠释本身具有了本体诠释的重要意蕴。其中体现的"六经注我"的诠释特点及其本体诠释意蕴,对宋明理学诠释学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学术的传承与思想的重建——董子的思想系统及其当代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思想的表述,以经典的诠释为其基本的方式.但这种经典的诠释,并非仅仅是一种视经典为单纯历史知识的名物训诂之学.每一时代学术的重心,乃在于其面对经典,继承传统,因任现实的思想性创造.今所谓汉学,其主旨并非专讲考据.董仲舒以<春秋>学为骨干的思想学术系统,其重心亦要在为当时的"大一统"和政治合法性建立一宇宙论的体系,奠定一形上学和超越性的基础.今日儒学研究的总体倾向是侧重其知识性的一面,而对其思想性的现代重构重视不够.儒学因而未能真正参与当代思想理论的创造,失去了它作为中国当代思想的原创性本原和基本理论诠释原则的作用.近百年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儒学和中国哲学研究中思想建设与历史传统两歧及其知识化的研究方式,亟须改变.     

翁方纲汉宋兼采学术思想初探

清代中叶,汉学大盛,宋学衰落,学术界出现了重汉学、抑宋学的风气。翁方纲对此十分不满,提出了汉宋兼采的主张,包括"纂言不纂礼"和"考订衷于义理"两个方面。"纂言不纂礼"赞成汇编资料的汉学方式,反对以复原古制为目的的草率论断。既反思了汉学的局限性,又体现了严谨、客观的汉学学风。"考订衷于义理"探讨了考订与义理的辨证关系,既强调考订的重要性,又主张考订以义理为目的,反对为考订而考订,体现了翁方纲的实用精神。     

主体的多边对话与诠释循环--《管锥编》诠释方法研究之一

<管锥编>对古代经典的诠释实际就是对人生的诠释,是通过诠释经典中有关人生内容的方方面面来解读人生之谜;因而它诠释经典的方法,也因为人生的复杂多变而是辨证的、循环的.本文讨论了这种循环诠释方法在主体的多边对话方面的表现,认为<管锥编>诠释经典时引证材料非常广泛,所引作者毋论古今中外,所引书籍不限学科体裁,在充类至尽的引证中打通学科、语言、地域、时间等各种界限,由于每一条引证材料都代表一个说话的人出场,许许多多说话的人形成了一种多元对话的局面;<管锥编>将经典的诸多诠释文本和相关著作组合为一个意义整体,在经典文本与这一意义整体之间循环往复,使得经典文本的意义得到充分圆满的诠释.     

宋元明经学的兴起与治经旨趣

宋元明经学或曰宋学的兴起,是经学史上一大标志性事件。宋学批评和否定汉学,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是深入经典内部进行的经学变革。宋儒治经的重心,既在"依经立义",又坚持"以理义去推索",以便进达"圣贤藩墙",凸显了道统论意义的经学主旨。宋明诸儒虽多自出"新义",但实际也吸收了汉学的成果,是"尊经"而重道,为完善经典体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体现了所在时代的经学发展水平。     

从“四书”学的确立看朱熹经典诠释的三重逻辑

北宋时理学先驱们继承中唐以来的传统,继续批判佛学异端,并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儒学形态。从北宋二程至南宋朱熹,理学家们构建了一套宏大、严谨的形上哲学体系。程朱新儒学体系与传统儒学体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以新的"四书"系统取代了原有的五经系统,实现了儒家经典诠释文本重心的转换;不仅如此,朱熹重在以义理诠释"四书",并根据对"四书"的义理发挥建立起以天理为本体的形上哲学体系,确立了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在对"四书"进行诠释时,朱熹融合汉、宋经典诠释方法,既注重经典的义理发挥,又不废章句训诂,并且总结了一系列经典诠释方法,在中国古代经典诠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清代《尚书》学发展的逻辑结构及其学术取向

清代《尚书》学的发展呈现出两条并行的学术线索：一是以宋人蔡沈《书集传》为中心的官方经学学术传统,二是以乾嘉以来汉学家为中心的私家《尚书》学研究传统。官方经学与私家著述并行而进,构成了清代《尚书》学的学术体系。由此亦揭示出汉学、宋学之争在《尚书》学层面的逻辑结构：以《书集传》为代表的官方经学和以复兴汉儒马融、郑玄为代表的私家学术传统之间的学术较量。两种逻辑结构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取向,反映了《尚书》学学术体系的内在自觉。